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楼听虫
【杨昌庆】
从春到秋，从早到晚，在文华楼院内都有虫鸣，随你爱听不听。那鸣声在破损的墙根，带露的草丛，在树枝上面，井台底下。鸣声丰富而多彩：蟋蟀的轻柔，油葫芦的婉转，纺织娘的清脆，而青蛙叫起来节奏总是那么鲜明，伴你晨读、散步，陪你熬过夏日酷暑的难眠之夜。
虫鸣听多了，同学们自然增了几分对虫的喜爱和关心。春天的某日，有同学早起时宣布：“我昨晚听到了蛙鸣”；秋日的某天，又有同学突然问起：“怎么没听到知了叫”。
说到知了，它太吵闹、惹人烦。但有一次却是例外。夏天的午后，总是让人昏昏欲睡，上课时精神涣散，但老师却十分认真，每讲完一个问题都要问“懂不懂？”、“知道不知道？”此时，课堂上格外安静，老师望着学生，等候回答；同学瞧着老师，不知如何说好。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尴尬的局面谁来打破？凑巧窗外传来“知了、知了”的蝉鸣，特别清晰。同学们一听，乐了；教师也心领神会，笑道：“知了，知了，好！我们接着往下讲。”笑声驱走了我的睡意，课堂气氛一下子轻松、活跃起来。原来讨厌的蝉鸣，也有给人带来快乐的时候。
有人喜欢玩虫，挑动蟋蟀搏斗厮打；有人爱好观虫，欣赏蝴蝶翩翩飞舞。我偏好听虫，晚上睡着在枕上静静地听，课余倚着窗沿悠闲地听，泡一杯浓茶，坐在院子里专心地听。但听虫最好的去处则是文华楼旁那一片土坡下。这里树高林密，草鲜花香，没有市井的喧嚣，车辆的轰鸣。微风中虫儿在枝叶上轻轻摇荡，快乐地放开歌喉，或高唱，或低吟，不在乎谁在听，也不在乎会得到怎样的评论。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虫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释放着自己的激情，唱着自已最美的歌。
此刻，这片山坡不是独唱的舞台，不是明星的歌会，而是属于所有的虫的，满坡回荡着种种鸣声的美妙交响和不整齐但悦耳的合唱。它们到底唱的是什么？是田园曲？欢乐颂？还是爱情之歌？只要你静心听一听，一定会有自己的定义。在这里听虫，你是被热情、欢乐包围着的，好心情如同花朵般怒放。在这里听虫，你才会明白听虫与看花是多么的不同：花是冷静地等你去看，虫是热情地叫你去听。看花一定要热闹，边观看边赞美，不然就缺少了情趣；听虫却必须安静，谈笑惊扰虫鸣，歌声便会失去了欢畅。
酷暑早去，秋色正浓，文华楼前枫叶火红，桂花金黄，樟树还是那样苍翠葱郁。几位原本相约去看花赏景的同学，刚出大楼就被扑面而来的虫鸣声吸引住了。
那是纯熟的声调。响亮、高亢、雄壮、激越，绝对不是痛苦的呻吟、绝望的叹息、悲凄的哀号。每只秋虫都尽情尽力、不知疲倦地狂歌、猛唱，甚至是嘶吼、呐喊，掀起一阵阵热烈、雄劲的声浪。
这些被视为渺小卑微的小虫，在花瘦草衰，自己也将辞别世间之时，却发出如此强音，这样轰轰烈烈地面对死亡，是要表示对生活的热爱？还是想体现生命的价值？没人知道。但那鸣声确实是震撼人心的。
文华楼的桂花，让我看到了美。文华楼的虫鸣，让我听到了美。
初吃稿费
【黎笙】（李富生）
我的第一笔稿费才区区五块钱。但在1963年“困难时期”却不能叹其少，何况发表在武汉晚报的那首小诗《老报务员》，仅有豆腐干那么一丁点大呢。能有多高的奢望！
我决定出去豪吃一顿。捱过三年饥饿的日子，能够有填饱肚子的一顿饭确乎成为全国6亿人民的最高理想，我一个大一的穷学生焉能例外？
寻寻觅觅在胭脂路、粮道街、积玉桥和青龙巷一带，为的是找一家经济实惠的小餐馆。几经踌躇、掐算，最终选定在胭脂路往右拐进粮道街的那家小饭铺，壁上的小黑板用粉笔写着白菜、豆腐之类的家常小菜，嗬，还有烧蹄花！就蹄花了，他娘的，再来二两白酒一碗米饭。
冒着热腾腾香气的烧蹄花上来了，一个小小的盘子里零丁几块骨头——少是够少、瘦是够瘦、零丁是够零丁，然而解馋哪！还有——解气！
在昙华林食堂老是窝气啊！每餐一个黑不溜秋的大麦粑，既吃厌又吃不够，让人既恨又爱。偶有荤腥，也教人心悬半空，眼见菜上那片薄如刀片的肉要舀进你碗里了，却是饭勺一哆嗦，眨眼间那肉不见了。最擅长饭勺一哆嗦的，要数脸上一大块青痕的中年女炊事员，人称“青面兽杨志”，同学们避之唯恐不及，于是她的窗口总是显得寥寥，不像别的窗口人挤人排长队。不幸遇到她时不管你如何讨好、巴结，脸上拧出波斯菊一般的笑纹都无济于事，她眼皮都不抬一往无前地“哆嗦”，让你绝望到底。
