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正值草木葳蕤之季，来到北大最美丽的居所，有一种游公园的感觉，心里欢快如同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几幢小楼中间，环抱着一池碧水，中有粉红色的荷花和雪白的睡莲，亭亭玉立，洁净无瑕。池四周，是湜湜杨柳，风起时一齐做舞蹈动作，婀婀娜娜，袅袅依依。窗棂下，有一排一人高的长青树，树冠阔达丈余，蓬蓬勃勃，青青郁郁。鹅卵石甬道旁，有修竹像闲云野鹤般挺立着，一副无求品自雅的高僧神态，心闲气定，从容不迫。
少年时，季先生是由山东一贫瘠的农村走出来的，发奋地用功，使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同时考取了清华。当时的考题之难，今日听起来，犹觉头皮发麻。比如英文考试，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半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翻译的高难度，简直就不应是高中学生们承受得了的，若放到今天，中文系的正教授者，答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吧？这还不算，最后又加试英文听写，其难度，全考场也没几个人能听懂。那一年从山东来的考生，只有三人榜上有名，季先生即其中之一。后来为了出国深造，季先生忍痛放弃北大而上了清华，又留学德国，喝了11年洋墨水。40年代学成归国后，经陈寅恪先生介绍推荐，以副教授身份进北大任教，只第10天头上，就被聘为正教授及东方语言系主任。后一直在这“官”位上迎接了解放，度过了50年代、60年代的急迫时光。最高时曾“官”至北大副校长。今以九秩之年，成为北京大学的代表性人物。
我在进门前，曾数次展开想象的翅膀，猜测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仪容将是多么威严，风度该是多么翩翩，简直是云端里面的人物了。全没想到，来为我们开门的，竟就是季先生本人。
也许说他是一位老退休工人更加贴切。高高的个子，清癯，瘦长。银白色的寸头，仁慈的目光，脸上的表情是佛像一般的平静。一袭藏蓝色的中山装，圆口黑布鞋，都已穿得很旧。说话很简洁，没有热切的寒暄，只一句“进来吧”，转身即带路往里走。一切都很平静。
我被他的普通和平易所吸引，原本像卷叶一样的敬畏之心，慢慢伸展开了。
为什么会想到“普通”这个词呢？因为季先生与我想象的“气派堂皇”、“威风八面”、“口若悬河”、“动静皆惊人”，等等，实在相去太远，请别忘记那时我刚刚做文学编辑，见人说话还脸红呢，在后来的十多年编辑岁月里，我曾拜访过无数名人，到过许多人的家，有一些已经淡忘了，但今天回忆起季先生的家，犹觉一切历历在目。当时的我的确很惊奇，也很受震撼，不单季先生本人，就是他的家居布置，家具陈设，也与“华贵”、“堂皇”这样的词藻风马牛不相及。除了不算大的书房里那四壁古书线装书显出气派之外，其他的陈设，和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沙发，也没有软椅，季先生让我们就座木方凳，他自己坐在床上，那是一张木板单人床。他的话很少，音量不高，以平等的口气答复我们的问话，所用的词语都很普通，没有废话，脸上始终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
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我们进门之前，季先生显然正在伏案工作，几本摊开的书，一摞稿纸，一支老式钢笔，笔帽倒插着。一张硬板凳横在写字台前，显然是老人刚刚坐过的，而本来属于那个位置的藤椅，却被挪在一边，上面有一黄一花两只肥硕的猫咪，勾头搭爪睡得正香。由此可以见出季先生为人的仁慈，他是宁可自己坐冷板凳，也不愿吵醒猫咪的懒觉，对猫尚如此仁爱，那么对人呢，可以想象，更会是怎样的慈悲为怀。
多少年以后，我读到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女士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文革”骤起时，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小将游斗一大批北大的学术泰斗，只见季羡林先生走在队伍里，脸上还是那一副平静的神色，眼光落到小将们身上时，依然是仁慈的，只是多了一些怜悯，他是在怜悯青年学生们的无知，所以，他并不怪罪他们！
仁慈自有伟大的力量，虽然它通常只以沉默的方式说话，却是无人能匹敌，藏了千军万马在心里。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它来源于对世事的洞穿，对自身道德良心的自信，以及对目标的坚定不移。普通中更藏有最强大的力量，日月经天是普通，江河行地是普通，世人遵守的第一准则都必须是“普通”二字，可以说世界的最基本依据就是普通。望着季先生那一副平静、仁慈、普通的样子，我禁不住想，平静是真，仁慈是善，普通是美，集真、善、美于一身，季羡林先生就是这么让人尊敬起来的吧？
告辞的时候，季先生执意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在长青树前握别，然后，一直看着我们沿鹅卵石甬道走远，逐渐消失在花木之间……
