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大规模学潮，而后引发政治风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如何当机立断，处理这件极为复杂的政治事件？改革、稳定、发展大局在1989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87年初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没有坚持进行下去。到5月中旬，赵紫阳武断地宣称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地加以反对，这样，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泛滥起来。赵紫阳还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他对党的风气、社会风气趋于恶化的情况和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滋长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一时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党的战斗力削弱。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群众的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发生了某些误解和忧虑。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这些情况，对党的领导进行攻击。他们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时，国外敌对势力正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猖极，这一切更使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一场动乱在酝酿之中。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动和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赵紫阳于前一天赴朝鲜访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4月2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使绝大多数干部明确了动乱的性质，也使许多学生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5月4日以后，80%的罢课学生复课，全国各地的局势迅速趋向平稳。
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根据政治局常委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月4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
5月6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从而表明了他同党的公开分裂。根据国务院令：自5月20日10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动乱的策划者则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终于使动乱在北京地区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整个学潮和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6月3日，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6月3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蛮袭击，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
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政治风波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度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大为加快，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决策上发生了不少严重失误，致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以至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摇和夺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的一些人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决不可以低估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1979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他又严肃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赵紫阳接替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也就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