今朝独享一盘蹄花，用不着讨好谁，那滋味就格外地好！狼吞虎咽往嘴里塞，吐出的骨头噼里啪啦好像一堆麻将牌。吃罢，将碗碟一推起身便走，那才叫爽咧——用不着找碗、洗碗。
找碗？这可是我和二、三学友不时要面对的一个饭后的程序。平时，我和蒙万恬、沈振煜（此公后来任过华中师大教务处处长）有时端着碗边吃边聊，从食堂出来踱上图书馆附近的草坡，吃罢便用匙将搪瓷碗刮得精光，把颗粒不剩的空碗往草丛里一扔去散步，回来时往往在盈尺的草丛里寻碗。那是一种乐趣兼极不情愿的负担——还得洗碗呀！
小餐馆的二两浊酒将我灌得熏熏然，胃里燎起一片壮烈的火焰。“仰天大笑出门去”，那是李白，而我只是一脸傻笑，路人避让，瞧这小子喝醉了。醉？明明是沉醉：狻猊衔环的庄严的文学之门为我缓缓开启……五元稿费买得一醉，还有，买了一本贺敬之的长诗《**之歌》，硬封面的精装本。至于我是如何踉跄到横街口、民主路那个新华书店，早不记得。好像腾云驾雾眨眼便至。
舌尖上的昙华林
【李航】
随着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钟声响起，昙华林广播喇叭又唱起“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的歌，于是，从教室、从寝室、从阅览室、从操场，学子们纷纷涌进学生食堂：开饭啦！顿时，食堂里排起十几列长长的队伍。有位脸上长着黑痣的女师傅，手脚特别麻利，打的菜也比别的师傅多那么一点点，因此，她所在的窗口排的队显得更长。有的同学硬是找也要找到她那条队后面跟着。
我们刚进校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尚未消除。大伙同样定量的那份饭菜，当然杂粮占有相当比重，忽啦啦一下子就进了肚皮，果腹第一，哪顾味道，而且普遍都还有意犹未尽之感。于是，在饭缽中倒进点开水，依稀还能见到几星油花，又咕咚咕咚穿过了五脏庙。
有时，只是有时，食堂里还供应一些大麦面馍馍，黑黑的，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了。我们寝室的窗户对着食堂，一有动静便连忙冲下楼去，也算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一份机动券换得一个黑面馍馍，悻悻地慰藉那像永远也填不满的皮囊。一位酷爱俄苏文学的同学，端详着手中的黑馍馍说：“我们这长江边边的黑馍馍，比起伏尔加河边边的黑面包来呀，嗯，没有那么黑，却比那个香呀！”惹起大家一阵哄笑。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食堂的供应也日见起色，越来越好。厨房边上有块“一周早知道”的大黑板，上面预报了本周的食谱，真称得上丰富多采。早餐除稀饭外，带馅的、油炸的、煎炒的、汤煮的，花样迭出，应有尽有；中晚餐一荤一素，有时还是三个菜，硬是没有重样的。
似乎记得当时一天的菜式（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总的感觉不会错）：早餐是油饼、稀饭配雪里蕻醃菜；中餐是炒三丁加菜梗肉片；晚餐是红烧鱼块并清炒土豆丝。用鸡蛋、青菜、紫菜等做成的“神仙汤”，一大桶一大桶摆在那里，里面有长柄舀瓢，随意取用。曾有位学子总结了舀汤秘诀——轻下瓢，切莫搅，直到底，慢慢起——嗬嗬，那可不是清汤寡水，而是“内容丰富”哦！
要问什么菜最好吃，可能大多数同学都会说是“麻婆豆腐嘛”。麻麻的辣辣的、软软的嫩嫩的、鲜鲜的滑滑的，在舌尖上泛起一阵紧一阵温柔的刺激，真是味道好极了，而且满口留下的余香久久不会散去。
回民同学就餐，小锅小炒，单锅单做，确保道地清真风味。我曾有严重的胃病，还可享用病号伙食。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上盖精心制作的厚厚的一层臊子，味道格外鲜美，营养格外丰富。至今也让人难以忘怀。日前，花二三十块钱去吃了一碗味拉面，偏偏吃不出当年的那滋那味。
