勃列日涅夫的值班秘书扎哈罗夫11月9日8时在总书记接待室开始值班。梅德韦杰夫上校来电话通知说，勃列日涅夫中午要来克里姆林宫，让他请安德罗波夫于总书记到来之前赶到接待室。值班秘书立即将梅德韦杰夫的话转告安德罗波夫，后者当时正在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
勃列日涅夫于预定时间抵达克里姆林宫，心情很好，将安德罗波夫请进了办公室。谈话之后勃列日涅夫用午餐，休息。晚上7点后准备出发前往别墅。
“他在接待室里耽搁了一会儿，让我抽他心爱的‘新新’牌香烟，”扎哈罗夫讲述道，“他被禁止吸烟，他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站在那些吸烟的人旁边闻一闻烟味。当天我也有几分钟充当了这种角色。”
并没有他会溘然长逝的任何征兆。
1982年11月10日上午8时，恰佐夫院士接到勃列日涅夫的卫士索巴琴科夫的电话：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列昂尼德·伊里奇需要复苏急救！”
颇为奇怪的是，一个重病患者家里竟然没有安排固定的医疗值班人员，结果不得不用相当长的时间等待医生到来。勃列日涅夫是在睡梦中逝去的。然而，如果他是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那么有医生在场（或者准确些说没有医生在场）会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恰佐夫急急忙忙赶来（比急救汽车要早）的时候，发现勃列日涅夫数小时之前即已逝世。
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早上8点起床，她当时要注射胰岛素。勃列日涅夫侧身躺着，她以为他还在睡。当索巴琴科夫来叫醒他时，才发现他已经去世了。于是索巴琴科夫按照平日所受的训练，开始为他做心脏按摩，然而已经无济于事。勃列日涅夫是在睡梦中去到另一个世界的，平平静静，毫无痛苦。这样逝世从来都被视作幸福。
恰佐夫院士考虑的不是医疗的问题。他面临一个复杂的任务：第一，如何向勃列日涅夫的遗孀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说明他的死因。第二，谁是这个国家权贵中的头号人物，以好向他报告总书记已经不在了？
“我不排除，”恰佐夫回忆说，“他们接完电话之后，过几分钟我所说的一切便会成为或则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或则内务部长萧洛科夫的一笔财富。我清楚地懂得，关于所发生之事首先必须报告安德罗波夫。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应当掌握事件下一步的进程。”
恰佐夫的决定具有政治意义。谁第一个到来，谁就是继承人。
安德罗波夫在这样早的时候尚未抵达中央委员会。恰佐夫要他的接待室值班的人火速接通他与勃列日涅夫别墅的电话。当安德罗波夫回电话时，恰佐夫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请他立即过来。安德罗波夫并未提出任何问题，但马上便明白了什么事情。
他到来后，行为举止极度缺乏自信。
“不知何故他手忙脚乱，”恰佐夫回忆道，“突然让我们把契尔年科请来。勃列日涅夫的夫人说得颇有道理：契尔年科不能让她的丈夫死而复生，他到别墅来无事可做。我知道，她认为契尔年科是那些为勃列日涅夫提供安眠药的朋友之一，本来医生们是禁止勃列日涅夫服用安眠药的……”
安德罗波夫在恰佐夫陪同下进入卧室，向业已辞世的总书记告别。
“安德罗波夫看见失去的勃列日涅夫时，打了一个冷颤，面色发白，”恰佐夫院士写道，“我很难猜测，此时此刻他在想些什么——大约是在想，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所处的地位多么的高（何况他身患重病）都是要死的，抑或是在想，他日夜梦想的成为党和国家首脑的那一刻已经近在眼前。他突然着忙起来，向维多利亚许诺一定会支持她，关心她，然后急匆匆地道别，驱车而去。”
有位记者援引与勃列日涅夫一家关系亲密的人们的话，在文章中写道：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本人曾说，安德罗波夫取走了勃列日涅夫一直保存在卧室里的一个小手提箱。箱子里究竟是什么呢？
人们询问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她却不知道。仅仅记得，有一天勃列日涅夫笑着说，里面装的是“所有政治局委员的黑材料”。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证实了这点。据他说，安德罗波夫还拿走了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加有密码锁的公文包，那个包平时都由总书记的卫士携带……
勃列日涅夫确有可能掌握着某些有损他的心腹们名誉的材料。据格里申证实，总书记甚至向政治局委员们暗示过，他了解他们的一切。不过更有可能的是，这个皮包中是他需要携带到别墅去的紧急文件，以便晚上翻阅。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都收到同样的材料，但不允许带出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范围。
安德罗波夫取走这些文件，并不是希望得到总书记的档案资料，而是出于15年克格勃工作所培养出来的本能：秘密文件应当放在保险柜里……
伴随已故总书记遗体进入太平间的只有梅德韦杰夫上校一个人，因为勃列日涅夫死在他当班期间。
医学结论确认，勃列日涅夫逝世的原因是急性心功能衰竭：
“列·伊·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患有主动脉粥样硬化，并发展而为腹部动脉瘤，冠状动脉狭窄性粥样硬化，局部缺血性心脏病兼心律不齐，出现心肌梗死后的心肌斑痕改变。1982年11月10日8时与9时之间发生心脏骤停……”
勃列日涅夫的死讯首先通知了克格勃各管理局的局长，他们再报告自己的党内上司。
