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这样普通人生活的画面和质朴无华的情感，在袁毅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又如，《带病出游》写的是自己和妻子带儿子去游张家界，结果儿子在路上突然感冒，这使得“我们”原本应该充满诗情画意的旅游生活变成了不眠不休地寻找医生照看儿子的劳碌奔波。这就是真实的老百姓生活，他们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苦恼，而他们也内有呼风唤雨的通天本领，所以他们注定只能忍受平凡人必须忍受的生活苦恼，也享受着热爱生活的人才能体会的平凡的幸福。即使如《鸣沙山夕照》这样气势开阔，充满哲思的游记，在袁毅的笔下也能透露出无限的生活乐趣。当“沙原的远处，天地之间落日的地方，一滩殷红的残阳作最后的焚烧的和道别，落日也正在收敛起它洒向戈壁沙漠的每一道光线，我们久久地凝视，不知说什么好，沉默静寂里仿佛只听到彼此的心跳，”在这样的“静默的玄思与梦幻”中，同行的人也会唱起“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并且全体沿着沙坡滑行而下。由此可见，袁毅心中这份关注市井人们快乐的情怀，使他无论身处何种情境，总能最敏锐地捕捉到大众的声音，最直接地感触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傅德岷在《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风景》（1997年《当代文坛》第4期）中，将中国世纪之交的散文分为“雅”与“俗”之类。他认为，“俗”散文指那些题材日常化，主题浅近化，形式大众化，语言生活化的通俗散文，诸如报刊杂志上的‘寻常百姓家’，‘生活大观园’等栏目的散文。这些散文“贴近大众，新鲜活泼，”是大众心灵的投影，富有浓郁的生活乐趣。由此可见，袁毅的散文应该划入“俗”的这一类，但绝不是庸俗和媚俗。
人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真正的艺术绝不是文人们闷在书斋或泡在酒吧中就能体会到的，艺术的真谛存在于平凡人们的喜怒哀乐中。袁毅曾借评价小说之机道出了自己的艺术观：“一方面，20世纪包括小说再内的各门艺术都在不断地对抗和脱离传统，随着束缚和禁忌减少，小说对现实的表现越来越任性和猥亵，却很少能够激动人心，或使人轻松愉快，一旦小说只剩下作者的个性，消失了它固有的美和吸引力，平庸便压倒了一切。另一方面，小说创作表现了严重的‘贫血症’——精神资源的贫血，思想穿透力的贫血。”正是源于对艺术本质深刻的认识，袁毅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最能蕴藏诗意和生命力的人民大众。同时，袁毅在《散文时代的忧思》中批判了时下呈泛滥之势的流行散文，指出一些“青春美文”“绵软无骨”，是“虚假的浪漫故事，看不到巷衢的世态人情，更没有衣食艰辛之慨，导致散文在文学价值上的匮乏，乃至沦丧。”由此可见，袁毅的“俗”，恰恰是对平庸，柔弱，琐屑，晦涩的庸俗文风的反拨和抗衡，他正是要通过自己对朴拙门扉掩映下热爱生活的老百姓的真性情的描写，来抒发自己对生活真挚的热爱，他用健美高尚的情操去反映和表现生活，对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进行关照。同普通人同喜同悲，这就是袁毅贴近生活的平民情怀。
二、歌唱生命的浪漫情怀
当都市生活以其紧张的节奏，残酷的竞争日渐消解了生活的诗意时，又还会有多少人留意着生活中那一低头的温柔和瞬间的感动。而中国有太过漫长的历史，甚至有太多的劫难。在这样的历史浮沉中，中国人潜意识的浪漫情怀是支持我们这个有着无千年的历史的文明古国穿过历史尘埃走到今天的精神支柱。中国文明的浪漫情怀，可谓源远流长。从《庄子》中的奇谲想象到《楚骚》中的激情澎湃，浪漫主义始终伴随着中国的文人，使他们能够在灰暗的生活现实中仍然保持一腔积极向上，昂扬壮阔的情怀，当代文人同样也不例外。袁毅作为浸润在传统中的知识分子，也始终穿透生活中的虚伪矫饰，直接把握生命真善美的本质。
