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人口最拥挤的国家，经常是一个大家族，塞在一处狭小的院落里，争吵是难免的。“你家有多少人？”你问隔壁邻居。“一二十个吧。”他随口答道。“什么东西都成了公用的？”你问。“没错。”这是最常见的对话。这十五到二十个人，可能表明不是四代同堂，就是三代共一个大门，就这样靠一种买卖或一块田地维生，收入“公”有；所有家人的生活，指望着这份“公共”财产。兄弟们为公共基金献出时间和精力，但妯娌也属主要家庭成员，她们却很难和平共处。老的难免欺负小的，而小的又眼红老的特权。她们全都拼命让各自的老公感到，他在这个利益集团中最吃亏。
家庭冲突的一个源头，便是他们的子女。这样的环境，形成的压力，哪个社会能扛得住？西方“经营”极佳的家庭中，这种烦恼依然不少，而在中国庞杂而拥挤的生活中就更多了！意见分岐，与人们各有动机和利益一样，缠夹不清。钱财、吃喝、衣物、孩子、孩子间的斗殴、一条狗、一只鸡，都会触发不息的争吵。
中文里有一个极为“叵测”的字，可以用来表示生气，可以意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字就是“气”，它在中国各种哲学和实际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一个人发怒就是生气，中国人相信，这“愤怒的物质”能伤害人体，因而暴怒经常视作失明、心衰等各种病的重要原因。中医首先要问病人的一个问题，便是，“是何事让您如此动气？”在中国见多识广的外国医生认为，中国人的气，可让中国人做出任何事来。下面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这一点：一个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的男人，有一个老婆和几个孩子，其中两个很幼小。1889年10月，他老婆死了。这让这位老公很愤怒，他回答别人说，他非常依赖老婆子，实际上是因为他完全不懂如何照顾孩子。他狂怒之下，拿起剃刀，朝自己肚子上狠划三刀。他的几位朋友后来用棉线帮他缝合了伤口。六天之后，此人再次生气，把伤口扯开了。两次生气之后，他自己都不明白干了些什么。但他已从这些可怕的伤口中恢复过来，半年后，他居然走上几百英里，到一家外国医院看病。他腹部的伤口已愈合一部分，只留下一个小瘘管，但肠道的功能受到破坏。这是生命力顽强的又一鲜明例子，我们前面已谈过这个问题。
大声地命令或批评他人，这在中国已成习惯。心平气和地劝告他人，并随时停下来，听对方的回应，这种心态，中国人几乎是做不到的。他一定要高声大气，必须打断别人的话，这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需求，就好像一只狗兴奋时就要吠叫一样。
中国人已把咒骂的技巧提高到只有东方人才能具备的高深境界。一张嘴，污言秽语就像一条臭水沟那样奔流不息。在这方面，英语实在甘拜下风。其恶毒让人过耳难忘，令人想起伦敦比灵斯门鱼市的卖鱼妇。相互之间，稍有磕碰，马上开骂，就像碰在一起的两根电线火花不断。这样的话，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全都用得精熟，并且从来如此，各地如此。常常有人抱怨道，女人骂得比男人更下流，持续时间更长，这表明此话是有道理的：中国女人因裹脚而丧失一切，好像又以她们的玲珑小嘴弥补了。咿呀学语的孩子，就从父母那里学会骂人的土话，还常常用来咒骂父母，而这被认为很有趣。咒骂，已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没有社会阶层的区分。文人和官僚，哪怕首脑，一旦发火，苦力们的污言秽语，也从他们嘴里喷吐而出。老百姓在街头巷尾碰面，用谩骂打招呼，对方也同样高兴应答。