后来，我又到季先生家去了第二次，那已是80年代末的一天，依然是满园花树的季节。这回是和几位作家朋友同去的，季先生仍是一身蓝布衣裤，清癯的身躯也依然笔直。然而这回先生的面容极为严峻，说话一反常态，口吻急促激昂，直言不讳的话语对着并不熟稔的我们，竟然一点不藏藏掖掖，遮遮掩掩，那种临危不惧、不乱的风姿，充分显示出这位睿智老人一辈子的人生识见、人格高度和胸襟。从那以后，我对季先生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并不是个只知蜗居书斋里做学问的腐儒，而是秉持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一高贵血脉的传统士人。
有风骨者并不一定都是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之士。
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加快前行的中国来说，虽然越加是商品大潮、经济大潮的年代，但文坛和学界也并没有被打入冷宫“深院锁清秋”，相反，文化界始终是“弄潮儿向涛头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热闹的。
在这些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中，季羡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大学者、大作家、大文化名人一样，被当作光环和旗帜，身后永远攘拥着众多追随者。季府的门槛都快被人踢破了，来访的客人一拨儿接一拨儿，以至于老人常常连5分钟的歇息时间都难得。就这样，季先生还不让家人挡驾，就连一个普通学生想来请他签个字、听他说几句话，也不让阻拦。他说：“别让孩子们说，连最慈祥的季爷爷也见不到了。”
这种情况下，我再也没有到府上去打扰季先生，我觉得人应该有感激之心，老人越是替别人着想，我们就越应该为他的身体和工作、写作着想，作为编辑，谁不想得到好稿子，但如果是以损害了季先生的身体而“抢”到的，良心安在？
不过说来，我的运气真是好，季先生认认真真地认可了我，这主要是缘于两封约稿信。
那是1992年“文荟”副刊正式创刊以后，我提议搞了一个题为“永久的悔”无奖征文。我以商量的口气，给季先生写了一封约稿信，问他愿不愿意为我们写上一篇？孰料，信发出去的第5天头上，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记得当时我一看信封厚厚的，还暗自思忖：可能季先生不想写这文章，就寄来别一篇稿子顶替，不然，哪有这么快的？
待我展开信封一看，差点儿喊出来！还真是先生专门为我们写的，题目是《赋得永久的悔》，全文4000多字，是季先生那一贯的整整齐齐的手迹。我真想不出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刨去一去一来的邮寄时间，顶多就剩下一天了，一天，一位年已耄耋的老人写4000多字，神了！
读罢文章，我全理解了，季先生是触景生情，欲罢不能，一口气写完的。今天比较起来，如果说《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一首小夜曲，那么《赋得永久的悔》就是一阕交响乐，一会儿是哀伤的慢板，一会儿是大弦小弦齐鸣的交响，主旋律是思念母亲的哀伤，回环往复，层层加深，让我想起“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的悲凉意境，心里酸酸的久久缓不过来。
他写的是童年在乡村，家里赤贫，长年吃不上“白的”（指麦子面），母亲终日操劳，有一点好吃的全给了他，自己吃糠咽菜也心甘情愿。后来他6岁离家出外求学，发誓好好挣个前程，迎养母亲，报答养育之恩，谁料学业未成，母亲就去世了，最后连想见一面日里思念、夜里哭想的儿子也没实现。母亲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句话在季先生的心上重压了一辈子，越到老年越感到承受力之重，现在终于总结曰之：“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指红高粱饼子，又苦又涩，季先生当年谈‘红’色变）。”
这么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真是求之不得，我们赶快以八栏、半个版的最高规格，发了。说来读者真是和我们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回馈回来好多信息，纷纷赞扬季文写得好，情文并茂，征文来稿和关注征文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
但怀着深厚感激之心的，似乎更是季先生。由于对这篇直抒胸臆、情情切切的文章非常偏爱，季先生多次同意将它选入各种散文版本里，他自己的一部散文集，还以此篇题目命名，可见心心念念。季先生却绝不说是他自己写得好，总把功劳归在我头上，几次写文章都说是我给他出了一个好题目——给这样一位仁爱的长者当编辑，何其幸运哉！
“永久的悔”征文结束后，“文荟”脱颖而出，也加深了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据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先生每天必读光明日报，即使是在患青光眼治疗时，自己无法读，也让家人给念。那几年，季先生一有好文章，必寄给“文荟”，我们连续发了《三个小女孩》、《我眼中的张中行》、《哭冯至先生》、《悼许国璋先生》、《这个惑你不必解》等，给光明日报增色不少。其中《三个小女孩》被《读者》、《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巨大，季先生又不说是他自己写得好，又把功劳归到我头上。