例如，首都的国家安全局局长阿利金得知总书记去世的消息要早于格里申，尽管格里申是政治局委员。市委正在开会，阿利金接到一个便条：“费多尔丘克同志请你在市党委的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去电话。”阿利金迫不及待，当即走出会场给克格勃主席挂电话。费多尔丘克对他说：“勃列日涅夫去世了。”
阿利金告知了格里申。
一大早应召去见中央书记齐米亚宁的有：宣传部长佳热利尼科夫、对外宣传部长扎米亚京、《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共产党人》主编科索拉波夫、“新闻”通讯社管理委员会主席托尔库诺夫、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斯图卡林、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切尔尼亚耶夫。
齐米亚宁向他们说明，需要草拟两份文件——悼词、告党和人民书。在场的人被分为两个小组。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分别带到不同的办公室，”齐米亚宁说，“没有将文件提交政治局批准之前，不能放你们出来。茶和夹肉面包保证供应。”
齐米亚宁给内务部长萧洛科夫打电话：
“你取消庆祝民警日的音乐会吧。”
他又接通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宾的电话：
“你要取消一切娱乐性节目的播出。”
他对切尔尼亚耶夫则是这样说的：
“你注意看看，苏斯洛夫去世的时候大家是怎么写的……关于党的作用，关于政治局，以便……”
涉及勃列日涅夫噩耗的消息尚未向全国报道，但经验丰富的人已经猜测到了。所有的广播频道都在播送哀伤的古典音乐，电视取消了纪念民警日的节日音乐会的转播。
11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宣布全会开幕：
“党和国家遭受了沉重的损失。最大的政治活动家，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一个忠于事业、具有伟大精神的人，与世长辞了……”
接下来由契尔年科发言。他以政治局的名义建议选举安德罗波夫为总书记。尽管正在致哀期间，中央委员们还是起立鼓掌，向国家的新主宰致敬。12时30分，全会的全体参加者来到联盟院圆柱大厅向勃列日涅夫告别，从他的灵柩旁缓缓走过。
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们露面了几分钟，向亲属们略致慰问，便抽身离去了。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和尤里哀哀哭泣。
1982年11月15日举行了葬礼。追悼大会由安德罗波夫主持。勃列日涅夫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被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边。
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乘飞机前来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后来讲述道：
“我位于来宾观礼台上，有着良好的视界，我看见死者不胜悲伤的遗孀走到勃列日涅夫灵柩近旁，作最后的告别。她瞧了瞧他，俯身在灵柩上，接着（完全确定无疑）对丈夫的遗体画了一个十字。我不胜惊愕。”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永远纪念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决定。
卡马河畔切尔内市更名为勃列日涅夫市。莫斯科的稠李区则改称勃列日涅夫区。在首都和其他四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广场。在广场的名称中不仅提到一位党的活动家的姓，而且加上本名的父称，这大概还是第一次。决定在勃列日涅夫生前居住的库图佐夫大街26号大楼上悬挂纪念牌匾。
牌子很快便出现了，为此莫斯科市委组织了盛大的群众大会，首都的主宰格里申发表讲话。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报纸对这一事件仅仅发表了简短的报道，格里申的讲话则未予刊登。
1982年11月13日，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通过内部决定《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家人的物质保障》。
1．确定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娃享受全苏级别的退休金，额度为每月700卢布，另加补贴100卢布。
2．维·彼·勃列日涅娃可保留目前所免费居住的国家别墅，连同为数最多5人的服务人员和一名别墅管理员，警卫方式不变。
上述国家别墅列入会计开支，服务人员则列入苏联克格勃第九局编制。
3．从苏联克格勃第九局系统为维·彼·勃列日涅娃提供“海鸥”牌轿车一辆和两名司机。
4．确定莫斯科市库图佐夫大街26号大楼内的90号住房归维·彼·勃列日涅娃所有，决定多余居住面积的开支按单人额度计算。
5．为维·彼·勃列日涅娃和列·伊·勃列日涅夫家人保留苏联卫生部第四局系统特色门诊部和特色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以及疗养保障。
6．为维·彼·勃列日涅娃保留下述权利（付费）：订购饮食，使用苏联克格勃第9局的日常生活机构（缝纫车间及其他各种车间），同时在现有条件下使用医疗饮食食堂。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尤·安德罗波夫
苏联部长会主席
尼·吉洪诺夫