西方人骂人，有时声音不大但恶毒，但中国人的咒骂要是声音不大就没作用了。英文里脏话，是一颗带翅膀的子弹，中文里的脏话，则是一只涂满污物的皮球。这种骂人的话，多数被看做一种咒语或诅咒。某人种的麦子，穗头被拔掉了几个，他就会站在自家门前的小路上的路口，跳脚大骂那个“阴坏”的家伙，尽管通常他已猜到是谁干的“好事”。这个举动有两层含义：第一，向大伙宣布他的财产损失情况，表明他怒火冲天，心里的气总算发泄了一些；第二，作为一种言语上的惩戒，警告有人再捣鬼会很糟糕的。而那个捣蛋分子（想象中的）则是躲在一边，敬畏地听着针对他的诅咒。当然，他不能断定自己是否被人察觉，尽管通常察觉可能性不大。不过那个受害者可能完全猜到是谁干的，但当着街坊邻居大骂一通，也就满足了，正告那个心知肚明的罪犯，警告他别再捣乱。要是受害者被激怒了，这样做，就是无疑宣告他将报复。这就是中国人当众骂人隐含的奥义。他们也坦承，这一套既无法阻止偷盗，又未必能预防再次袭扰，因为人事繁冗，小偷或其他罪犯未必就听到了骂声。
女人好“骂街”，她们会爬上房屋的平顶，骂上几个小时，或直到嗓子嘶哑才罢休。一个体面之家要是能挡得住，是不会允许出现这种事的，但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区，很难管住一个怒气冲天的女人。这样的骂法，通常很少或没人理睬，人们偶尔发现一个男人在街头破口大骂，或者一个女人在屋顶上跳脚大骂，自己骂得满脸通红，眼前却无一个人影晃。要是天气炎热，只要还能喘气，他们就会骂声不断，然后，扇几下扇子，稍事休息，重振旗鼓，接着骂下去。
要是中国人越吵越凶，最后不以相互人身攻击而下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拉丁人常常向他们表明自己的惊讶，为何英国佬在打斗时，总是先把双拳收缩到肩部，然后伺机打出？而中国人却与意大利人一样，很少学过拳击，即使学过，也不是正宗的拳击。中国人扭打到一起，最好的办法是揪住对方的辫子，拼命扯头发。如果是只有两人打斗，又都没带上家伙，“打斗”通常会变成一场拔头发的比赛。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一种骂人比赛，赛的都是作践人的气话。除了因为破口大骂而弄得嗓子沙哑之外，争吵中，势单力薄的一方也不会吃大亏。我们从未听说过看客怂恿双方动手。我们看到并希望一直看到，一个和事佬会立即站出来劝和。偶尔会出现两三个和事佬。他们每人抓住义愤填膺的一方，好言相劝，让他熄灭怒火。争斗之中占优势的一方，一旦发现自己被和事佬牢牢抓住，怒火膨胀一倍。他会故意发狠，直到另外有人来拉这个和事佬的手。但他表面上时不时地喷出怒火，这于己于人无疑都已不重要了。即使怒发冲冠的那一刻，中国人也是“讲道理”的。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而且在实际中都尊重理智。谁见过吵架的人被拉住后，会去跟爱管闲事的劝架人打起来呢——即便是在争斗的危急时刻。所以，即便发怒时，中国人也希望和平——一种思想上的愿望——他只考虑到在他这一方和平是难以实现的。和事佬各作裁决，直到把好斗的一方拖走，但他总是一边回头还一边骂个不停。
中国人骂人通常有个怪异之处：他们认为，大骂一个人的真实过错不算“杀手锏”；骂他低劣的出身和老祖宗，这样骂人，肯定被视为最严重的挑衅，但这话污辱人之处，不在于当面挨骂，甚至主要也不是因为骂了他，而是这些话中的隐含的意思让他没“面子”。要是对这种冒犯表示适当的歉意，也并非骂人者觉得这样做有失身分，感到内疚，觉得不够体面，而是感到自己选错了骂那个人的场合。
对中国人而言，幸运的是，他们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因为要是他们带着左轮手枪，或者像日本武士一样随身佩剑，真不知道每天生气会造成多少伤残事故。
