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言，是这个民族最了不起的智慧结晶。是的，西方读者难免发现儒教经典大都乏味。但我们不仅要细读这些经典，还要思考这些经典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会承认中国经典的强大影响力。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是地球上聚居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据知是历史记载最为悠久，至今唯一完整的民族，从未被赶离自己的发祥地”，一切都很古老。应怎样解释这个举世无双的成就呢？无数的人，从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一直到今天，一直居住在中华大地上，他们是靠什么来统治的？民族衰亡这个普遍规律，为何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
那些深入探究此问题的人，全都认为，这是因为在异族还在依靠物质力量时，中国人就已依靠道德力量了。任何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任何一个细心的、洞察人性的旅行者，对中国的道德一直绵延的、融铸大众的神奇力，无不肃然起敬。卫三畏博士说：“作为一个理想而高尚的学者，孔子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孔子思想对这个民族的持续作用，实在太大，怎么估计都不过高。孔子所描述的道德标准，对他身后的年代，其影响不可估量，这足可证明他本人的标准有多么崇高，从此民族良心要用他描述的标准来衡量。”“孔子有关人的责任的教导，”理雅各博士说，“令人叫绝，令人赞赏。是的，它并非完美无缺。但在孔子教导的四样东西——文、行、忠、信之中，后三样的说法，却与律法书和福音书不谋而合。它们所主宰的世界，一定是个美丽的世界。”
中国古籍之中，从没有会使人们心灵变得低俗的东西，人们常常指出这个最超凡之处，这也是它们与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众多文献的最大不同。密迪乐先生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民族能拥有中国人这样一种神圣的文献，完全没有一处淫秽的描写，没有一句极端的话。‘四书五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注疏，都能在任何一个英国家庭里大声朗诵。其次，在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偶像崇拜总是与活人祭祀和罪恶的化身相关联，同时还伴有放荡的仪式和纵酒宴乐。而在中国，完全没有那种事情。”
对天下的治理，皇帝向上天直接负责；人民的勤奋昂扬，要比统治者更重要；统治者必须有德有能，并以德为政；人与人之间的五种关系的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就像一座座峰巅，耸立在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引得所有观察者注目。在本书快要结束探讨中国人时，我们想着重讨论儒教体系在道德上的优点，因为只有明了这些优点，我们才有希望真正了解中国人。这些优点，使中国人明确服膺于道德的感召力。每年进行的科举考试，都要求引经据典，去写作文，这种做法，使人们的心灵统一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程度，给人们带来了强大动力，使每一位考生都把政府稳定视为个人成功的前提。无疑，这是中国人之所以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人是否知晓，“上帝”确实存在，这一点确实很让人感兴趣。那些细读过中国人典籍的人，向我们打保票，说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持肯定意见。但那些声称有独立判断力之人，却都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即使中国人曾经承认“上帝”的存在，也肯定忘得一干二净，就像刻在一枚古币上的文字，早已被千年的锈蚀所湮没。这个问题，就我们而言，好像不如一些刻意追求的人那样重要。它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对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完全可以不管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既不是历史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中国人与他们的众神之间，到底是何关系？
从一些事例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的英雄，怎样逐步地从被尊敬到被纪念，再从被纪念到被崇拜。可以说，中国所有的神都是死去的人，也许还可以从祖先崇拜得到进一步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所有死去的人，都是神。一座座庙宇建起，经过皇帝批准，用来纪念生前已闻名的各种人。这些人里面，说不准谁就会地位日隆，上升为这个民族信奉的神。不管怎样，中华民族肯定是多神论者。
当然，人们有崇拜自然的倾向。意识到有许多不可抗拒的力量，有许多未知的力量，便把它们拟人化，来加以顶礼膜拜，依据是，这些力量是有感应的。因此，到处都有风神庙、雷公庙等等。北斗星也常是崇拜对象。北京有日坛和月坛，这与皇权崇拜有关，但有些地方对太阳的崇拜，却是民俗，朝拜是在二月份他们定为太阳“出世”的那天进行的。这天清晨，村民们向东走去迎接太阳，傍晚就向西走护送太阳。这一年，对太阳的礼拜，就此完成了。
