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用大饥荒时期发生的种种事情，去评价一个民族，显然不公正，但此时是一块试金石，它体现出的社会深层价值观比一般时期更真实。在中国，卖妻卖儿的事常年都有，只不过荒年更常见。明了真相的人都知道，近年来许多灾荒地区，妇孺像骡、驴一样被公开拍卖。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去赶集。1878年那场大饥荒，差不多影响到最北面三个省份的所有地区，并且向南蔓延。路上的车辆上差不多全都装着卖往中部省份的妇女和女孩，以致有的地方已难以雇到马车，因为所有的马车都在忙于把新买来的女人转卖到别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轻女人从灾荒之地或人口过多的地方，卖到因战乱而人口锐减之地，以及难以娶媳妇的边地。这种怪事最令人感叹的是，这些家人被卖到边远省份，而这也许是全家人的最好出路。对被卖者和卖者而言，也许是能活着的唯一途径。
我们曾说到，不在意家人的病情，是因为得病的是女人和孩子。天花在西方被视做可怕的瘟疫，它也不断袭扰中国，以至于中国人不指望能逃脱它的铁蹄了。但是，他们不愿多考虑，因为患天花的主要是孩童。因儿时患天花而成为瞎子的人很常见。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中国人，却把孩子的性命视如草芥，我们真是想不到。小孩死了，要么根本就不去掩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丢掉！”要么就用草席一卷，草草地盖着，不久就被狗群吞吃。有的地方，还有一种可怕的风俗：把死孩子踩成面目全非的一团，扔进乱葬岗，以免附在孩子身上的“恶鬼”骚扰家人！
中国人对天花好像满不在乎，他们当然感受不到我们对天花的恐慌。但他们害怕伤寒和斑疹伤寒，与我们害怕猩红热一样。要是一个人在异乡，得上这种病，就很难得到合适的照顾，甚至完全没人照料。大家对求助者，只说一句话：“这是传染病。”许多发热病症真的会传染，而云南一些山谷里发现了一种恐怖疾病，它或许具有最强烈的传染性，贝德禄先生在《华西旅行考查记》中描绘道：“病人不久就感到特别虚弱，接下来几个小时，全身痛得要命；不久，变得狂躁，通常九死一生。”据当地人讲述：“病房里充斥恶鬼，甚至桌子和床垫也在扭来扭去，说着话，能回答各种问题。不过，也有几个人冒险进屋。传教士告诉我，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害怕传染，病人就像麻风病人一样，被人抛弃。要是家中长者染上此病，最好的看护就是把他关进一个单独的房间，并在他身旁放一壶开水。紧闭房门，门旁放上一根竹竿，焦虑的家人每天两次用竹竿捅一下病人，看他是否还活着。”
中国人是一个温和的民族，家中肯定都体现着关怀。疾病与灾祸特别能唤醒人性中的最善的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办的外国医院里，我们见闻了很多事，不仅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充满关爱，而且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也充满关爱。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就更多了。哺乳的中国妈妈，会用自己充溢的奶水去哺育那些失去母亲的婴儿，要不然他们就会饿死。
但除非有特别的理由，没人愿意帮助他人。这个特点体现在中国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有人劝一个机灵的男孩，尽管没机会上学，他应该多读点书。而这个男孩的一个借口，让人无话可说，他声称没人教他，尽管他周围有很多读书人，他们也有空闲。只要这个男孩一说读书，肯定会招人嘲笑，这些人在私塾里煎熬多年，他们好像暗示：“这小子凭什么想走捷径，几个月就想学会我们多年苦读的东西，然后过几天就忘记我们？让他像我们一样自己请老师好了。”碰到一个识字的人不容易，哪怕最基本的字，尽管“自学成才”的人不是绝对没有，但很罕见。
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很惊讶，中国人对落水的人通常是不救的。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长江起火，很多中国人在现场，差不多没人营救乘客和船员。当落水者拼命游到岸边，很多人连衣服都被搜刮一空，有的还被当场杀死。当然，堪与这种暴行相媲美的是：不久以前在英国，抢夺遇难船只的财物，还是一种职业。另一方面，1892年秋天，一艘英国大轮船在中国海岸触礁，当地的渔民和官员都尽力营救幸存者。但在中国，总体而言，还是对随处可见的苦难麻木不仁，这些仍然存在，特别是人在旅行时。有句谚语说：在家不算穷，路贫要人命。
