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傍晚，坡前乡党委书记郑田和乡长白屹闷闷不乐地低头步入了福生饭馆。
“来啦？”饭馆服务员高二妮儿阴沉着脸打招呼。他是老板高福生的小姨子，人长得俊俏，也很聪明会说，只因生于那个穷山沟，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在姐夫办起这个饭馆时应邀来当服务员的。
白屹和郑田点点头，走到餐厅的一个角落旁坐到了餐桌对面。
“来点什么？”高二妮儿远远地站在门口问。
“一瓶老白干儿，一盘水煮花生米和一盘过油肉 。”白屹说完，又问郑田，“行不行？”
“算了！这个小妮子怎么这么无礼？”郑田耷拉着脸嘟囔。
“山沟里的闺女懂什么？算了，算了！”白屹递给郑田一支烟说。
“又是老白干呀？能不能换换口味儿？”二妮儿大声询问。
“这破店能有什么好酒？”白屹反问。他说的不错，当时还未彻底开放，名烟名酒还是计划供应的，不是大饭店，没有硬门子，都搞不到好烟好酒，有这地方名酒就算不错了。
“店破呀？说句实话，不是你们死乞白赖的求着俺姐夫，连这个破店也没有。嫌破，你们找好的地去。”二妮儿丝毫不让，大胆顶撞他们说。
“快上菜吧！我们惹不起你还不行？”白屹笑着说，催促二妮儿上酒上菜。
“这妮子今天吃枪药啦？”郑田愤愤地嘟囔。
“算了！算了！咱不和她一般见识。”白屹息事宁人地劝说书记息怒。
白屹不是度量大，而是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正如高二妮儿所说，坡前村虽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数百户的大村和乡党委、乡政府的办公地，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人们的思想仍旧处于“自然”经济时代，还想依靠祖先们在山坡上开垦的薄田度日，没有一点商品意识。千余人的村子里此前不仅没有一个工厂，没有一座旅店，而且连一个小饭馆都没有。县委号召招商引资，觉得坡前乡一带的山与太行山的大部分山脉不同，不是人们常见的花岗岩，而是能够烧制石灰、水泥的石灰岩，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就把一些首先富起来的人介绍到这里开发。这些开发商乘坐着高级轿车在坑坑洼洼的山道上颠簸上一个小时，到来后不但找不到住处，而且连饭也吃不上，只能到供销社买一斤蛋糕、饼干类的东西充饥，说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还办什么工厂，都打了退堂鼓。县委连连败北后，终于找到了原因，责令乡领导务必想法解决这一问题，并以此带动个体经济发展。郑田和白屹早为这事儿发愁呢，领导一点拨，赶紧回来商量琢磨了数日，就想到了高福生身上，一起登门做工作。高福生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是炊事班长，复员前在军队举办的军地两用人才培训班学了一些东西，本来已被省城一家大饭店相中了，想到那里发展的，可是禁不住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恳求，就答应留下来为家乡做贡献。他把自己家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的临街厢房朝外开个门，挖两个窗户，用石灰水粉刷一下，里面放上四张小桌、几个凳子，当作了一般人用餐的餐厅，在北屋客厅摆上了一张桌子算作了招待贵宾的雅间，饭菜以本地特产为主。他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厨师，让妻子当大堂副理兼保管采购，从山里请来辍学在家的小姨子当服务员。麻雀不大，倒也五脏俱全。饭馆规模不大，却是颇具特色。唯有一点令其头疼：来消费的人在逐渐增多，记账不掏现金的也天天都有。开发商前来，身份是乡政府的客人，自然应有乡政府接待掏钱。乡政府有什么呢？大包干时把乡村集体的土地资产全平分到户了，没了一分钱的集体收入。因为工商业不发达，税收没有多少，连干部的工资都解决不了，四百来名教师工资及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等只能靠“三提五统”，从乡亲们手里要。至于吃喝招待费，上级规定没这个开支，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也难以下账。乡政府没法就记账，不但招待客人记账，就是干部们来吃喝也是记到公家账上，搞得高福生债台高筑、苦不堪言。乡干部中来的最多的就是郑田和白屹，因此高福生最惧的就是他们。