《我眼中的张中行》一篇，还要单独提出来说说。这一篇也是我给季先生出的题目，当时是中国和平出版社约我编一部《张中行精品欣赏》，要求是“名家评精品”。其中选了张先生写北大红楼的7篇，想过来想过去，只有季先生能够从平起平坐的高度上，写出张文的神韵。可季先生写不写，这回更没把握了！约稿信再度飞往朗润园，还附带有三个“限制”，第一限题目，第二限字数，第三限交稿日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来了，说是：“这样‘霸道’的约稿信，我从来还没有收到过。”顿时把我弄得脸上火辣辣的。
可是季先生笔锋一转，又说道：“小蕙出的题目实获我心，出到我心坎上了。……好久以来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只是因循未果。小蕙好像未卜先知，下了这一阵及时雨，滋润了我的心，我心花怒放，灵感在我心中躁动。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欣然接受呢？”
这篇文章中，季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称赞为“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发表后，竟引来中青年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孙郁的电话，非常钦佩地向我称道季先生的人品。请看季先生的这一段评价：
他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决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需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问家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道：“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的高明之处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也把他自己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于此处，我们便又发现了季先生的一条优点：为人忠厚，品质高洁。后来，有一次我也听到过张中行先生在背后赞扬季先生，为叹曰：“人家季先生多有学问呀，季先生可是高明人！”
两颗巨星相遇，能撞出毁灭，也能碰出火花、碰出激情来。
从那以后，季先生对光明日报的感情，竟变得难以割舍了，凡是报社请他参加的学术活动，甭管是文化的、教育的、经济的还有其他什么，多忙，多累，他都不推辞，尽量挤出时间来参加，以报知遇之恩——单想想老人已是老树一样的高龄，身体、精力都渐渐供不应求，却还“绝无去八宝山的计划”，有一大堆学术研究的、文学创作的、教学科研的……工作计划亟待完成，就能知道季先生是怎样在惨痛地牺牲自己，为报社默默奉献。我听说，遇有别人对光明日报提出批评，他也每每站在理解报社的立场上，尽量加以维护，他是衷心希望光明日报越办越好啊！
我常常想，这是多么君子的一位老学人，对世界永远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态，一辈子尽量为他人着想和奉献，哪怕十分为难、委屈自己，甚或自己吃了大亏，也在所不辞。他心中还永远没有求回报的一丝杂念。一旦得人一点好处，哪怕是徒子徒孙辈的小人物，也念念铭记心间，恨不能用如椽巨笔书写在蓝天白云之上，让满天下的人都知晓，真正达到了“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大化境界。这年月，“君子”是对人的一种最高赞扬了，因为君子已经变得十分稀少。
前不久，在令人神往的北京大学，我又一次见到了季先生。这回是在浮动着淡淡书香气的怡园内，人民出版社在那里召开《世界文明史》首发出版座谈会，作为这部巨型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季先生亲莅会场并发表讲话。
大约有两年不见，老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身体更清癯了，那一袭藏蓝色的中山装，竟形成一种飘飘荡荡的感觉，人似乎瘦得就剩下了骨头。脸色很苍白，上面满是疲惫之色，仿佛力不胜任了似的。脚下也有些蹒跚，一小步一小步地，迈得很小心。同来的张中行先生，比季先生还大一岁，步子却比他还硬朗，季先生是太累了吧！我的心有点酸了：唉，到底是年月不饶人，世人不应再叼扰老人了！！！
可当季先生站起来讲话时，却换了一个人似的，依然显示出他的强大。虽还是用一贯的平缓口气，用词也还是普普通通，但他一下子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正在迎接新的世纪，依我看，下个世纪与本世纪不同的，是人类都要具有世界眼光，做一个世界人。我们要问自己：做好这个准备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