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喜欢的外国作家，读过的作品绝不止于“摩文所提，举凡一切具有叛逆性、追求自由解放，揭露黑暗现实的作品，他都尽量设法找来阅读，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请看周作人的回忆：“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并不进，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虽然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为鲁迅所最佩服。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国家的作品，……在许多年后，《小说月报》出弱小民族特号的时候，找不到关于斯拉夫的几个民族的资料，有几篇谈保加利亚和芬兰文学的文章，便是鲁迅从这书上抄译下来的。鲁迅在东京的后期只是短短的三年，在终日闲走闲谈中间，实在却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如拿去和国学时期相比，真可以说是意外的神速。由此可知，鲁迅的兴趣当然不只是浪漫主义一派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作家作品，对现实主义同样投以热情。拿俄国文学而言，果戈里、屠格涅夫、安特莱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都是他喜欢的作家；另外，像挪威的易卜生的作品，也是他关注的对象。其实，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鲁迅看了的还很多，这从他后来在文章中时时提及，可资证明。
学习西方文学的经历，在鲁迅的思想、创作、人格发展的进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只要对鲁迅上述方面给予较完整的了解，便可发现它们间的关系。
进入“神思宗之至新者”的天地
日本留学的生活，确实为青年鲁迅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和思想的天地。他深深地为“摩罗诗人的著作所吸引，又被鼓吹破坏、反抗庸俗、提倡个性解放、重视主观意志的哲学思想所震动。简言之，那就是他醉心的与“摩罗派文学家思想相近、或有某些相通的哲学家的著作，即哲学界的“摩罗派。
所谓“神思宗之至新者，便指的是这一派哲学家。所谓“神思宗，指的是十九世纪初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流派；而“神思宗之至新者是指思想上源于黑格尔一派哲学，但又有更大胆发展的盛行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的，以尼采、叔本华、斯蒂纳等人为代表的主观意力至上的唯意志、唯我论哲学派别。鲁迅在日本期间，所读的也主要是这些哲学家的著作。能使他心神俱往，似乎可以纠正人类精神和社会之弊端，能够使中国精神为之刷新的，也正是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鲁迅心目中，他们的思想才是符合历史和中国国情的思想，也是最有效的批判的武器。
一九〇七年，鲁迅写下了《文化偏至论》一文，发表于一九〇八年《河南》月刊第七号。在文中，鲁迅介绍了“神思新宗哲学家的思想，分析了这些思想在文明史上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并针对当时中国“强兵富国，鼓吹“立宪国会而不注重精神、个性张扬的现实，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这虽然是一篇哲学论文，但对于了解青年鲁迅的思想，掌握他学习西方的逻辑出发点，认识他读书情况以及他如何从书本中吸收自己认同的思想，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要窥测他在日本期间所读哲学书的情况，已是最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当时，鲁迅最倾心的是尼采的哲学，所以文中他重点也放在了尼采身上。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其哲学的核心是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他认为个人的权力意志是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根本动力，“超人是人进化的顶点，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这种思想比黑格尔英雄创造历史并体现“绝对观念的思想走得更远。尼采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不断著书立说，然而，他异常寂寞。学说没人理解，著作几乎无人问津，默默无闻，极受冷遇。这种状况使他绝望，他只好寄希望于未来的人：“我是为现在还不存在的一种人写作，为世界的主人写作。在绝望之中，终于抑郁造成神智失常直至死去。到了九十年代，尼采渐为世人所重视，到两个世纪之交，尼采学说风靡全球，就在这时，他的著作，飞过大洋，来到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这里广泛传播，鲁迅接触尼采著作，醉心于他的惊世骇俗的、大胆新鲜的哲学就是在这一时期。
对某一思想的接受取决于接受主体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不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的无目的的盲目冲动，而是植根于接受者自身思想的需要，或者说，是接受主体所处的民族、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当然，这种认定是接受者的主观认定，也许符合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实际，也许不相符合。鲁迅接受尼采等人的思想，从“神思新宗哲学家的著作中获取振衰起弊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他对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发展带来的某种片面极端性认识的结果，也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认识的产物。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准确，甚或偏颇，但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在鲁迅看来，十九世纪的西方，有两大弊端，一是夸大多数人的作用，而否定了个人尤其是极富创造性的天才个人的价值；二是物质文明的偏至，形成了个人内心主观精神的衰退，意志屈从了物欲。于是，他从“非物质、重个人出发，以“掊物质而张灵明的逻辑立场，重点吸收了尼采等人的强调个人价值、重视主观精神强大的思想，以不同流俗、反抗破坏现实的勇气，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的目的，向现实发出挑战，发出了以立人为本的呼吁和呐喊。