在中国旅行，人们对陌生人缺乏帮助和善意，这些事很容易看到。夏天，一场大雨过后，道路不能行走。必须上路的人，会发现“老天、地母、生人”，联合起来阻拦他。没人会告诉他，他前路马上就是泥沼。要是你陷进去，也不关旁人什么事。我们已说过，中国的官道没人管。所有这样的道路，在一定季节里都泥泞难行，每当旅客陷入泥坑而又无力自拔之时，便会发现不知何时围上一大群人，在一旁“袖手旁观”，这句成语简直形象极了。但尽管人很多，只有谈好条件后，这些观众里才会有个人出来，一尽举手之劳。更过分的是，这种时节里，当地人还常常在难走之处挖个深坑，有意让旅客陷进去，这样，旅客就不得不出钱来雇他们帮一把忙！要是对这样地方的道路有所疑虑，就直顾往前走，不要去理睬当地人的“忠告”，因为你永远搞不清楚，他们给你指的路，是有意让你走弯路呢，还是诚心帮你一把？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外国人全家搬往中国一个内地城市，在当地受到热忱的欢迎，不少邻居甚至还主动把日常用品借给他们，让他们用到自己备齐之后再还。这样的例子肯定还会有，但得明白完全都是例外。一般的“待遇”是，周围人们完全漠不关心，除非他们感到好奇，想来看看新来的人是何模样；那种想把新来的人的底细摸透的钻劲，颇有雁过拔毛的贪婪之心；然后，就板着脸，时刻流露出敌意。对于那些倒霉落难的老外，我们从没听说中国人有任何主动帮助，尽管也会少许出现这样的好人好事。我们听说更多的是，一些落难的水手在陆地上行走，从天津到芝罘（烟台），或者从广州到汕头，期间从没人让他们免费吃住过一次。
那些运送死人回家的人，想要住店，一般很难，有时完全不可能。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死者的兄弟不得不整夜守在街道上，因为店主不许棺材进门。把死尸摆渡过河，则要索取高价，而且我们也已听说过几件这样的事例：把尸体包上两层，再用席子包扎好，让它看起来像一件货物，让人不起疑心。有篇报道说，前几年一个严冬季节，山东潍县的一个店主，不让几个冻得半死的旅客进门，担心他们死在店里，硬是把他们赶到街上，结果他们全都冻毙了！
中国有些罪犯一般不会在官员面前受罚，原因一方面是不易定罪并且要花诉讼费，另一方面是不宜宣扬。不少通奸案就这样按当地风俗解决了。通奸之人要遭受男人们的痛殴，有一条广为流传的中国法则叫做：“法不责众”。有时打断腿，有时打断手臂，更多的是眼睛被抹上生石灰烧瞎。笔者就知晓几件这样的事情，不算少见。有个通达的中国人，也熟悉西方的思想，当他听到一个外国人指责这种做法太残忍时，竟然惊奇地说，这样处理，在中国已是“很宽容”，这家伙只是被弄残废，实际上，把他杀了也不算错。
一个大嫂对她老公的兄弟说：“你干吗上这里混吃混喝？”这位“大爷”离家经年，在外头生事，被人用生石灰烧瞎了眼。“这里没你的位子。硬的，给刀子你，软的，给绳子你，你看着办吧。”这段对白，是这位无可救药的盲人顺口溜出来的，他只是想解释一下希望稍微能看得见一点东西，要是什么也看不见，他暗示道，不管是“硬的”还是“软的”，都能让他早死早超生。这种暴行的牺牲品，告官成功的，很少有。不利的证明简直罄竹难书，官吏绝大多数认为他是自找的，而且认为惩罚得还不够。就算他打赢这场官司，境况不仅不会比过去好，反而会更坏，他的左邻右舍更会怒气冲天，他也很快会丢命。
必须懂得，尽管人们认为人命关天，但有时人命一文不值。偷窃是中国人最愤恨的罪行之一。在一个人多难活的社会里，偷窃对社会的危害，其罪行被认为仅次于杀人。有个分发救济品的人，看见一个疯女人，偷盗成癖，被人用铁链拴在一只大石磨上，好像她是只疯狗。要是大家知道某人是小偷，或者“万人厌”，那么，此人很可能被草草讯问一下就被处死，这与加利福尼亚早期的治安维持会异曲同工。有时是刀砍，最常见的是活埋。当一个人（按一些人说的）“吞金自尽”，无疑别人认为这只是说得好听而已，事实正好相反，这个现实显然很严峻。笔者认识的四个人，都遭受过这种威胁。有两例已迈开了第一步，被五花大绑起来，其中有一次坑已挖成功了。他们没有被活埋，只是因为惩罚的一方一个长老出面阻止了。还有一次，发生在笔者熟悉的一个村庄里，一个大家都知晓的疯子，是个惯偷。村中的亲属，只与他母亲“合计”了一下，就把惯偷绑了起来，在村子附近的冰河上敲了个洞，把这个小伙子扔了进去。
