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转型期湖北地区的各文体研究，无论是文体理论研究还是文体史研究，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湖北文学研究大体上呈现出某种共同性不同的是，转型期湖北地区的各体文学研究由于成果十分庞杂，较难以从某种共性出发来提炼、概括。因此，对于湖北地区的各种文体研究来说，论述的难度更大。为了展示湖北地区各文体研究状况，本章论述的逻辑要做出调整，更加侧重有特色的研究，并以各文体研究的著作为单位，一一来论说。转型期湖北地区的文体研究成就，主要在小说、诗歌两大文体上，因此，本章主要也就讨论湖北地区的诗歌、小说研究，以窥探湖北地区的文体研究上的成就与特色。
一、中国诗学理论的整体研究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中国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之中，诞生了大量的诗歌理论批评，建构起了比较系统、丰富的诗学理论。湖北地区文学理论批评最有光彩的一页，就是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系统梳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湖北学人的诗学著作。这套诗学丛书系统地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诗学的阶段性特征和风貌，以及重要诗学范畴的产生与特点。这套诗学著作包括《先秦两汉诗学》、《魏晋南北朝诗学》、《唐代诗学》、《宋代诗学》、《明代诗学》、《清代诗学》、《现代诗学》、《当代诗学》。这套诗学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了更贴切地展示湖北地区诗学研究的特色，透视各个时期的中国诗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总体特征、发展脉络以及重要诗学范畴，在此以每本诗学著作作为论述的单元，详细评述。
《先秦两汉诗学》展示的是自春秋战国迄止两汉时期的诗学发展状况，该书把先秦两汉诗学分为先秦和两汉两个阶段，从政治实用和审美价值两个角度分别加以观照，从而充分发掘先秦两汉的诗学思想和美学价值。
先秦时期，在“称诗以喻其志”中诞生了“诗言志”说。“诗言志”被朱自清誉为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作者客观地指出它的先天弊端即用政治实用目的完全遮盖审美功用。《先秦两汉诗学》认为“诗言志”虽然不属于严格审美意义上的诗学范畴，但却是中国诗学思索和发展的起点，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中国诗学中影响最大的理论范畴之一。在把先秦“诗言志”实用诗学思想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过程中，作者充分肯定了先秦儒家经世致用诗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孔子、孟子、荀子无不把诗歌视为修身养性和巩固政治统治的工具。《先秦两汉诗学》精辟地指出，先秦儒家的诗学思想在高扬诗歌社会功用的同时忽视诗歌的审美意蕴，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也给中国诗学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先秦两汉诗学》发现，在先秦诸子之中，荀子的诗学思想与众不同：他既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也坚持“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肯定诗乐中的情感性。《先秦两汉诗学》认为这是中国诗学开始向内发掘自身的审美机制的发端，在两汉诗学中，这一诗学思想得到延续和发展。
在谈到两汉时期的诗学思想时，作者指出中国诗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汉武帝为巩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将偏执实用的先秦诗学构筑为以政教为中心的诗学体系，并强化了诗乐的教化作用，确立“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刘汉王朝的建立，政治上的统一带来南北文化的融合，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展开了中国诗史上的第一次论争。《先秦两汉诗学》对这一论争加以举重若轻的审视和分肌擘理的论析：“它是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一次碰撞，更是审美诗学意识同儒家政教诗学传统的一次较量。通过论争，不仅恢复并确立了屈原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更重要的是展现出了此时期人们普遍觉醒的审美意识。它表明，中国诗学开始突破政教诗学的束缚，直向审美诗学走去。”（孙家富：《先秦两汉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第80页。）作者的这一观点建立在丰富史实的基础上并以精深的学理性，有力地反驳了一般以政教诗学体系来概括两汉诗学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诗学是中国诗学萌芽、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诗学》既对六朝诗学的历史发展轨迹作宏观的纵向勾勒，也对具体的诗学范畴加以细密辨析。