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他自己直到这几年才有了紧迫感。他十几岁的时候浑浑噩噩地在黑龙江兵团参加《红灯记》的演出，一场复一场地以“磨刀师傅”的身份大打出手。当时知识少得很，而火药有的是（兵团自己有兵工厂），道具手枪里装的竟是真火药。那天一声巨响，“磨刀师傅”倒在满台烟雾中。他醒来后混混沌沌地问：戏接着演了吗？那时宣传英雄人物，往往要看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岑小平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关心样板戏，当然就成了兵团的英雄人物。只是英雄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医生就像在针线盒中找一只纽扣似的，随便找了一只假眼塞进了他那空空的眼洞中。从此，他看东西便失去了立体感。
不过，岑小平心灵的眼睛正在逐渐明亮起来。1980年9月，杭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办起了业余大学中文科，这对他不啻是一个福音。他让单位的有关人士开个证明好去报考，对方却生怕会出什么事似的不给开。好容易托了熟人开出来了，对方还说：你上夜大出了事情你自己负责！我是不管的！
上夜大能出什么事？中国人如果蜕化到连业余时间上夜大都觉得怕出格，怕犯错误，那么，中华民族什么时候能摆脱愚昧无知呢？
上夜大后，三十来岁的岑小平深知了“紧迫”这个词的个中意味。他的儿子佼佼高烧住院了。他单位、医院、夜大来回地赶，时间更紧迫了。他和妻子都是二级工，都是三十七元的工资，撑起这四口之家，还要付医疗费、住院费，经济也更窘迫了。他的心灵更是有一种压迫感。“爸爸，”佼佼抽搐着，“你不是说巧克力好吃，你不是说买吗？”佼佼从来没提过要什么，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啊。岑小平匆匆跑出去，哦，只有一种巧克力，一元八毛一袋的圆粒的。一元八毛，这可以支付他们一家几天的开支呢！他已经借了多少债了啊！可是，他欠了佼佼多少债呢？佼佼长到四五岁还没吃过巧克力！买！“佼佼，一天就吃三颗，啊？”“嗯。爸，真好吃，你也吃三颗。”“爸爸不吃。”“不，爸爸，你身体不好，你也吃！”“佼佼，你，你再吃三颗。”“爸，你刚才不是说了，我一天只能吃三颗吗？”
佼佼睡着了。
佼佼又抽搐了。岑小平习惯地记下抽搐的时间。今天的护理记录上写着注射激素无效，体温41．6℃，加“AB”，加“先锋五号”，体温仍不下降。再加“林可”、“利福平”，依然无效。医生说这孩子长期营养太差，抗不住病！啊，又抽了，今天抽了有多少次了？
他望着夜大的课本《中国近代史》，今天真读不下去了。佼佼生病几个月了，凡是夜大上课的晚上，就由妻子到医院陪夜。他一次也没缺过课，他在夜大学近代史，在单位教近代史，他要不是上了夜大，他这个皮鞋厂的二级工怎么可能当上政治学校的老师呢？他一堂课也不能缺啊！那天他下了班跌进夜大——赶得太急了，差点摔进大门。他喘息着，拍拍脑门，好像把一片镇静剂拍了进去，然后才文明地走进教室。可是，他刚才拍进的到底是镇静剂还是安眠药？眼前就像做梦似的——教室里的人他从来也没见过！那些有着点头之谊的夜大同学呢？今天不是他们中文科上课的日子吗？！哦，今天不是中文科上课的日子，是他犯糊涂的日子……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啊！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必然伴随着思想的贫困。读吧，《中国近代史》。佼佼连抽了几次，这一会儿大概不会再抽了吧？病房的灯光太昏暗了。眼睛看一会儿书就累得直流泪！假眼在眼眶里擦来擦去地疼。把假眼取出来吧，好在夜深了，没人会看见。对，就放被子上，不会滑下来，近代史读到第几页了？
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岑小平一只眼睛放在被子上，一只眼睛看着近代史，一个勇于探求知识的人，便享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取知识的特权。