太平天国波涛汹涌的那几年，影响广大，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时，一个陌生人稍有嫌疑，就要受到严厉的审问。要是他的回答让抓他的人不满意，他就麻烦了。就在距离本人写作这些文字之处几百码的地方，二十多年前，发生过两次悲惨的事情。当时“剿匪”的各级官员发现自己手忙脚乱，就颁布了一份半官方的文告，号召捉拿一切可疑人等。有一次，乡民们看到一个人骑马而来，像个外地人，而他又说不清自己的来历。人们接着发现他的被褥里包满金银珠宝，显然是从哪里抢来的。此人马上被捆绑起来。人们挖了个坑，把他推进去埋掉。而同时，乡民又看见一个人在慌忙逃跑，仅是因为有人认为他应该是同伙，此人就遭到同样的处理。有时，这些外乡人还得自己挖坑。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对混乱年代里，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情景，难免感到心惊肉跳。年纪大的人，回首当年，说这类事太多了。1877年，发生了一次神秘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人自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笼罩着惶恐的气氛，无疑，很多嫌疑人也被这样“清洗”了。不过，任何民族都会有这样的张皇失措的时期，这并非中国人特有的现象。
中国人欠缺同情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残忍。凡是了解中国人的人，心中都相信，中国人对他人承受的痛苦，所体现的漠不关心，是所有其他文明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尽管孩子在家里没人管教，但他们一上学，那种自由自在的日子就再也没有了。《三字经》是这个帝国最广泛的启蒙教材，里面有句话：“教不严，师之惰。”对这条教导的执行力度不尽相同，得看老师的脾气大小与学生的愚钝程度，不过“严厉打击”肯定很常见。我看到过一个刚从学堂出来的学生，他头破血流，好像刚刚与街头混混大战一场，原来是老师向他传授科举文章的窍门，方法是“拳打脚踢”。学生因惹老师生气而被大骂的情况，更不少见。挨骂回家的孩子，又让妈妈大怒，结果又被暴打一顿，这也并不少见。不难看到，孩子闯祸，妈妈在怒气冲天时，会疯打任何一个孩子。
中国人欠缺同情心的另一个范例，就是他们的刑罚制度。从这个帝国的法制来看，合法不合法的界限模糊不定，地方风俗干出的违法之事得到默许。其中最意味深长的是竹杖刑罚。所打竹杖的数目，经常是法律规定的十倍，甚至百倍。限于篇幅，我们不能详谈中国监狱里的犯人，他们遭受的刑罚令人恐怖，都以公正的名义施行的。任何一本有关中国的优秀作品，里面都有众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中国总论》和《古伯察游记》。古伯察曾说到，他有一次看到一批犯人押往官府，双手被铁钉钉在囚车上，因为差人忘记携带脚镣。中国犯人要是不能买通官府中的人，就要受到刻意的折磨，下面这个说法最能证实上述看法：中国人有“肉心”无“仁心”。几年前，上海一家报纸，报道了本地官员对两个在押犯的判罚，因为这两人合伙敲诈一位新犯人。他们挨了两千到三千下竹杖。还用铁锤敲断了他们的脚踝骨。难怪中国有句谚语警醒世人：死要躲开阎王殿，活要躲开官府门。
上面的文字写好后，没想到一个最无可置疑的部门，再次证实上述文字的可靠。下面这段文字摘自于1888年2月7日的《京报》：
“云南巡抚上报，该省的一些乡村地带，乡民们有一个可怖的做法：抓到在地里偷粮偷果的人，都要活活烧死。他们同时强迫小偷的家人立下字据，同意此举。然后，再强迫他们亲手点火，以防他们以后告官。有时实行这种残酷的惩罚，只是因为弄倒了一株庄稼，甚至为报私仇而故意陷害，以弄死对方。这种恶劣手段，听上去不可思议，但在云南战乱时期确实存在；官府尽力根除，但收效甚微。”
福州附近某地，有强迫寡妇殉夫的风俗，几年前，当地中国报纸曾详细报道过。寡妇被迫上吊，然后被焚尸，最后给她立起一道贞节牌坊！官员们制止这种残忍的习俗，但只在个别地方起过一阵子作用。
中国社会的需求很多。政客们认为陆军、海军和武器库不可或缺。希望中国幸福的外国人懂得，中国需要金钱、铁路和科学指导。但更深入了解这个帝国，就会明白中国最深沉的需要是，更多的人类同情心。中国社会需要让儿童感受到人的同情心，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成为全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而人们却并不清楚。中国社会需要同情妻子和母亲，18个世纪以来，这也已有了深刻的进步。中国需要“把人当人”，明白仁慈的施予，犹如旱地降春雨，既保佑祝福者也保佑被祝福者——这是一种神圣的情感，罗马哲人塞涅卡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人患有“心灵缺陷症”，但基督教已孕育了这种神圣的情感，让它成为人世大地上从未有过的美花奇木，当人现出这种神圣的情感时，他极像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