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中西融合
20世纪被称为文学批评的世纪。进入20世纪后，文学批评空前的活跃，文学批评领域的图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同学派共存与竞争，不同力量冲突与互补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从而结束了一种支配力量、一种文学批评主潮“独尊”的现象。这就大大促进了文学批评的丰富和繁荣。然而，文学主张与研究方法各异的现代批评学派，为了在不甚宽敞的文学批评领域里争得一席之地，它们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观点推向尖锐化、极端化，推向所谓的“深刻的片面性”。它们为了标新立异，分别创造出属于各自的一整套概念和术语。然而，这些概念和术语由于表意含混，在批评家与作家、读者之间，也在批评家之间构成了屏障，从而使对话、交流变得甚为困难。各执一端、各偏一隅的文学批评，把文学的性质的某一个侧面孤立和凝固起来，无视其他侧面的存在，从思维方式说，是直线型的文学批评。由于把文学批评变成为一套套技术程序，文学的审美特质反被批评家共同忽略。
湖北地区的文学批评理论建设，走出了狭隘的中西之争，也不局限于某一种批评理论的偏狭，尝试沟通中西文学批评。王先霈的《圆形批评论》提出了圆形批评的理论观念，而王济民的《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和邵滢的《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发生论——1897－1917年间的文学批评生态研究》则从中国本土文学批评中提炼出了中西互通的理论尝试。
（一）
王先霈教授于199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的文章，并于1994年出版的《圆形批评论》专著，倡导一种“圆形”批评理论。在《圆形批评论》一书中，王先霈提出了“圆形批评论”理论，倡导建设一种辩证的、感悟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文学批评，即“圆形批评”。该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总题为“圆形批评论纲”；第二编总题为“文学批评散论”。在第一编中，王先霈从中国和西方关于圆的观念历史发展分析入手，深入地考察了东西方批评史上圆的观念同文学批评的关系，首次提出了“圆形批评论”理论，倡导建设一种辩证的、感悟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文学批评。王先霈还通过比较，阐述了西方的印象批评与中国的辩证批评的各自特征，精辟分析了文学批评、欣赏中美感的可分享性和可传递性。另外，作者对文学文本意义的层次作出了新的探索和划分。王先霈首倡的“圆形批评”理论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陈池瑜曾这样评价《圆形批评论》：“将文学文本的意义划分为语义、寓意、复调、增殖的意义等四种，论述了寻找意义的多种途径，剖析了印象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索隐批评、历史批评等批评方法的得失，最后论述了语义的循环到解释的循环过程，进一步论证了圆形批评观的内涵和特征。”
（陈池瑜：《批评理论的新构想——评王先霈〈圆形批评论〉》，《湖北美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在《关于“圆形批评”答问——王先霈教授访谈录》中，王先霈教授对“圆形批评”作了这样的阐释：“‘圆形’不是一种可操作的具体方法。它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境界。人类个体和群体的思维都是螺旋发展的。螺旋上每一小段都近似直线，而其整体则呈圆形。圆形一是在过程中实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研究活动之中，经过正、反、合，趋向圆的境界；二是经由不同的个体、不同群体的对立、争论和交融而实现。学派林立，易于防止极端，易于走向圆的境界。一个时期的小螺旋，不过是人类思想进化上的一个点罢了。”（王先霈：《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6页。）周志雄在《移植与综合：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新术语》一文中，对王先霈教授“圆形批评”这一术语作了这样理解：“从它的内涵和外延上看，虽然对批评的理论创新作出了一些尝试，但总的看来与其说是一些创造性术语，不如说是一种致力于创造的思路。‘圆形批评’试图融合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感性因素和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因素，倡导辩证的、感悟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审美特征的‘圆形批评’。”（周志雄：《移植与综合：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新术语》，《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由此可见，“圆形批评”论强调的是文学批评的发展性和多元化，较之于片面、孤立、僵硬的“直线型思维”或者片段直感的、缺乏确定内涵的“散点型思维”的文学批评而言，它倡导的是一种辩证的、感悟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审美特性的文学批评。当然，这里所说的“圆形”，王先霈教授认为：“它是一种批评观念，是对文学批评性质的一种体认，对文学艺术审美性质的一种体认；是一种批评原则，贯穿在批评活动中对客体把握程度的要求和主体思维活动运转形态之中；是一种阐释方式，又是批评主体确定自身在文学批评纵向发展与横向展开中的位置的一种态度、一种努力，构成主体自谐并且与其他批评学派互谐的态度。”