这种自然崇拜最常见的表现是崇拜树木，这在一些省份（比如河南西北部）是随处可见的：人们走过几百棵大大小小的树，每棵树上都挂着小旗，表明这是某个神祇的住所。即使崇拜没有外部标志，迷信思想也还是很活跃。要是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长在一间破烂的茅屋前，基本可以断定，树的主人不敢砍倒这棵树，是因为这棵树有灵。
通常，人们认为，皇帝是这个帝国唯一有权祭天的人。皇帝亲自在天坛主持有趣的祭天典礼，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但对于中国全体臣民而言，他们自己不祭天地，或者不准祭祀天地，那可是一条新闻。人人家中坐北向南的墙前，总会有个神龛，而一些地区称之为天地神龛。许多中国人都可以证明，他们唯一的宗教祭祀，除了祭祖仪式之外，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给天地祭拜上供，有时是在新年开始时。没有祷告，连祭品过段时间也拿走了，像其他祭祀一样，自己吃掉了。这种时候，人们祭祀什么呢？有时，他们说是祭“天地”；有时，他们说是祭“天”；他们还会说是祭“老天爷”。“老天爷”这个叫法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确对一个人性化的神有真实的感受。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个想象中的“人”，是与另一位被称作“土地娘娘”的相对应时，这推断的结果就值得考虑了。在一些地方，人们习惯于在六月十九他“生日”那天，祭“老天爷”。但要是去问那些给太阳定生日的人们，谁是“老天爷”的父亲，或者他是什么时辰生的，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他们对此懒得去想。很难让一个中国普通人明白这些问题有何实际意义。有什么风俗，他就接受什么风俗。“享享福，别受罪。胡思乱想耽误瞌睡。”我们很少碰到一个中国人，对“老天爷”的经历或人品知道一点，他们只知晓“老天爷”会管理天气，掌控庄稼。一般中国人的“老天爷”这个叫法，暗示着有这样一个人，但据我们所知，人们既没有为他建庙，也没有为他塑像，而献祭他的供品也与祭“天地”的没什么两样，为何这样叫法，好像还是没有得到解释。
“天”这个词，在中国典籍中经常见到，它表述的是一种人格化和意志的观念，但同样也可以两者都不指，而且，当我们读到“天即道”这样的评注时，我们感到词意极其含混。这一词意在古典作品中含混不清，而在日常用语之中也同样含混。一个一直在祭天的人，要是被问及他怎么理解“天”时，他就通常说是头顶上的蓝天。因此，他的崇拜就如同崇拜自然力量的人，不是单一的自然力，而是多元的自然力。他的信仰，用爱默生的话而言，就是“草仙雨神”。换言之，他是个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含义的拟人化，是中国人崇拜“天”的致命缺陷。
中国下层社会的多神论和泛神论，与上层社会的无神论形成对照。从深入研究的人们的论述中，从种种的迹象里，以及从“天理”之中，我们不难作出总结：中国的儒士是这个地球上一群最彻底的、有教养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天理”这个说法，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的注释者对中国知识界的深远影响。一位渊博的中国经籍注释家朱熹，他有着绝对的权威，对他的论点的任何疑问都被视为异端邪说。结果是，他对经籍的注释，不仅完全从唯物主义立场进行阐释，而且就我们理解，他的解释完全是无神论的，它的影响遮掩了经典原有的教义。
黄河从晋陕峡谷中流出后，继续向前几百英里，流入大海。年复一年，它几次改道，跨越六到七个纬度，从长江口一直到渤海湾。但不管流到哪里，哪里都会遭殃，留下一片荒漠。宋代注释家引入唯物主义，就如同一股强大的水流，注入了中国思想这条小溪，水流已经泛滥了七个世纪，留下一片无神论的荒漠，根本不能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道教退化成为一种对付妖魔的法术体系，它从佛教汲取了大量东西，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儒教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满足人性的先天需要，而佛教本身是引来提供这种满足的。每一种信仰的指导形式，都会受其他形式的影响而改变极大。对于那些善人们而言，任何一种提供行善途径的组织机构他们都乐于赞助，并认为这条大道没什么不好。任何一种神，要是适合于在某个特定方面发挥如人所愿的影响，那就肯定会得到人们的喜欢，正如一个刚好需要一把新伞的人，会走进任何一家商店，只要它卖伞就行。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对自己所崇拜的神问个究竟。就像一个想买伞的英国人，不会去问伞来自何方以及人们普遍使用伞是开始于哪一年。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颇有学识的讲演，讨论中国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数。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如同去调查比较英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或者有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而又能买到，那他就可以抽；谁喜欢吃菜豆又买得起菜豆，就可以吃。中国两种最有名的“教义”的情况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中国人，要是想举行一场佛教仪式，同时也请得起和尚，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因而成了“一个佛教徒”；要是他想要个道士，他也可以同样请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道教徒”。对中国人而言，请哪个都行，他并非不可能把他们一起请来，这样他就既是“一个佛教徒”，又是“一个道教徒”。因此，一个人可以“立地”成为儒教徒，兼佛教徒，再兼道教徒，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冲突。佛教吞并了道教，道教吞并了儒教，最终儒教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而“三教合一”。
