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带来的以文化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开放性为标志的现实语境，促进了中国文学在各个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朝着较为自由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兴起，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新的文化形态开始对文学发展形成严重挤压，将文学一步步推向边缘。在这样一种充斥着矛盾与张力的复杂环境中，中国文学开始了新的历史转型。湖北地区作为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就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而言，近年来已形成相当完备的学术体系，取得了诸多富有代表性的成果，学者们在激烈的时代潮汐中显示了扎实的学风和锐意创新的勇气。
一、开放与多元：文学史观念的更新
观念的更新是文学史研究有所突破的前提，转型时期本地区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首先在观念上体现出开放与多元化特征，具体包括以下三类代表性的文学史观念。
一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如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陈国恩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昌切的《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金宏宇的《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王泽龙的《中国新文学思潮研究》等著作，所用“百年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等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打破以往的现、当代文学史分期，在现代性视野下，将二者融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时间脉络的打通，不单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或时限上的任意延长，而是为了打破以往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负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寻找到新的切入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伴随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应运而出，对新时期的文学转型曾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一概念本身还存在相当的分歧，但它所代表的自由的文学史本位是毋庸质疑的，因而得到了本地区大多数学者的接受和认可。
二是以《中国文学编年史》为代表的中国文学通体观。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时序概念而言，《中国文学编年史》（现当代部分由於可训主编）中的“中国文学”概念显然更注重文学史线索的共向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国文学”概念区别于狭义的民族文学观念，因为著作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没有表现出对西方文学经验的排斥，相反，在统一的文学史观念观照下，常有吸收和融化。因而，它体现的是一种更加宽容的文学史观）。著作虽有现代卷和当代卷的分卷，但实际只是一个形式，在编撰体例上它几乎淡化了古代、现代和当代所有的时间分期，而从广阔的文学文化视野出发，直接将其纳入到中国文学整体流程当中，让其成为中国文学整体的一部分，突出与传统文学脉络的因果联系。具体操作程序上著作减少了史论的比例，将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当中的诸多史实以编年形式加以精密组织，以提高史实的重要性，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还原真相。当然，在史实的选择和编排上，作者做了精心的安排，以现当代卷部分为例，在注重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本位前提下，著作新增了文学理论这一板块的编入，同时对文学的外部因素，如重要的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活动（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事件等）以及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等加以关注。既突出了文学史的审美本位，也拓宽了文学史的研究视野。
中国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长期依赖西方理论观点作支撑，往往容易忽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语境，造成了文学史空间的割裂及阐释的偏颇，这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把握显然是不利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通体文学史观，突出了现当代文学发展与传统文学文化的联系，在方法论上突出了本土经验的优势，同时，对于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树立一种更为客观的文学史观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是以黄曼君、周晓明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观。同样，他们出于对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不满，主张将被普遍接受的“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名为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与现实性的“现代中国文学”。在他们看来，首先，“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流行概念虽然在现代文学学科意识和基本的文学史观念的进化等方面有着自身的贡献，但也有着自身的局限：两种提法在分期问题上都体现为一种时间跨度，这种时间跨度容易造成“量的初始点”取舍的武断性、随意性和“量的终止点”限定而带来对对象自身进程的强行终止。而“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量”从起点到终点都是开放的；其次，相对于“前学科时代”的“新文学”和“学科化时代”的“现代文学”的提法而言，“现代中国文学”以现代民族和主权国家概念划分其范围和性质，在文学对象、形态的包容性方面，凡“现代中国史”上发生的文学现象，均可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这就克服了前者带来的学科领域、学科意识、或文学史观念的偏狭。第三，相对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而言，“现代中国文学”既是一个具有较长历史跨度的概念，也是一个前有过渡性、后有发展性的概念，其过程性特点更有利于描述现代中国文学的一般史或专题史。第四，“现代中国文学”的提法，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还是作为一种发展了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文学史概念、观念，不仅有着历史和学理上的依据和合理性，同时也更有利于现有近、现、当代文学文学学科分支的重新整合。“现代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相当的合理性，相对于之前的文学史观念而言，也有明显的创新意味，其关节点是对“现代”这一核心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黄、周等人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概念和相关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入，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二、丰富与创新：文学史研究范围的拓展
较之新时期而言，转型时期湖北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在范围上有了明显拓展。其间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既有打通现、当代部分的通史著作如於可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当代卷），丰富多彩的断代史著作如王先霈、於可训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罗晓静的《寻找“个人”——论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等，同时，又在思潮史、社团流派史、各文体史以及史料整理等方面收获颇丰，仅以思潮研究为例，就出现了陈美兰的《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陈国恩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昌切的《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何锡章的《理性与浪漫的永恒巨流》、廖超慧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许祖华的《小说新人与小说新潮》、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王泽龙的《中国新文学思潮研究》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等一系列著作。这些成果体现了本地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旺盛势头，同时它们在在历时与共时两方面建构起完整的研究体系，为今后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同时也树立了更高的目标。
相对而言，本地区学者在一批特色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如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撰写、版本批评以及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等为代表的系列成果的出现，就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开创意义，既体现了本地区学者的整体实力，也保持了学科研究的前沿性。
文学理论批评史以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和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为代表。他们将文学理论批评纳入文学史的叙述体系，弥补了以前文学史理论批评史缺席的不足，无疑是一次新的拓展，最大程度上还原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完整性。作为一部文学理论批评专题史，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以百年为限，（上起1895年，下至1990年），着眼于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整体，以文学理论批评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及其现代品格的确立为线索，划分为“中国文艺启蒙的先声与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兴起”（1895—1917）、“‘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与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创建”（1917—1927）、“左翼文艺运动与多元化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1927—1937）、“解放区、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建立”（1937—1949）、“建国后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展开”（1949—1976）、“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运动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1976—1990）等六编，详细描述了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其史料之丰富，论述之严谨，填补了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整体研究的一项空白。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则以私家治史的姿态，将文代会后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分为两编：一元化的“二十七年”（或称为“毛泽东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多元化的80年代（或称为“后毛泽东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力图从动态角度对此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状况做出明晰的展示。同时，著作对当代有代表性的流派及理论家的观点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评析，突出了自己独立、自由的个人文学史观。相对而言，黄著巨大的规模和建构、富有创见的理论和观点都充分体现了本地区学者们的整体成就，而古著由于保持了个人思想的独特性与连贯性，成为当代个人治史的杰出代表。对于此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撰写而言，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拓展了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