为一个居于城市的现代人，袁毅同样必须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世纪末以来，不断加剧的人类精神危机与生存危机，正在消解着知识者固有的家园里诗意栖局的从容与乐天性。伴随商品大潮，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现实生活的混乱无序，也使散文作者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这一切导致了许多散文作者，不再愿意用热情明净的眼光去发掘和传示生活的真善美，而代之以虚无琐碎或自恋自怨的笔墨，去实录个人生存的浑然状态或个人欲望的原生态。袁毅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固然也表现了自己的迷惑与惊讶，但在理解，正视这一切之后，他仍然用一颗善良，宽厚而又敏锐的心去发现生活的真善美，去弘扬正义，健朗，纯洁和高尚的生命。
《城里的月光》中，作者刻画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在比肩接踵的电子一条街”上，呼吸着“汽车，摩托车，助动车尾气排放的浑浊空气”，穿梭“在各种VCD与电视机零部件铺天盖地的摊贩中间”，在“花花绿绿的盗版碟片淹没的商铺”和“三点式女郎矫揉造作地扭动躯体的卡拉OK画面中”，他客观而冷静地向我们展示了城市现实生活场景的不堪。一股庸俗肤浅的流行文化在大街小巷弥漫，健康，真实，清新的纯文学的背影已经渐渐远去，留给人们的是文化快餐的泡沫和残渣。在这样艰难的视听的环境中，连“城里的月光”也成为“名缰利锁”，“时刻在诱惑人上路”。作者痛感“城市文明使人冷酷和堕落”，“城市霓虹的闪烁和车流的喧嚣太容易使人们的真淳友善的情感化为齑粉”，但仍然有人会“向往着某种诗意地栖居，怀念着那颗葆有纯洁无邪，互不设防的心灵”，会在“迷离闪烁的城市夜空再一次笼罩钢筋水泥的丛林时”，在心中听到“天籁之音”，这就是袁毅，内心依然古典的现代人。无论他所面对的生活是否让他困惑，引起他的诘问，他仍然牢牢地捍卫着自己心中文学的净土，捍卫着那份追求真善美的浪漫情怀。他希望生活在喧嚣都市的人们永保至情至性，当眼里充斥城市的汹涌人流，滚滚车流时，当耳朵里弥漫着摊贩叫卖，汽车鸣笛时，仍能看见“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能够听到“宛如天籁般浸润天地玄理的纯音乐。”
袁毅并非未曾认识到城市生活的光怪陆离，也并非对于城市人们日渐空虚和无所适从的生活状态视而不见。作为一名报社编辑，较于其他文化人，他站在社会生活的最前沿。他对于百姓的生活乐趣，欣赏口味有更加敏锐的捕捉。然而，他并未随波逐流，一味地迎合大众，取悦大众，把自己的散文变成不加剔除的社会世相的实录。他在不回避人生缺憾的同时，过滤世相的杂色，表现了生活的美好，抒发出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因此，袁毅不是在回避，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关照生活。所以尽管城市的“天气依然阴沉沉的”，“可我的心却是晴朗的”。（《湖畔沉思》）正如他在《行动散文的意味和确认》中指出那样，“散文的时尚趣味被定位在似是而非的议论，真真假假的抒情和谈古论今的博学为一体的散文风格中，真正的诗意和生命力都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而无当或小而发腻的散文读物”，“散文的真特性和精髓以及必具的文学美感和原创意义越来越被这些虚假的繁荣所冲淡。”面对困境，作者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中国白话散文应坚守精神的品格”，“把散文内容的情感本相提升到诗性这个高度”，这是衡量散文是否优秀的标尺。
面对现实的千疮百孔或不尽如人意，悲观主义者深味世道的艰辛和前途的扑朔迷离，而真正的勇士却能始终怀抱浪漫主义情怀，超拔于世俗万相之上，执着不渝地向着真善美的精神家园进发。