谁叫了一声？哦，眼前愣着一个小护士，我们早就熟悉了的，她为什么看见我这么怕，好像撞见了魔鬼似的？她逃了？“哎，护士同志！”岑小平站了起来，牵动了被子。只听“啪”的一声，假眼滚在地上了。啊……
啊，佼佼怎么了？佼佼！佼佼呀……你来人世一遭，才吃了三颗巧克力呀！
岑小平后天不足，小佼佼营养不良，眼睛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岑小平还欠了一身不知何时能还清的债！可谁又欠了岑小平的债呢？！那些无端地浪费了整个一代人的青春，而且还贻误到他们的下一代的人，那些把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拉向后退的人，历史啊，宣判他们，宣判他们！
当岑小平从佼佼去世的悲恸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像当年那个“磨刀师傅”炸瞎一只眼睛后醒来似的，思想处于极度的混乱又极度的单一中，只是这次他的第一个想法不是样板戏能不能演下去，而是夜大还能不能办下去，他重新获得的读书机会是不是又要失去？
S形楼梯
对于那些把破旧的夜大校舍视为殿堂的夜大学生来说，浙江省教育厅的五层大楼简直近乎像灵隐寺建筑群的中心——大雄宝殿那么神圣、庄严了。教育厅的各个处顺着盘旋上升的S形楼梯分布在一、二、三、四、五层楼上。
夜大学生该找哪个处反映情况呢？
“这事不归我们管。”
“这事找我们也没用。”
“我们对你们是同情的。但是你们还是得找他们。”
“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们说了这不归我们管。”
到底归谁管？总得有一个部门管吧？
学生们在S形的楼梯上来来回回地跑着。
“不行，他没时间！你们这么一点事情也要找我们处的领导？”
“中央文件上没说杭州教师进修学院可以办夜大！”
“你们要读书，你们自己拿书本念！”
“你们夜大是借人家老婆生孩子！”
就算是借人家老婆生孩子，那孩子也总是孩子，而不是小狗小猫吧？这些货真价实的孩子气喘吁吁地望着那盘旋而上的S形楼梯。楼梯的拐弯这么多，好像在他们面前摆着无数的S形，无数的曲折。难道他们今生注定了要走曲曲折折的道路吗？
夜大面临停办的直接理由是，开办时没有申报。当时，1980年夏，国务院下达228号文件，批转了教育部《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院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要求教育战线挖潜力，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培养人才，并提及“要着重发展文科”。正好浙江省广播电台介绍了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办夜校，教师白天教什么、晚上也教什么的经验。扩大教育面，多一个受教育对象就多一分建设四化的力量。就这样，杭州教师进修学院运足力气，于1980年10月初办起了业余大学中文科。开办后不几天，院部即到市教育局工农教育科口头申报备案，1981年3月，又以书面形式向市教育局申报，等待批复。1981年4月，院部第二次书面向省、市教育局申报备案，等待批复。1981年9月，院有关人士走访教育厅，回答是厅里准备统一研究。1982年2月，院第三次书面申报备案，等待批复。
学院是应该等申报批下后再办夜大，这样才合乎手续，合乎章程。但是，如果一切都要去查以前的文件上有没有先例，如果一切都要等上面批下来以后才能干，那么，浙江就不会出一个步鑫生了，步鑫生所在的浙江海盐衬衫厂就不会在浙江、在全国掀起这样的改革风了。
学院没有先报批再办学。这是夜大这个新生儿的病灶。学院老师们相信医生要做的是医治病人，而不是惩治病人。但是，他们等待批复等了一年，终于在1982年2月盼来的统一研究后的批复是——夜大立即停办。
这棵幼苗不能扼杀
1982年6月7日，《杭州日报》发了一份内参《这棵幼苗不能扼杀》，呼吁让夜大学生继续读下去。
这篇内参的作者是夜大的学生潘之江。这个三十来岁的区防疫站的职工上了两年夜大就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了一百来篇报道。防疫站传达室的老头挥着他的稿费单向大伙说：你们这些人读书都白读了！人家潘之江的字是值钞票的！
