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是革命洪流席卷大江南北的标志性事件。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到一年即横扫称霸国内十余年的几大军阀势力，可谓顺帆顺水，但是共产党却在革命高潮中面临着没顶之灾……
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1926年在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后，开始了着名的北伐战争。5月20日，**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锋，出师湖南；7月，国民革命军八个军约1O万人，兵分三路出征，以实现孙中山的遗愿，打倒帝国主义扶植的吴佩军、孙传芳、张作霖等封建军阀势力。
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进行的。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努力合作，由于共产党员的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依靠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依靠各地党组织发动的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国民革命军攻武汉、克南昌、下南京、进上海，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
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参加战争的各派、各种政治势力都有不同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是为着反帝反封建；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则力图通过战争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战争中，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内部左中右派之间，各军队派系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政策，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我们的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之下，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是出师湖南、湖北，以消灭吴佩孚为目的。准备在两湖取胜后，再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的部队。尔后视机向长江以北发展，消灭张作霖。具体部署是：以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主攻；二、三军为右翼、策应正面，监视江西的敌人；六军和一军的一、二两师为总预备队。兵力如此配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唐生智的八军在湖南倒戈反吴，考虑到其与二、六军过去因谭赵战争时的旧怨未解，不宜协同。而四、七军则与八军同属保定系，关系较好，且兵力较强，共同担任主攻，易于协同。至于一军的两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配置为预备队，以保存实力待机行事。因此，在国民革命军内部，从北伐战争之初，就是矛盾重重的。
我们六师和四师于7月7日从韶关出发（五师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沿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北进。7月中旬，按照总司令部的命令，集中于茶陵，任务是监视江西，策应醴陵。一路上基本没有什么战事。部队作为正义之师初上征途，士气高昂，纪律也比较好。我们除了行军外，按照军里的宣传大纲，继续不断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激励他们认识自己肩负的光荣使命。这支部队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全体官兵都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叫做以俄为师，实行“军队党化”。因而各级都设国民党党部和党小组，党部有执行委员，党小组有正副组长。强调“注意党的工作”。这实际上多数成为我党做公开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那时，每天早上队前要背诵“总理遗嘱”，每驻军三日要举行党小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开周会，主要官长要进行讲演，反复宣传三民主义，以孙中山的遗嘱号召全体官兵勇敢战斗。出师以来，部队还特别强调遵守纪律。我们六师还曾以“不怕死，不扰民”制定官兵的臂章，强调革命军是为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出征的。要求不扰民、真爱民，搞好军民关系。对于严重违纪的就给予坚决的处分。如部队过汝城时，十六团团长黄友鹄私自向地方抽税二三千元，就受到撤职处分。当然，对于一支始经初步改造的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不能以人民军队的标准来衡量的。
出师以来，政治部的工作也特别活跃。每到一地，便派出宣传队上街贴标语，组织演讲，宣传民众。师政治部与地方联合召开规模较大的军民联欢会，大造革命舆论，向人民群众宣传北伐的意义，宣传组织起来加入革命的道理。改组当地的国民党党部，成立群众团体、斗争土豪劣绅，扶助工农群众。没途均留下部分政工人员指导工作，组织民众，有的则参加当地的国民党党部工作。工人运动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北伐战争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向前发展。
在茶陵休整一段时间后，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便向赣西进军了。