从文明史的发展过程的记载，鲁迅对十九世纪欧洲的精神与物质文明的成就有着清楚而深刻的认识：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及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举其他，则物质文明之进步是已。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数其著者，乃有棉铁石炭之属，产生倍旧，应用多方，施之战斗制造交通，无不功越于往日；为汽为电，咸听指挥，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鲁迅的认识是有一定意义的。他看到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社会价值，但又认识到了在这样的社会中“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的极端倾向，即对少数握有真理或有创造性者的可能扼杀。他看到了西方工业革命后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人类带来的实利；可物欲横流过度，即鲁迅所说的如下状况“崇奉逾度，倾向偏趋，……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夜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确实使精神文明遭到冲击，也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鲁迅发现了尼采等人的与现实有巨大反差的新的思想时，尤其是尼采等人张个性扬灵明的人格理想冲击着他时，他所希望所渴求的“精神界战士终于出现了，他似乎找到了救世的良药、改变现状的灵丹——说明白些，尼采等人企图拯救西方人的思想，匡纠流俗、拯拔西方人之灵魂的种种学说，对中国当时的现实，同样适用。
鲁迅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一些人“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但他们中有很多人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于是，他们提倡在物质层面的改革，于是办洋务，兴商业，鼓吹西方立宪国会之说。从今天和当时的观点来看，也不能说有什么大错，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发展与思想、精神解放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性解放的巨大意义；况且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内部的民主受到破坏，个性在机械化时代也受到了抑制，金钱物质崇拜成为社会价值的中心，而这些并没有受到维新派的重视。所以，鲁迅认为他们是“不根本之图，是“抱枝拾叶，只有发扬人的个性、使精神内部生活丰富而强大才是根本，一句话，即首在“立人。他说：“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了解了这一点，鲁迅为什么钟情尼采诸人的学说，就不释而自明了。
鲁迅指出，个人一语，在中国不仅缺少历史的基础，即在当时的有识之士那里，也往往与“民贼同义，与“害人利己相等。而欧洲的十九世纪末却不然，“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按照这一思路，他肯定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个性受到尊重的事实，也批判了“以众凌寡的民主政治的弊端，而极力推崇尼采诸人的思想。
他一开始就介绍了德国哲学家斯蒂纳的哲学观点，“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自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接着就是叔本华的思想，“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稀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顺之而来的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主张：“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再接着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思想：“其后有显理伊勃生（现通译亨利克·易卜生）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以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如其《民敌》（今译《国民公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最后，他讲到了尼采：“若夫尼（尼采），斯个人主义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他引用了尼采笔下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的“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一段话，来加强对“超人的理解。
在“超人哲学的影响下，鲁迅提出了自己的思想：“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
尼采等人的学说，不仅是纠正扼杀天才和英哲的出路所在，是抵制庸众的有力武器，而且也是医治拜物教的良药，是以主观精神去克制“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的法宝，这就是鲁迅的理解。他说：“崇奉主观，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即其他评骘之士，以至学者文家，虽意主和平，不与世迕，而见此唯物极端，且杀精神意力，即唯意志论。生活，则亦悲观愤叹，知主观之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于方舟者焉。那么，什么是主观主义与意力？鲁迅作了概括：“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即“于客观之习惯，无所盲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以是之故，则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如尼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所以鲁迅指出，“顾至十九世纪垂终，则理想为之一变。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故勖宾霍尔（叔本华）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
显然，鲁迅的思想，从现在看来，是有片面性、有缺陷的，过分夸大精神意志的作用，对民主的弊端的评判也有失公允和客观，在处理个人与民众的关系方面，也有偏颇处，受尼采诸人的影响是明明白白的，不过他和尼采诸人又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