中国人与他们的“三教”的实际关系，可以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组成的关系，来加以解释：“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都是我们的语言。”但是，即使我们可能判定自己古代的起源，我们对词汇的选择，也完全不会因为自己有多少撒克逊人的血缘，或多少诺曼底人的血缘，而会有丝毫改变。我们对词汇的选择，取决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取决于我们使用词语的场合。学者会使用许多拉丁语词，还混杂一些诺曼底语词，而农夫则主要使用平直的撒克逊语词。但不管学者还是农夫，撒克逊语是我们的语言基础，其他语言不过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正如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多少佛教或道教的观点、词汇和实践，可以视情况而定。但就中国人而言，同一个仪式融合了“三教”，其中的不协调，其中的冲突，并不比我们把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组织在一个句子里遇到的更多。
你说，两种信仰互相冲突，这总会让一个中国人难以理解，他完全不明白什么叫逻辑上互相矛盾，更不会关心这一点。他本能地学会了调和两个互不相容、主题不同的艺术，那就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搞“拉郎配”。他的智能培养，为融合两种不相容的信仰作好了准备，如同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来进行融合一样。他已经把“学术上兼容并蓄”带到逻辑上的自杀的地步，但他不懂这一点，即便告诉他，他也不懂。
这样把各种不同信仰机械地“装配”在一块，有两大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违背了中国人天性有秩序的本能。中国人因这种根性而闻名，他们的这一本能，充分体现在精心划分官员级别的做法中，从一品到九品，各有各的标志，各有各的权限。大概有人曾在中国的众神中寻找类似的等级森严的划分，但毫无头绪。问一个中国人，“玉帝”大，还是如来佛大？那是无用的。即使在“万神殿”里，排列次序也只是暂时的、偶然的，次序一直在变换。中国人的灵界里，权威没有僵化的等级。这种极端混乱，要是出现在人世间，就等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局面在“三教堂”里更加明显，那里并列供奉着孔子、如来佛和老子的塑像。最受尊敬的位于中间，我们认为应该是孔子，要是不是他——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自称为某种神——那就是老子。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排序问题过去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论，但我们听到的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对如来佛有利，尽管释迦牟尼是一个外国人！
信仰的“装配”带来的第二个后果，同样意味深长，那就是任何一种信仰，都把人类的道德性贬得极低。有一条经济规律与此对应：劣币驱逐良币。儒教的一切高尚教条，完全不能使人们消除对道教描述的众妖的恐惧，常有人说，现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样轻信，这是一句深切的妙语。富商和学者，每个月花两天时间，去专门祭拜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并在它们的牌位上写着“大仙”，认为它们对人的命运有重要影响，他们对此招摇而过，从不害怕别人看见。
几年前，中国一位最著名的政客，跪在一条水蛇面前（这条水蛇对于自己能代表水神的化身，肯定感到十分光荣）。这位政客认为，这条水蛇是前朝某位神奇制服洪水的官员化身。中国只要洪水肆虐，就把蛇当做神来崇拜，这种习惯好像很常见。在离河较远的许多地方，任何一条陆地上的蛇都会变成神灵，而且“无人质疑”。要是洪水退去，人们就会搭台唱戏，纪念神的赐福，蛇也因此放在托盘上，放进一座庙宇，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知县和其他官员，每天都要去那里跪拜烧香。在河道附近的地区，河神常被当做雨神；但在稍远一些的内地，“武圣”关帝被当做雨神来崇拜；但有时，不管离河远近，人们只向观音求雨。对一个中国人而言，这根本没什么奇怪的。因为他完全不明白自然界的一切应该是统一的，即使对他明确指出其荒唐，他也很难明白。
与求雨有关的祈祷，另外有个有趣而又最有意味的事实，经常会引起我们的注目。在中国著名小说《西游记》里，一个主角本来是一只从石头里蹦出的猴子，慢慢进化成了一个人。有的地方，这位幻想中的角色被当做雨神来崇拜，而不是河神和“武圣”。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更好地说明——中国人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完全没有界线之分。对西方人而言，原因与结果是相互联系的。中国人向一只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心中关于因果的直观感受究竟如何，我们无从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