《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前两章探究六朝诗学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前提，指出东汉“党锢之祸”直接使儒生士子习经致仕的传统道路受到摧毁性的打击，随着定于“一尊”的儒家统治思想的崩溃，有着独特审美价值的玄学因而受到广泛地接纳，精神思想较为自由。加之老庄思想的巨大影响，诗歌创作空前繁荣并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创造和开拓。一些诗人和诗论家，以敏锐的眼光关注诗坛的发展变化，从不同的角度阐发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就使得魏晋南北朝诗学较之先秦两汉时期有长足的发展，对当时诗坛和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魏晋南北朝诗学》将六朝诗学的发展依次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时期、两晋刘宋时期和齐梁陈时期。同时，《魏晋南北朝诗学》还对每个时期重要诗论家及其理论主张作出精当的剖析，并阐述其对诗美学的贡献。《魏晋南北朝诗学》指出：在诗学发展的建安正始时期，六朝诗学确定了其基本的理论内核，即诗学由注重政治教化转向把审美作为最高追求。在魏晋南北朝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魏晋南北朝诗学》突出陆机“缘情绮靡”的崭新诗学标志，指出其对以理为美的传统诗论造成极大的冲击力，拉开了中国诗史上“情”、“志”之争的帷幕。在魏晋南北朝诗学第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诗学》指出六朝诗论自觉地向内转来探究艺术审美特征，并对当时四个诗学派别进行详明切实的评析。更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诗学》另出新意，发掘陶渊明的诗学主张，阐明其把玄学清尚自然的人生哲学与乐志称情的创作态度统一起来，从而营造出一种真朴淡远的艺术境界和超尘拔俗的人格精神。
《魏晋南北朝诗学》在后面两章对具体的诗学理论范畴作出探析。作者从本体论视界对六朝诗学进行深度阐释，透析了玄学本体论的价值意义及其对诗学从文、史、哲中走出来而趋于独立的重大推动作用。作者指出玄学的审美人生格调和思辨性的思想方法确立了六朝诗论以审美作为最终追求，而六朝诗论的核心问题也正在于此。六朝诗学正是以玄学本体论为基础，以审美人生格调为价值取向，在摆脱外部束缚同时完善自身审美机制的过程中而趋于独立和成熟。从“主体论”、“主客体论”、“形式论”、“语言论”、“声律论”、“对偶论”和“典故论”等几个方面，《魏晋南北朝诗学》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学面貌，总结出魏晋南北朝诗学的主要特征。
唐代诗学虽然不如唐代诗歌那样辉煌壮丽，但也有很大发展。《唐代诗学》从总体上观照，指出唐代诗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征：一、突出诗性特征。多以精到的直观把握和诗性评论描述来进行理论阐述，形象直观的同时欠缺理论上的系统性和深密度。二、借助选诗，用评点的方式表现诗学主张和诗美理想，直观、形象、针对性强，但是缺乏理论上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三、对诗学核心范畴的创造性把握和凝定。对“风骨”、“意象”、“兴寄”、“韵味”、“声律”、“属对”等诗学核心范畴独到的阐释成为唐代诗学最为精彩之处，从而奠定了唐代诗学在中国诗学史上的位置。《唐代诗学》考证了“风骨”论在唐代的历史发展。还对中国诗学典型思想“意象”、“兴象”、“意境”等作出了深入的讨论，深思它们的发展、变化以及特征。《唐代诗学》通过“风骨”、“意象”、“意象”等诗学思想的阐释揭示了唐代诗学的主要特征。
宋代诗学论著繁复，蔚为大观，尤以诗话为盛。《宋代诗学》从总体上观照，指出宋代诗学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征：一、唯理主义倾向，宋代诗学具有唯理主义的特征，以理趣取胜。讲求思辨、格物穷理的宋明理学渗透入诗学领域。二、审美的细密化倾向，这与宋代学术与艺术的细密化密切相关。宋代诗学范畴细化到诗意、诗情、诗味、诗趣等问题。三、取舍的兼收并蓄倾向，“宋朝开放的态势是宋朝诗学繁荣的时代基础”（张思齐：《宋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四、丰富复杂的态势。宋金元政治上相互并立，文化上相互渗透、互补、融合，宋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丰富的局面。与宋代诗学蔚为大观的局面相辉映的是，《宋代诗学》恢宏大度的写作宗旨：“意图将宋代诗学置于中国诗学的历史坐标系中作考察，而力求言之有据；置于世界诗学的坐标系中研究，而力求准确。”（张思齐：《宋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宋代诗学》分章节依次对“诗意”、“诗情”、“诗味”、“诗趣”、“诗画”、“诗禅”、“以理论诗”等诗学范畴作出深入细致的探讨。关于“诗味学说”，《宋代诗学》看到宋人在诗味的追求上，以自然平淡为正宗，“味长于气胜”是他们对诗味的终极追求。经过梳理，《宋代诗学》发现“诗味学说”虽然并不勃兴于宋代，但在宋代经过自身的逻辑发展进程而自成体系，成为中国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西方文论有很强的可对接性。《宋代诗学》有力针砭了只有印度才有“以味论诗”的说法，确立中国味论诗学应有的位置。作者注意到了对严羽提出的“诗歌别趣说”所包含的诗歌创作呼唤形象思维的思想。《宋代诗学》还谈到了宋代独特的“诗画关系学说”，作者将这一学说与华兹华斯的见地做比较，从侧面将宋代诗学与世界诗学接轨。总之，作者致力于细心斟酌宋代诗学的价值，确立其在中国诗学和世界诗学中应有的位置。