（王先霈：《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理论界和批评界的众多学者在文学批评的多种角度的思考方面已形成了共识。王先霈教授认为：“在文学批评中，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挖掘，到韵律、词汇、句式等语言形式的分析，都需要专门的探究，都可以各自独立进行，都可能取得新颖的、精细的、有深度的成果。”（王先霈：《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应该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批评学派的了解、吸收、借鉴和对本国悠久文学批评传统的继承。但是，一种优越的文学批评观对各种文学批评角度与方法的统率特别需要强调。合理的文学批评应当以审美为中心，它不是以空泛抽象、不着边际的笼统议论迷乱读者的审美观照，不是以机械琐碎、技术程式化的解剖妨损读者的审美快感。而是有助于作品接受者审美观照的深化和审美快感的强化。
另外，对于倡导圆形批评是不是要建立大一统的文学批评？是不是要把多种多样的文学批评消融于一种文学批评？答案是否定的。王先霈教授的“圆形批评”倡导的是多元化文学批评观。在“圆形批评”论的导航下，各种文学批评彼此独立又彼此渗透，任何学派、方法只是文学批评历时发展的螺旋和共时发展的圆圈上的一个点。
在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化的时代，每种文学批评方法自身要实现自谐，各种批评方法之间则要实现互谐，这样，文学批评发展才能趋于合理。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在古今中外的文学批评史上，也不是直线推进而是以螺旋环绕的方式前行。古代就曾经有过的“圆形批评”的观念，然而它们都是素朴的，偏重思维的综合、偏重于整体的把握，而对局部的精细解剖相对忽略。即使有的批评家关注、爱好作细节的分析，也常因手段的贫乏而显得单调、肤浅。比如，中国古代散文、戏曲、小说评点中，虽有不少文体分析的成分，小说评点中还有一些对于叙事方式的分析，但同现代文体学、叙事学批评比较，就是很零碎、粗陋的了。而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又走入另一极端，过于强调技术化、程式化和模式化，以致缺乏整体感、缺乏灵气。因此，王先霈教授认为：“它们往往带有浓厚的操作主义气息，而少一点文学艺术鉴赏所需要的、根源于浓厚学养的颖悟，少一点辩证思维所具有的、建立于全面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圆活。”（王先霈：《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我们可以仔细体会古代文学批评思维在稚拙、朦胧中的灵动，也可以细致鉴别现代文学批评思维在琐细、生硬中的精确。现代的圆形批评是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
对批评的“圆形”的理解，我们不应停留在个体上，或者某个批评主体，抑或某件批评文本上，而应该从整体、全局去把握和理解它。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诸批评学派群，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批评的整体，都应该呈圆形组合状态。王先霈教授认为：“文学批评不但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上近似一串圆圈、一种螺旋；从横向看，现代文学批评不可能只是一种格式，它也应是许多圆环连接而成的圆圈，每一个环有自己独特的面貌，许多个环构成无始无终的连锁、无始无终的圆圈。我们期望的，就是这样无限丰富的圆形的批评。”（王先霈：《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二）
自觉沟通中西文学批评理论是转型期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最重要特色。王先霈侧重理论建树，而王济民的《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和邵滢的《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以京派为例》，则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转型期湖北文学批评理论善于沟通中西不同资源的特点。王济民的《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侧重于发现迥异于中国的西方文学批评，长于科学理性分析的特点，并考察了西方科学批评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冲击、影响及其效果，清理了中国的科学批评缘起时间、发展状况及其表现。王济民的《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尝试从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即文学的科学批评这个角度去阐释当时文学批评现象。在谈及晚清民初的文学批评时，王济民指出：晚清民初的文学批评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批评，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批评。该书主要围绕文学的科学批评展开论述，讲述了一批拥有相同学术志趣的批评家，在相应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共同致力于文学的科学批评的实践，从而，形成了晚清民初文学批评发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晚清民初，随着“西学”的深入和发展，国人对“科学”的认识突破了简单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层面，开始涉及到自然科学背后及社会科学本身的客观理性精神。从辛亥革命爆发到民国建立，国内科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时的科学思潮一方面固然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但同时更深入到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观念，深入到当时的人文学术和文学批评领域。