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最近几年，人们似乎一直在议论着这么两种散文：一种称为“文化大散文”或“历史大散文”，一种称为“小女人散文”或“小男人散文”，周鸿，刘敏慧在《灵魂的领地》（2001年第4期《当代文坛》）中指出“前者追求鸟瞰茫茫历史，俯视芸芸众生的宏大叙事，关注的往往是历史浮沉背后深刻的道理，这种散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人们对散文的期待，而同时他们也容易在夸张的历史想象和盲目的价值判断中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文化学术沙漠”。后一种散文“追求细致之处见真情的镌刻与雕琢，关注的则是里弄街巷的柴米有盐和快乐寂寞的情感体验，但它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偏狭的闺阁情感的泥，有时还显得忸怩与腻烦。”而袁毅的散文应该是不属于中的任何一类，他走了一条中间路线。他选取了后者的写作对象，关注的却是前者深刻的道理。也许是职业的责任感使他时刻谨记最广大的群众，他始终站在百姓的立场，时刻倾听和反映着大众的呼声。这一切使他的散文绕过了文化主义泡沫和闺阁情感的两大泥，显得真诚而质朴。
与袁毅的“平民情结”和“歌唱生命”相一致，他采用了十分朴素的传达方式来抒发带着泥土芳香和生活质感的情感。他的文章中，大多数都是日常口语中常见的平易之语，不饰雕琢，带着毛茸茸水淋淋的质感。其中的不少语言还直接取自武汉的方言，例如“儿子昨晚就嚷着要上幼儿园，说幼儿园有小朋友和滑滑梯，蛮好玩！”，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儿子的活泼好动；“快走，伢哭不死的”，（《儿子初上幼儿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武汉人快言快语的泼辣性格，这样的语言在袁毅的文章中比比皆是。毫无疑问，文学语言永不枯竭的源泉就是市井语言，它们虽然不够凝练，不够典雅，但它们形象生动易上口，犹如带着露珠的小草，鲜活而青翠欲滴。周书浩在《人生况味和浮世情怀》中讲到“散文不怕美，就怕浓艳，一浓艳就腻了，‘味必淡，淡中见腴’，就是这个道理，‘朴素之为美，大美也’，这是艺术反璞归真的最高境界。”我不敢说袁毅的散文已经达到了反璞归真的境界，但他散文的质朴，在当今时尚前卫、浓艳的文学作品充斥的文学界，也算是别具一格，独具风味了。
与此同时，袁毅的散文较少运用各种夸张、拟人、隐喻的修饰手法，总是以从容不迫的气度，娓娓讲叙平凡故事中的酸甜苦辣，不夸张，不渲染，说真话，抒真情。读他的散文，仿佛在听一个老朋友闲话家常，在这波澜不兴的讲述中，又往往激起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然而，正如“物极盛则衰”一样，任何原则被推崇到一个无可复加的极限后，它的副效应也将随之显现出来，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袁毅过于推崇用朴素的方式，朴素的语言来传达朴素的情感，导致他的散文语言有时浅近得近于直露，失去了耐人寻味的审美特征。老百姓的语言并非不美，可也并非全美，若将其不假思索或不加提炼地全部写到文章中，难免会失之于浅近直白，失掉了回味悠长的含蓄韵味。与此同时，袁毅的散文结构缺少变化，落入了先写人记事，后抒发情感的俗套，文章的铺叙缺乏想象力，流于平淡。这些在《带病出游》《儿子初上幼儿园》《淘书记》《雨中赶车》《〈24小时的情与爱〉编辑琐记》《小事难忘》《历史的镜子》等篇章中均有体现。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袁毅也写过一些抒情味极浓的篇章，如《湖畔沉思》《爱的私语》《守望缘分》《城里的月光》《走过》等，但由于所抒之情皆未能脱出前人的窠臼，语言也少见创新之处，因此未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一名编辑，袁毅在品鉴他人的散文时，可谓独具慧眼，火眼金睛，但作为一名散文作者，他总是难以摆脱前人散文的影响，缺乏一种灵气。