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的北京之行，解冻了中苏30年的冷淡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改革步履维艰，中国当时也面临极复杂局面，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是如何探讨社会主义未来的大课题呢？
中国和苏联原是具有传统友谊和同盟关系的国家。新中国诞生不久，毛泽东主席就亲自赴苏访问，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为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5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妄图把我国纳入其上述路线的轨道。
1959年9月30日，他从华盛顿飞来北京，大肆鼓吹“戴维营精神”，指责我国炮轰金门、马祖和反击印度侵略，给他推行的苏美合作战略造成“困难”，硬要我国服从他的战略需要。当他的无理要求遭到我国领导人严词拒绝后，他回到苏联恼羞成怒，一意孤行，大骂“中国是好斗的公鸡”。1960年6月即策划“布加勒斯特会议”，搞突然袭占，围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表示“宁可被压得粉碎也不屈服”之后，他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对我国加大压力，于7月突然决定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数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边境冲突，煽动边民逃跑，妄图压服我国，致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政，我国主动抓住这个机会，寻求改善关系。苏方不但拒绝了我国的好意，而且加强了对我国的威胁。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以后又侵入阿富汗，从北、西、南三面对我国进行包围和威胁，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成为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
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为了摆脱同时与美、苏为敌的不利局面，决定采取“一条线”战略，谋求打开同美国的关系，侧重反对苏联的威胁和霸权主义。中苏关系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9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4月11日满期后不再延长。我国政府将上述决定通知苏方，并建议就解决两国悬而未决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苏方同意。进入80年代，苏联由于援越侵柬和入侵阿富汗拖累，国力逐步削弱，美苏争霸态势由苏攻美守变为美攻苏守。邓小平高瞻远瞩，冷静观察，认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世界和平能够维护，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我国可以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并提出改变“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982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我国当即表示注意到了这个讲话，明确指出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为了消除苏联对中国安全日益增加的威胁，使中苏关系切实得到改善，提出举行磋商的建议。8月，邓小平决定向苏方表明：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例如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接着经过双方协商，决定自1982年10月起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但是，由于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磋商一直未获进展。
为了打开僵局，邓小平提出了举行中苏高级会晤的设想。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他给戈尔巴乔夫捎口信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三大障碍这一条应首先解决，我们等待答复。”11月6日，苏方在国庆招待会上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说：“你们领导通过齐奥塞斯库同志转达的口信收到了。”11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主动会见访问保加利亚和捷克路过莫斯科的李鹏副总理说：苏中举行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高级领导在远东地区的苏联或中国境内举行高级会晤，以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避而不谈促越从柬撤军问题，不同意无定议程和先决条件。高级会晤问题拖了下来。
1986年9月，中国公布了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并进一步指明邓小平强调越从柬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是主要障碍，越在柬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他本人愿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苏联仍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拖延中苏高级会晤。
198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苏两国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与影响削弱，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日益发展，东欧形势不稳，美苏对抗的态势日益不利于苏联。苏联出于内政和外交的需要，4月14日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诺将从5月15日起，在9个月内全部从阿富汗撤出。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尔斯克讲话宣称，苏联今后仍准备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达成协议，并表示愿立即开始筹备中苏高级会晤。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第34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人的决议时说，苏联在两年之内将减少其亚洲本土部分的军队，并将从蒙古撤出大部分军队。这时苏联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际表现和进展。中苏两国外长随即于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实现互访，着重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苏高级会晤进行了商谈。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几点声明，并商定戈尔巴乔夫于5月正式访问中国。
中苏高级会晤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大事。为顺利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我国对这次会晤作了充分准备，从会谈方针和接待礼遇都做了妥善安排。会晤不回避分歧，不纠缠旧帐，寻求共同点，着眼于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而在礼遇上适当掌握分寸，既要给苏联领导人热情的接待，又要避免造成重温旧好的错觉。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分来华正式访问。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北京机场迎接，并举行了欢迎仪式。戈尔巴乔夫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们同中国领导人要进行的会晤和谈判将对中苏关系，对建立在公认的国家间交往和睦邻的原则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联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地注视着正在中国进行的变革。但什么也比不上亲自到这个国家去看一看，同它的领导人和老百姓进行直接接触。”晚上，杨尚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戈尔巴乔夫一行。
5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中苏高级会晤。中方参加的有：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钱其琛等；苏方参加的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列夫、马斯柳科夫等。邓小平首先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双方握手），两党关系也从此正常化（双方再次握手）。”随后指出：“为了早日消除三大障碍，实珊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年前我曾捎口信给你，想和你见面。你在海参崴的讲话，也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给了推动力。”戈尔巴乔夫感谢邓小平为高级会晤做出的贡献，使他有机会祝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并说：“三年多的时间里大体上消除三个障碍，平均每年一个。从此，苏中关系将走上新的正轨。”
接着，邓小平简要谈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之后，郑重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待。”“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30年，中国人民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邓小平谈第一个问题时指出：“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邓小平谈第二个，即威胁从何而来的问题时说：“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境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1/3，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100万人。对中国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戈尔巴乔夫承认：“也许你的这些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不太久远的过去，我们感到，我方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
最后谈到开辟未来时，邓小平说：“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很大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表示“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交往会有很大发展”。他认为应当“少渲染、多做事”。
此外，双方还就柬埔寨问题、边境驻军和边界谈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午，邓小平设宴招待了戈尔巴乔夫一行。午宴后，戈尔巴乔夫在回钓鱼台宾馆途中，特意在白云路南口下车，会见路边群众，并向中国人民祝贺中苏关系正常化。他热情地说：“我刚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紧紧地握了手，苏中两国关系已经完全正常化，苏中两国人民非常友好。”他代表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问候。其夫人赖莎还为一位中国女工签名留念。
戈尔巴乔夫在京期间还同中国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18日上午乘专机赴上海参观访问，下午6时45分离沪回国。戈尔巴乔夫对这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非常满意。临行时，他很兴奋地向欢送的市民说：“当我们准备这次访问时，我们想了很多。现在访问已顺利结束，我向你们祝贺，我也向苏联人民祝贺。”并说：“重要的会谈已经结束，现在要迈开大步前进。”
戈尔巴乔夫结束在中国访问的当天，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概括了中苏高级会晤的成果，规定了发展新的中苏关系的基本原则。公报强调中苏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行之有效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中苏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的领土、领水和领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边境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
公报还声明，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双方认为有必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
这次高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中苏关系多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正常化。这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