在北伐军的四、七、八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大破吴佩孚主力，兵临武汉之时，战局发生了变化。占据闽、浙、赣、苏、皖五省的孙传芳，改变其坐山观虎斗的方针，调兵遣将，以10万大军入赣，妄图利用江西这一“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战略地位，一篇双雕，既打退北伐军，又赶走吴佩孚，以收渔人之利。孙传芳的这一举动，严重影响两湖的战局和广东后方的安全。因此，北伐军第二期作战计划是以江西为主攻战场，消灭孙传芳。兵力部署是：第三军和第二军四、六两师自醴陵、茶陵、攸县进攻赣西；六军和一军一师向赣西北进攻；新收编的赖世璜部与南雄、汝城的二军五师、五军四十六团进攻赣南，牵制敌人。
9月6日，总攻击开始，我师十七、十八团参加萍乡之战。十六团则由朱耀华副师长（兼十六团团长）率领从茶陵出发，负责驱逐莲花之敌。当时，萍乡有敌唐福山、张凤岐部共六七千人。然而，由于北伐军声势逼人，锐不可当，敌人胆战心虚，望风披靡，稍有接触，敌军即相率而逃。我军于当日进占了萍乡。
占领萍乡后，北伐军继续东向，跟踪追击唐福山部，攻占了宜春、分宜，逼进新喻。此时，北洋军阀的赣督邓如琢从南昌赶到前线督战，在分宜至新喻之间，据险布阵，企图顽抗。这是二军自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硬仗。我们正面是地势险要的敌仰天岗阵地。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军、师、团党代表都亲自上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由于多次冲锋不克，军部命令我师由袁水南岸迂回至敌人侧后。不料部队的行动被敌人发现了，他们立即增兵向我师反扑。当时，我师的十六团和十八团一营出击莲花、永新去了，兵力不多，阵地几次险被突破，情况十分危急。我与戴师长亲临第一线阵地，镇定地指挥部队，鼓砺官兵们英勇杀敌，坚守阵地。终于打退敌人反扑，与正面突击的部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仰天岗被攻占。
新喻攻下后，敌人如惊弓之鸟，溃不成军。邓如琢见势不妙，逃向抚州。入赣仅半个月，二、三两军连克萍乡、宜春、莲花、永新、分宜、新喻、万载、上高、清江、安福等11个县，战事发展十分顺利。
部队打下清江以后，我们六师得到了军部的通报，知六军和一军一师袭击南昌后，由于孙传芳增兵反扑，我袭击南昌的部队势单力薄，致使南昌城得而复失。当时，二军五师还在赣南攻打吉安，我师与四师奉命攻打樟树。樟树攻下以后，邓如琢退居南昌城，通电辞职。我二军各师遂向南昌进发，追击残敌。这时，蒋介石也赶到前线，部署第二次攻打南昌。
南昌之战是整个江西战场上最关键的一仗。胜败关系全局。孙败则不但不能保江西，江浙也要动摇；而我败也不只是危及湖南、湖北，就是广东也很危险。因而从一开始，双方都拿出主力，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为攻下南昌，军党代表李富春同志还召集政治部会议，要求政治工作人员要将工作做到实际上去，要使全军官兵懂得攻下南昌的责任。我们各级政工人员，都努力工作，宣传北伐的形势，鼓动官兵的士气。
第二次攻打南昌的部署是由三、六、七军及一军一师攻占南浔路敌各据点，切断南浔路，阻挡北来援军；由二军五、六两师和一军二师攻打南昌城；四师为预备队，警戒抚州方面之敌。然而战斗开始后，北线作战不利，各军协同不好，未达预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没有及时调整作战计划，仍旧命令我们按原计划攻城。
10月10日发布命令：二师攻北边得胜门；五师攻东边永会、朝阳门；我六师在西南以主力进攻进贤门，另以十七团绕攻惠民门。12日拂晓各部同时发起进攻。当时，各团挑选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架梯登城。由于敌人火力过猛，几次爬城均没有成功，在惠民门，十七团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第一营在攻击前进时，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住，全营进退不得，情况非常危急。此时，十七团团长廖新甲牺牲。戴师长和我到惠民门附近的机关枪阵地，指派第二营营长李月峰代理团长，并调集各部火力，压住对方，使全营脱险。南昌城西南一带民房低矮密集，敌人为了便于发扬火力，竟放火烧尽城内大片民房，给南昌市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我全师官兵目睹敌人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这时，由于北边敌卢香亭部打通了南浔路，援兵源源开来，南边抚州之敌刘宝题、陈修爵部也蠢蠢欲动。我军屯兵城下，背水作战很不利。总司令部决定调整部署，撤围南昌。
二攻南昌的教训，说明了切断南浔路的重要。于是经过短期休整后，总部部署了南浔路大决战。我们二军以五、六两个师协同十四军（赖士璜部所编）攻击抚州，切断南、抚之间的联络，以六师渡赣江，经松溪、万寿宫，参加南浔路总攻击。我师的任务是增援三军攻击牛行车站。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郑俊彦部拚死向我阵地反扑，几乎将我们包围。我和戴师长、米柳史切维奇顾问均在前线，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我们四周。经过一周的浴血奋战，占领了牛行车站。这时，南浔路已被友军层层截断。南昌敌人见败局已无法挽回，便于夜晚偷渡赣江，向东北方向逃窜。我师奉命为先遣追击队，渡江跟踪追击。部队在鄱阳湖畔的河道港汊之间昼夜兼程，终于在涂槎追上了逃敌。这时，白崇禧率领部队也赶到涂槎。这次让白崇禧发了大财。这股逃敌本来是我们师追的，可是由于十八团团长刘风贻误军机，没有及时追击缴械。结果，郑俊彦、张凤岐所部共两万余人及其枪械，全部被白崇禧缴了去。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11月8日南昌城终于被攻下。胜利来之不易。据当时统计，人赣以来二军共伤亡官兵2000余人，其中政治工作人员20余人。据1926年12月9日发表的《第二军最近状况》记载：“下级干部及士兵的精神颇锐，从2月的作战精神看来，下级干部及士兵确有牺牲精神，则十分之九是政治工作力量。”
在南昌方面战事紧张之际，福建军阀周荫人改变了援赣计划，转而向广东进攻，妄图袭击北伐军的后方。10月初，福建战场开辟，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由于一军排斥了共产党员，所以战斗力很弱，被周荫人打得大败。后幸敌内部发生分化，周荫人才不得不退出广东，向浙江撤退。南昌攻克后，北伐军损失较大，不能马上东下取江苏、安徽，于是决定派赖世璜十四军及二军六师协助何应钦攻取福建。大约在11月底12月初，也就是在涂槎解决敌人后不久，便接到总司令部南下策应何应钦，与十四军共同截击周荫人部的命令。从这时起，六师脱离二军在闽北单独执行任务一个多月。直接受十四军指挥（其军长赖世璜因病留赣休养，由副军长兼党代表熊式辉指挥），总的受命于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