其时，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十三元五角，平均每天四角五分。我们师范生享受全免费，学杂费、住宿费、水电费、医药费等等，都是全免。家境特别困难的，还可申领助学金。我们班有位来自鄂西山区的同学，在昙华林三年多没有回过一趟家。问他：“想家么？”“当然想！”“舍得父母么？”“当然舍不得！”“干嘛不……”他立马打断我们的问话，歪歪地抬着头，风趣地说：“我更舍不得昙华林这天堂哦！”
年级辅导员在组织政治学习时，曾经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说：必须要有多少个（具体数字恕我忘记了，反正是挺多挺多的）中国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听后，震动！震惊！震撼！
当时我在昙华林广播站服务过。轮到我值班，循例提前几分钟作好准备：接通电源，装好唱片，换罢唱针，一听到下课钟响第一声，立即启动唱机，于是，雄浑的钟声和激越的歌声交响在昙华林的校园中——当！当！当！社会主义好！当！当！当！社会主义好……（李航，1962年入中文系。编审。曾任湖北省新华书店党委书记）
课外三味
【刘正国】
练胆
大二上学期，中文系领导为了安全，要学生晚上轮流值班，每班三人，两小时换一次岗。记得我值班时是一个夏天炎热的夜晚，大约是零点到两点。我们三个同学，一人守前门（靠近胭脂路的门），一个守后门（靠近花园山的门），我就在校园巡逻，奔走于前后门之间。从前门到后门是一条蜿蜒的小路，略有坡度。路旁树木高大茂密，昏黄的灯光透过树林，在地上画出斑驳陆离的影子，像一幅泼墨山水画。微风吹拂，树枝摇曳，发出沙沙声响，韵味十足。我慢悠悠地踱步，欣赏校园的夜色，体育馆、文华楼、图书馆、自习室……在朦胧的夜的海洋中，仿佛停泊于港湾的航船。
快到中文系办公楼的路上，灯光被葱郁的树木遮挡着，周围模糊不清，忽然看见两个黑影立在前面。我打了一个冷颤，定了定神，装腔作势地咳嗽了一声。再仔细观看，哦，一场虚惊，原来是两株小树。经过这次考验，我的胆子大了一点。在这条小路上我走了两个来回，故意练胆。
更有趣的是，当我在后门与值班同学聊天的时候，突然一中年男子打着赤膊，推门而入。“干什么的？”我和同学异口同声地问。那人好像没睡醒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不干什么……看钟。”“钟有什么好看的！这么晚了，还……”我们吼叫着，话未说完，那人转身就跑。我立即追了出去。门外黑黢黢的，追了几步，不见人影。第二天，我们洋洋得意地将“贼”情作了汇报，自然是受到口头表扬。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巡夜练胆，鲁莽追“贼”，着实有趣。
考僻
有人说中文系的学生喜欢咬文嚼字，此言不差。一天吃中饭的时候，有菜薹炒腊肉。某同学故作高深地问：“这腊肉的‘腊’字是什么意思？”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大伙考证的兴趣。有的说腊是风干的意思，因为腊肉腌后要晾晒。有的说腊肉腌制的时间是在腊月，所以称之为腊肉。有位同学摇头晃脑、拉腔拉调地吟诵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句子：“然得而腊（xī）之以为饵……”正念得洋洋得意时，有位仁兄高声发问：“那为什么不称为xī肉而叫là肉呢？”有的同学干脆把饭钵放在一边，搬出工具书查找“腊”字的义项。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争得不亦乐乎，那种学术气氛真耐人回味。
后来宋士威同学将大家的意思收集起来，写信向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请教。过了些天，果然收到回信。宋士威同学打开信，眉飞色舞地念给大家听：“农历十二月腊祭百神，故谓之腊月，这时腌制的肉就称之为腊肉。……”信中还写了很多鼓励的话，对同学们的“考僻”大加赞赏。
此事已历半个世纪，至今还历历在目。想不到就在这群有“考僻”的学子中，几十年后，冒出了三位语言学教授：一位是华中师范大学的周光庆（博士生导师），一位是十堰大学的王一军，一位是襄樊学院的舒邦新。
疯狂的臭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