在改革年代，所有这些决定均被撤销。礼品被没收——中央公共部的工作人员带着清单来到勃列日涅夫遗孀家中，四处搜寻贵重物品：“那把马刀和一套茶具在哪里？”随即让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搬出别墅。已故总书记的女婿丘尔巴诺夫被投入监狱。城市街道不再冠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纪念牌匾从库图佐夫大街那幢大楼上消失不见。经查明，原来是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斯坦凯维奇将其赠送给了柏林极权主义历史博物馆。勃列日涅夫一度拥有一套住宅的库图佐夫大街26号的大楼墙面暂时空空如也。
结尾的话
勃列日涅夫在一片赞许的掌声中成为国家第一号人物，而他离去时却伴随着公然的嘲笑。他似乎已经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趣谈。在那些年里，任何一群人中都会有一个人，在一片哄笑声中惟妙惟肖地模仿他说话的方式。然而岁月流逝，当年人们如何生活、思考和感受已经迅速被遗忘。对待勃列日涅夫的态度亦已开始改变。据说，“停滞”并没有那么坏，勃列日涅夫在国家的历史上也曾发挥过正面的作用。
人们将勃列日涅夫视作镇静、可靠、稳定的象征，而这些正是近年来我国人民所严重缺乏的。不单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和养老金领取者们带着怀旧情绪追忆勃列日涅夫，将他的时代称为黄金世纪：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对于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人们开始生活得更好——能得到住房，购置家具和服装，去海边休养。人们还谈论当时犯罪率很低，对明天充满信心，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竭尽所能地利用了计划制度下可以利用的长处，建立了足够使用20年的后备力量。是的，香肠还不够多，但建成了国家至今依靠它生活的国民经济。这些人提醒说，时至今日国家仍然依靠石油和天然气过日子，而这些资源的出口正是肇始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他铺设了通向欧洲的管道，从而带来滚滚财源。
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多年之后，我们对他的了解依然太少，不清楚他推进了什么，他希望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什么。一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毫不中用的领导人，他将国家引向了灾难；另一些人则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都只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他却是一个并不暴虐、不爱记仇的人，信奉一条原则：你活，也要让他人活。第三类人坚信，他比他那些葬送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继承者要好得多。
问题当然不仅仅也不完全在于他的性格和气质，虽说在一种僵化制度的条件下，社会高度取决于国家头号人物的个性。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数年，苏联开始崩溃。究竟是勃列日涅夫的遗产成了这种情况的原因呢，抑或相反，是继承者们滥用了他们所得到的东西？至今并无统一的见解。
我国的历史一直呈螺旋式发展。一旦掌握政权，统治精英们便牢牢抓住不放，连最必不可少的变革也不容许。到了一定时刻，变革终究会开始，于是迅即转化而为涤荡一切的不可控制的自发势力。貌似牢固的上上下下的政权，所拥有的可依靠力量是如此微弱，在强大浪潮的冲击下根本无法坚持。
一个新的政权上台，重又试图禁锢一切。沙皇时代是如此——最后以血腥的国内战争告终，苏维埃政权时代也是如此——最后以国家的瓦解和流血的冲突告终。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所有的人全都期待着变革，因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表示欢迎。改革成为摆脱大家早已腻烦、深恶痛绝的政权的节日。那些谁也没有选举过、自己任命自己身居高位的官员们发现，人们憎恨和鄙视他们。然而苏联的混乱、瓦解和消亡，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绝对全然出乎意料。谁也未能预想到，国家会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
改革的种种口号被看做早已酝酿成熟和完全必要的。不过，接着随之而来的却是……于是便有许多人将勃列日涅夫年代作为幸福美好的时光加以追忆。然而，难道有过错的倒是提供自由并试图纠正往昔错误的统治者，而不是那个意识不到自己的义务、将国家紧紧禁锢、阻碍其发展的人？不满的情绪在沸腾，于是让制度变得温和、打破一道道铁箍的第一次尝试，便导致装满弹药的桶子发生了爆炸。
如果当局不对各种社会需求充耳不闻，国家本来不致崩溃。如果它不去试图禁锢社会，而是允许它正常发展，绝不至于如此。不过勃列日涅夫和业已僵化的那个制度根本不可能施行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变革……
而所有的一切在开始之初都很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64年10月的那个日子，当时我伸手翻开一份刚刚出版的报纸，一眼便瞧见了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大幅照片，他还相当年轻，招人好感，面容和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