在《行动散文的意味和确认》《散文的忧思》中，他对中国90年代的散文做了较深刻而有见地的分析，但他自己的散文却缺少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与集体的共同话语中。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袁毅在《童年琐忆》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打破一成不变的传达模式的端倪。在写到自己的童年时，袁毅在文章的开头用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特写镜头，“穿着褪色，又紧又小的短球鞋，打着赤膊，光着脚丫子，留着小泰山头的小男孩穿过时空绵长而幽暗的隧道恍恍惚惚中又走到我眼前——”，这个带着倒叙性质的想象性描写片段，使文章增色不少。
袁毅的散文犹如一株带着原野露珠的小草，摇曳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它用来自旷野的清新和泥土的芬芳对峙着城市的迷离灯光和喧闹浮华，唤起城市人们对于大自然和生活本真的追求和渴望。它也许还有几分生涩与朴拙，但它的根扎在真实的泥土上，它的耳朵贴着大地，能听到种子发芽的声音和由远及近的火车声，因此它美得素朴，美得真实。
三女性散文的双子星座：麦琪与叶倾城散文论
大约在九十年代的中期，一种被称作“小女人散文”的文字在文坛内外喧哗起来。它的感性、精致、优雅赢得了许多年轻读者的喜爱，同时，不少评论者也清醒地指出其琐碎平庸、慵懒矫情、“不够厚重”、“不够开阔”的弊端，可谓毁誉参半。如同所有的流行事物，“小女人散文”热闹一阵之后就归于“沉寂”，甚至连“小女人散文”这个称谓也变得暧昧起来，只剩下揶揄、讥讽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90年代是散文泛滥的年代，“小女人散文”——这些都市景观的精灵却真实地展示了在女性在日常感受、时尚细节、风情遐思等现代都市文化中的种种情状。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认识背景上，我们可以探讨武汉的两个青年女性散文写作者——叶倾城和麦琪，“小女人散文”的成功和局限在她们身上都是明显的。她们共同的缺点，不在“女人”，而在于其“小”。她们的某些散文沦陷于流行而易逝的、庸常浅显的话题，进行平面、絮叨的表述，缺乏个性，淹没在副刊时代的文字海洋之中；作品现世的成分多，难免世俗、窄小、甜腻、虚浮，缺乏必要的超越性。她们过于注重经历，而对于经验的、生命体验的表达却力度不够，经历仅关涉一己的行动记录，在浅表层次上具有个人色彩，容易成为被“窥视”的材料，只有将经历上升至经验的层次，融汇进更浓郁的生命感，才能真正避免狭隘性、琐碎感。
（一）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叶倾城散文论
叶倾城于1995年开始发表散文作品，以其感人的故事、华美的语言、时尚的面貌、鲜明的风格特点迅速获得了大家的喜爱，在青年读者群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叶倾城出版了《我的百合岁月》、《烟花雨》、《玻璃杯里跳舞的天使》等五个散文集，同时还在多家报纸、杂志上撰写专栏。
叶倾城曾在工科大学学习机械制造，毕业后就职于政府机关，简单而程式化的生活经历与她笔下旖旎浪漫的文字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与同时代许多女性作者类似，叶倾城的写作是自发的，是青春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才华与心性的结合；同时，对于叶倾城来说，写作更是自觉的选择和生命的存在方式，广泛的阅读、勤奋的写作、以及对文字的热爱与钻研，使她能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力求创造自己的风格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