作为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科学批评非常注重文学批评的科学性。那么如何理解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呢？“所谓科学，是对自然、人类自身组成的社会和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的客观认识，其基本方法是观察和实验。”（王济民：《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王济民的《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一书就着重从科学主义的立场，探讨文学的科学批评。王济民认为：“所谓文学的科学批评，它属于科学主义范畴，同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科学主义一样，它所注重的，仍只能是内在的客观理性精神，而不是对自然科学术语的浮泛使用。科学的文学批评之所谓科学正是在它本来的意义上。”（王济民：《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科学批评注重内在的客观理性精神。而这种客观理性精神是建立和贯彻在整个批评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体现在具体的批评内容上。
《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与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界定晚清民初科学批评的主要特点。晚清民初科学的文学批评是在相应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展开的。具体指导性观念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文学的形式本质。晚清民初的科学批评通过对历来对文学本质的有关看法的考察，明确主张文学本质上是形式的。二是文学内容的真实性。文学的科学批评强调形式的同时，也是讲内容的，并且对文学内容是有要求的，即就是应该真实。三是对传统戏曲、小说地位的认定。中国古代重视文章和诗歌，小说、戏剧不能登大雅之堂。虽然历来都有强调小说、戏剧的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看法。晚清民初科学批评是认定传统小说戏曲的地位的。它以进化论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小说戏曲是文学进化的结果。四是主张具体分析文本。中国古代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常常是描述批评者主观感觉印象，晚清民初的科学批评是在反思传统印象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传统批评迥然不同的批评观，它注重具体分析，批评实践中时时处处体现出具体分析的特点。
其次，《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展示了文学的科学批评的具体批评实践。晚清民初时期的文学的科学批评主要有三种实践方式：一是对作品叙事语言的批评。在文学的形式本质的观念指导下，文学语言的地位被突出，表现在形式首先是文学的语言，文学和语言紧密联系。另外注重作品的叙事和故事意识。二是对作品结构的批评。在具体分析文本的观念指导下，晚清民初科学批评解析文本的同时，还注重于文学作品的针线筋脉和结构。所谓的针线筋脉和结构，都是对文本的解析，有相近之处，但又有所不同。前者在制作印记、形式联系，后者在整体构成。三是对文学内容的客观阐释。晚清民初的科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不但有其形式，又有其内容，对文学作品的内容，文学批评负有阐释的任务。
最后，《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论述了与文学的科学批评相关的文学研究。晚清民初科学批评家的学术活动相当一部分是文学研究。王济民在谈到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关系时指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不就是一回事。文学批评主要是对文学作品的解析阐释评价，文学研究则主要是对有关文学事实的研究。只是，二者有时候并不容易完全分开。文学批评中常常会有一些文学事实的研究，而对于文学事实的研究中也会有一些文学批评。这正是晚清民初时期科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王济民：《晚清民初的科学思潮和文学的科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由此，我们了解了在晚清民初文学的科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互渗互透，以及它们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