高福生好面子，不好意思开口要账，也知道乡政府没钱，可是看到县政府已经投资开始往这里拓宽公路，觉得家乡富裕起来指日可待，这些账不会烂掉，能够隐忍下来。
高二妮儿却不这样认为，觉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害怕人走茶凉，收不回钱来，几次都想发作，都被姐夫、姐姐劝住了。她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脸子看。
这天，她说的“老白干”在本地是叫“老白干儿”的，一去“儿”字就有了总是“白干”的意味儿。她把酒菜扔到他们所坐的餐桌上后，就返回柜台后坐下织开了毛衣。
郑田和白屹酒至半酣后，白屹招呼高二妮儿：“闺女，再来两盘子鸡蛋炒饼。”
二妮儿没有说话，起身到后厨给姐夫说了一声，返回来问：“谁掏钱？”
“记账！”白屹陪笑说，“你姐夫哩，我们有事找他。”
“姐夫，他们找你哩。”二妮儿对着厨房喊了一声，拿着账本过来问：“谁签子？”
“我来！”白屹说完，接过账本签字后递给了二妮儿。
“白吃！”二妮儿“嘿嘿”笑着说，“这名字起得好，到哪儿都是白吃。”
“什么白吃，那个字念‘ 屹’，屹立的屹。”白屹哭笑不得地说。
“俺上学少，认不得这个字。俺见你们天天来，又不掏钱，郑书记叫郑田，俺就想你们是整天白吃哩。到哪儿……”
“胡说什么哩？”高福生端着两盘炒饼过来打断二妮儿的话说，“没文化就承认没文化，过去歇着去。白乡长，别介意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没什么？孩子家逗着玩儿哩。”白屹苦笑着给自己下台阶说，“明天，县里有几个领导来调研……”
“给谁吊唁？”二妮儿又插嘴说，“俺姐夫还没有叫人家逼债的逼死哩，不用……”
“放心！”郑田忍不住打断她的话说，“阎王欠不下小鬼的。白乡长说得是调查研究，不是给死人吊丧。老高，有没有问题，大概20人左右，是帮助咱们乡谋划发展的。”
“没问题！没问题！”高福生答应着，心里说：“有问题也不行啊！这个村就这一家饭馆，你去哪儿接待人家？”
“好！”郑田点点头，悄声说，“不过，你得教育一下你的小姨子，千万不能让她信口开河。”
“好的！好的！”高福生连连点头说，“你们尽管吃，需要什么直接找我说。”
“不用了！”郑田说完，匆匆拨拉几口炒饼，叫上白屹走了。
“呸！”二妮儿对着他们远去的后背吐了一口吐沫，狠狠地说：“整天白吃。”
“闺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问，“谁整天白吃呀？”
“书记，乡长，一个叫郑田，一个叫白吃……”
“二妮儿，快进来！”高福生没等二妮儿说完，就跑出来打断他的话说，“不招呼客人，费什么话？”
“请进！请进！”二妮儿急忙陪笑请客人进去。此时，他发现老人是坐着北京吉普过来的，身后还带着两个年轻人。
老人一行吃的很简单，一人一盘炒饼一碗鸡蛋汤，吃完后付账就走了。
送走客人后，高福生说：“二妮儿，以后可不敢瞎说了。这个老头儿说不定是私访的大官哩，要是把书记、乡长弄走，咱们朝谁要账哩？”
“不会是大官。人家投资商都坐着王八盖子车……”
“不是王八盖子，是轿车。”高福生再次打断她的话说，“眼下当官的，不到地师级，都坐北京吉普。俺们团长坐的就是北京吉普。”
“看看，我说对了吧？这个官儿大不了。”
“行了！行了！明天少说话吧。”
“行！他们不问，俺就不说。”
“有这句话，俺就放心了。”
高福生说完，急忙返回饭馆，叫上老婆一起准备次日的饭菜。
郑田和白屹从饭店走出来，互相搀扶着一摇一歪地朝乡政府那个七十年代修起的破大院走去。冷风吹来，郑田象是清醒了，又象是真醉了，仰天长叹一声说：“老弟，听见了吧，她在骂咱们呢！咱们官不大，好歹算是九品知乡了吧，她一个山野小丫头，不仅给咱脸色看，还指桑骂槐地诅咒咱，窝囊啊！”“有什么法子呢，集体财产全都分光了，那点税收又解决不了人吃马喂，为了过日子，咱天天到乡亲们家里装粮食捉猪，逼着人家交‘三提五统’与土匪有什么两样，都被说成‘四子’（要票子烧老子拿孩子扒房子）干部了！咱们都是农家出身，实在于心不忍，可有什么法子呢？”“管他呢，凑和着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