中国人要是感到自己受到冤枉，那么这种突然升起而又完全失控的“气”，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抑制住它。确切地说，谁也不知他的“气压”高到什么地步。我们曾听说，一位男子，曾要求一位阅历颇丰的老传教士为他作洗礼，但受到了间接的拒绝。他马上拿起一把刀威胁这位传教士，想用一场决斗来证明自己应该接受洗礼。幸运的是，大多数信教者，对这种武力进入天国的方式不赞同，但这个“枪杆子原则”却一直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各方所奉行。一个要求物质帮助的老妪，要是得到的回答是“不”，那她就会躺倒在你车夫的骡子跟前。要是被压着，那她就更有利了，她就会有理由让你永远养着她。有个老泼妇，住在笔者所在的那个村庄里，经常声称她要自杀，尽管她的所有邻居都愿意协助她实现这个愿望，但她好像总做不到这一点。最后，她跳进村里的一个泥塘自杀，却愤怒地发现水只淹到颈部。她不会脑筋急转弯，把头浸到水里去憋死，却因为这件意外之事，高声痛骂整个村庄。第二次，她成功地淹死了。
要是有些冤枉没有法律来管理，例如虐待媳妇，超过了风俗的界限，娘家就会带人找婆家算账，要是婆家不认账，就会发生一场斗殴。要是婆家不抵抗，而虐待者又逃掉，斗士们就会砸碎屋内的所有陶器，把镜子、水罐以及其他易碎品砸个稀巴烂，出了一口恶气才走。要是婆家知道娘家前来算账，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易碎品搬到一个邻居家里去。北京一家报纸有这样一篇报道：当地有位男子，同一位美女定下婚事，没料到婚礼上，新娘已换成一个老、丑、秃的女人。失望至极的新郎恼羞成怒，揍了媒婆一顿，指着娘家人的鼻子大骂，砸碎了新娘的嫁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干，只要他设身处地，他就会这样。最初的怒气发泄后，就会有机会平息，该由“和事佬”——中国社会生活中必要的润滑剂——来完成工作了。有时，这些不可或缺的人物感到“和为贵”，因此即便这些冲突与己无关，也愿意两头跑，时而求这方，时而拜那方，完全是为了大家能够一团和气。
而当社会纠纷激烈到常用的途径无法调解时——就是说，窝在心口的气终于没能消解——就要展开诉讼。打官司，这个词在中国听起来差不多就是“要命”的同义词。在争吵中使人完全失控的盲目的愤怒，尽管初步发泄了一通，但不解气，决意要把“罪犯”拉到衙门去，要“法办他”。在西方，这样做用不着太谨慎，但在中国则肯定是疯子。有句格言很富哲理，打官司，不如死，因为打官司比死更糟。有件可笑的事：有一个新搬来的人，他的狗被邻居打死了，于是火了，声称要告官。朋友劝他：“狗值几个钱？”“狗是不值几个钱，但打狗欺主，我要他赔。”这样的官司，在西方是收了诉讼费还要被驳回的。但在中国，可能会弄得两败俱伤，成为世仇的祸端。但一般而言，中国人的每一起官司，双方都会有和事佬频频出面，他们的调解很有用。几百万起的诉讼，在最终判决之前就和解了。笔者听说有一个上千户家庭的村庄，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一次官司，因为村里有个“大腕”，他在县衙门当官，他的感召力约束了这些人。
像中国这样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经常吱嘎作响，没什么奇怪的。有时，也会在巨压下扭曲，但实际上很少在压力下扭断，像人体一样，中国的政体，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装有良好的润滑油，会在紧急时刻和关键地方滴上一滴。爱好和平的特性，会使每一个中国人成为社会中有用的一部分。中国人热爱秩序，尊重法律，即使法律并不值得尊重。在所有的亚洲民族之中，也许中国人最好治理，只要统治手法让他们习惯。无疑，有许多或者说大多数其他形式的文明要比中国更优越，但也许很少有一种文明能像中国社会那样承受住多年的重压，因而和事佬可能是最有资格要求得到祝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