现在潘之江的字都值钱了，过去他连读书识字的钱都没有。他母亲被打成右派后，全家迁到农村。清华大学毕业的父亲只能用包盐巴的纸教之江识字，书是没有的，连一张纸也买不起。为了买纸，潘之江开始拔草养兔，一只兔养上三个月就可以卖到八角钱。可是这八角钱到底是用来买纸还是买盐巴呢？
十几年后，潘之江有了足可以写几篇小说的纸了。他向村里人宣布：我要写小说了！
晚上，毫无文化生活的二十来个农民走进潘之江家来听他念小说了。有的躺在床上，准备全身心地享受一下这个美妙的晚上；有的兴味十足地舒出一口气，往地下一蹲；有的睡在灶旁的稻草堆上，折断一根稻草悠闲自得地剔着牙。好像一边吃着五香豆腐干一边听大书似的，自我感觉极其良好。
“不知我这篇小说能不能登出来。”
“一定！”“肯定！”剔牙的激动得扔下稻草，蹲着的激动得蹦将起来，潘之江是当地的权威！
潘之江在“一定！”“肯定！”的充满激情的助威声中把小说寄给《人民文学》了。
一个月后，他和同村的人摇着船到镇上，去看看小说发了没有。
但是，没有他的小说。
又一个月过去了。
第三个月过去了。
“之江啊，你弄不出什么名堂的。你的东西县广播站用用就差不多了。”当初吃着五香豆腐干听他讲大书的人现在像吃了臭豆腐似的满嘴喷臭气了。
“我看啊，之江的东西公社广播站也不能用，根本不可能！”
“什么？你们太小看我了！你们敢和我打赌吗？我今晚就写一篇广播稿！嗯，你们看，我们村里羊死了，兔死了就扔河里，这很不卫生，应该埋起来，我就写这！你们等着！”
广播稿寄走后，潘之江天天注意听广播。这天清晨五点潘之江还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在睡梦中听到什么兔死了要埋掉。啊！他啪地跳了起来，简直比范进中举还要高兴十倍地扭头就往外跑，一脚踢开一个农舍的门，把那个和他打赌的人从床上一把揪起：喂，喂喂，广播我的稿啦！
“不可能。”
“你不信？好，反正中午收工的时候还有一次广播，一会儿你听着！”
中午收工时，广播响了，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说：下面播送塘南公社前进大队潘之江来稿。
“瞧！名字还读得那么响！”潘之江高兴得在地上打了个滚，“你们不知道，中央台好的新闻都是女的播的。因为女的声音好听！”
那两个打赌者微张着嘴傻眼了。
潘之江也有傻眼的时候——他们家1978年落实政策回到杭州，他到一个区防疫站报到时，看到办公室有那么多的稿纸！哦，稿纸！这得养多少兔才能……办公室还有那么多的报纸！哦，报纸！他是从包盐巴的报纸上学得的文化，他对报纸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他能在纸上哗哗地写出新闻报道寄给报社……不过，他先得打好中文基础啊！
1980年他考进业余大学中文科的那天，把夜大的门摸了又摸！这真的是大学的门，我终于进来了！啊，只要能进来念书，让我用头撞开门我都愿意！当然，到1982年的夏天，他不必再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开大学之门了。发表了一百来篇文章的潘之江已经有力量来抗争，来写内参动员社会舆论了——
《这棵幼苗不能扼杀》
是的，潘之江们多么需要扶植，需要培育，需要理解，需要认可，需要拧开知识的水龙头足足地灌进他们辘辘的饥肠。
冲破栏杆
一个青年背靠着西湖边的栏杆，吹着模拟鸟叫的竹管。一个姑娘穿着玫瑰花似的衣裙斜倚在栏杆上，心领神会地听着“鸟叫”。栏杆支撑着这鸟语花香般的一对。生活里没有栏杆是可能使人失足落水的，生活里太多栏杆又会使人无路可走。
杨树荫和曹儒灿匆匆地在西湖岸边走着。为了企业改革要冲出这样那样的栏杆，这并不奇怪。可是他们实在想不到，他们这三百来个从近四千个报名者中录取的夜大学生，为了继续求学居然也得冲破这样那样的栏杆！教育局已经三次下令停办夜大了。夜大学生昨晚拟了一份一千八百字的电报稿——只好打电报到北京告急了。
杨树荫和曹儒灿走进邮电局。现在是1982年6月21日晚八点。北京几点能收到电报，什么时候能有回电呢？
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同志
他们又拿起电报原稿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看着。真的，一个标点都不能错，要不，耀邦同志该笑话我们了！你们连标点都搞不清，你们的质量是不行嘛，算什么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