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日后能学有所用，希望将来能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虽然，我是残疾人，但‘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常常这样思考，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个人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一定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我这么说，可这位朋友却初衷不改，一直在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经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后，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显然，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去拜访那些诚心关心我的先生们。
我们来到赫顿先生家，当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他们几个人曾为此事专门进行讨论，马克·吐温先生在代表洛奇先生发言时对我的那位朋友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但那位朋友还不死心，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达的命令文件呀！那位朋友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接到了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吗？这种话实在叫人难以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曾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有人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己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涉。他们的做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暗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可以替盲人贡献力量的真正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一位叫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从柏金斯盲校毕业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当我得知这是一个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组织时，我便很快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后来，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盲人做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这些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了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等地又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搬到连杉之后，我就一心致力于思考盲人的出路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辛劳地来到我们的委员会，他提出了失明的预防法，他说：“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因此，博士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一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这种病菌感染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一些有损名誉的事，才会染上这种不可告人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为了不让更多的孩子遭受失明的噩运，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进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对此事都有很深的成见，都不想谈及这类问题，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这样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时，与一位眼科大夫偶然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同意你们在报上刊登关于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去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否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篇稿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仕女杂志》也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了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也接二连三地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
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了。当然，除了写稿，我还得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我的生活变得繁忙起来，常常是急急忙忙参加完一项会议之后，又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因此处理的时间也要相对增加。由于过度劳累，老师与我的身体都累垮了。
虽然我们都忙得应接不暇，可生活上仍感拮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雇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在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便在回程时顺道去买菜。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那时，我的工作量相当大，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我的感觉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和一些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要想真正为盲人谋福利，就必须调动起团体的力量，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关注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到各种公开场合参加一些公众会议。为此，我必须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于是，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于是，从1910年起，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教我练习发音，星期日再赶回波士顿。
我还记得，在10岁时，莎莉文老师曾带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发声法。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时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慢慢发出“ARM”的声音，并要我尽量模仿。我们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当时太紧张，发出的声音总是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松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他常常这么说。
他很耐心地对我说，应在练习发音前先使发声器官发达才对，而且应该从孩提时起就不断地练习，如果这样做，我的声音一定会练得很好，同时也可记住更多的单词。
因此，我现在非常希望聋哑教育能及早发展起来，这样就能教导更多的聋哑儿童练习发声了。
怀特老师原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兴趣，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有两个夏季几乎一直住在连杉。
怀特老师的训练方式是从训练发声器官开始的，然后再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的学习，我终于可以勉强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莎莉文老师与我首先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实验性的演讲，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早就拟好的讲稿在喉头上直打转，可我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最后，我终于攒够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自己感觉就像射出了一发炮弹，可是后来别人告诉我，当时我的声音小得可怜。不过，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演讲完成了。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说话对我而言实在太难了，我有点自不量力，做不到的事就不该勉强自己做。”
不过，事实上，我并没有真的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了勇气，并开始更勤奋地练习。
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我的声音不够优美，但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这毕竟能够对我的工作有所帮助。至此，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