郭绍虞曾经说过：“一部明代文学批评史也就成为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这样，突然增加了文坛的纠纷，然而文学批评中偏胜的理论、极端的主张，却因此而盛极一时。”这种看法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代诗学风貌。明朝开国以后开始了汉族传统文化的复兴，“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陈文新：《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明人以盛世汉唐为荣，在诗学上尊汉唐抑宋元，以古典的审美理想对抗诗的理性化和俗化倾向。如何具备大家素质超越宋元与汉唐并立成为明人苦苦思索的问题，明人因此具有浓郁的大家情结和渴望有所建树的焦灼心理。明代诗社此起彼伏，论争异常激烈，种种主张锋芒毕露，这正是郭绍虞所说的偏胜的诗学特色。对于如此纷繁复杂的明代诗学，《明代诗学》作者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作为创作的指导，明代诗学的效用是有限的。但作为对中国古典诗的审美特征的辨析、归纳或质疑，其成就堪称辉煌，至今仍然不乏魅力。”（陈文新：《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作者细密地辨析明代诗学范畴，尝试建构明代诗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将明代诗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纵观明代诗坛，从明代诸家——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明末诸家及遗民诗，流派纷呈，理论见解迭出。《明代诗学》在大量鉴别与吐纳史实史料的基础上，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诗体之辨”，“信心”与“信古”、“清物论”、从“格调”到“神韵”等五个方面来厘定明代诗学的理论范畴。具体展开时，不仅概括其美学蕴涵，而且对其生成过程和在明代的发展作系统考察，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来建构较为系统的明代诗学研究。
《明代诗学》之后，陈文新于2007年推出了《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作者坦言这本书是在《明代诗学》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但是细细咀嚼全书，可以感受到作者这十余年间孜孜不倦的学术努力与愈加深厚的学术功力。与前书相比，该书更具理论灵魂与哲学深度。
《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上编“阐述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以时代精神的变迁为切入点，相对齐整地划分出三个阶段”（陈文新：《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与明代社会前期、中期、后期的时段划分大体一致。作者另发新声，用“乡愿哲学”代替“保守主义”来界定明代前期的文化特征。该书的上编部分在前书的基础上对整个明代诗学进行了理论提升与哲学观照，侧重在哲学与诗美学之间建立有机联系，这部分不仅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可以称得上现阶段明代诗学研究领域内的华彩篇章。下编《明代诗学的主要理论问题》在与前书保持一致的基础上更加明晰了学术研究方法，以“同情之了解”作为基本的学术信念。
总体说来，《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视野开阔思路新致，史的通识与论的深思浑融无间，原典阐释与理论创造整合一体，思理严谨，论析精深，会通熔铸，集中显示了作者的学术特色。
《清代诗学》展示的是17世纪中期清朝建立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期间诗学的发展状况。闻一多先生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际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来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失败，无非重新正视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转引自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前人创造出辉煌的诗歌创作成就并形成的诗歌审美规范，清人难以超越。不过，《清代诗学》睿智地指出，迥然有别于宋代诗学偏胜的特质，清代诗学是以扬弃、折中为特征的，整部清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演进、变化的历史，也是清人在难以企越的前人成就中，艰难开辟自身的诗学发展空间的历史。
《清代诗学》把清代诗学放入清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网络中去考察，加以深入地辨析，从而厘定清代诗学发展的四个阶段：（1）主张“诗史说”和“诗主性情说”的清初发轫期；（2）标榜“神韵说”的建设期；（3）推崇“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的争鸣和繁荣期；（4）清代诗学的转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