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用自己的长处比人家的短处，不如用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一、日本的危机感——小学生们被告知：日本没有什么资源，不能不为生存奋斗——在可以动动脑子的地方，决不要放过动脑子的机会——“经济动物”也好，“经济巨人”也好，日本人始终生活在生怕别人超过自己的紧张状态中——我们不同，我们从小就培养天下太平感和怡然自得感——二、东西方文化的合流——日本的“拿来主义”——在不设防地引进一切的表象下，顽强地坚持了本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有了现代文明，才能保护好民族文化传统——三、一幅竞争的图画——禁止垄断法——既然结了账，也就结了情——机器变成了人，人变成了机器——创造力和竞争力难解难分——四、变革与代价——游离于载体之外的滑稽人物——变革的代价——关于菠菜的“神话”——一句话就是一部历史
引子
用自己的长处比人家的短处，
不如用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
1967年5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应《大英百科全书》之约，为该书1967年版《补充年鉴》撰写了卷首论文，题目是：《激荡的百年史》。作者在第一章里写道：“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被迫开放门户的，但是一旦决定开放之后，便在回敬西方的冲击中，显示出敢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
《激荡的百年史》写的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战后的日本，两次接受巨大的挑战，振兴了国家。到1984年，日本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
这个令人瞠目的资本输出国，曾经是令人发指的战争输出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1985年，从8月12日开始，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以一周五次的从未有过的密度重播《四世同堂》这部电视连续剧，重播那连续八年的苦难！也是这个8月12日，我收到了从饱尝战争苦难的广岛寄来的广岛市长荒木武的信。信的最后一句话的大意是：他送上这份和平宣言，并且祝愿我们不断取得成功。
这封信写于8月6日。四十年前的这一天，广岛被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吞噬了。
记住过去，是为了不重演过去。
不过，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和平是建立在互相依存的关系上的。惟有自强，才能获得友谊与和平。1945年7月底的一个夜晚，延安的窑洞里亮起了灯火，一条火把的长龙傍着延河蔓延开去。历尽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地庆祝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发表。延安有个供俘虏的日本人学习、生活的工农学校，日本投降的第十三天，周恩来在赴重庆谈判前，还抽时间赶到工农学校致词：“各位即将回国了，请原谅我们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上。我们送去的是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日本青年。我想这是最珍贵的礼品……日中两国的合作是亚洲和平的基础，让我们为此而努力吧！”
1945年，中国人是艰苦卓绝的胜利者。
1985年，日本人是经济发展的佼佼者。
“日本人民在举起白旗的四十年之后对历史进行了绝妙的讽刺。”美国记者约翰·伯吉斯在给《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中写道，“他们在失败中取得了很多在战争中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
1985年4月，东京成田机场上络绎不绝的中国代表团里，不乏瞪大了眼睛的中国人，譬如我。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走进标着“外国人”字样的入境受检行列。我们是“外国人”？我的脑细胞至少用了十分之一秒的时间，重新进行了一次排列组合，然后才平静下来。在日本，我们就是“外国人”！我们在北京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人家外国如何如何”，“人家外国人怎样怎样”。现在，成田机场上的“外国人”陈祖芬脑子里肯定装着和日本人不尽相同的思维方式，眼睛里肯定有和日本人不尽相同的观察角度。“外国人”，如此而已。
我想把着眼点放在日本发达的方面，因为我希望我国也能早日发达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情景。”
是吗？
那么日本是怎么在战后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是怎么成为经济巨人的？日本是怎样搞改革、求生存的？中国和日本制度不同，国情不同，但也不是没有相通之处。因此，我决定写《日本的启示》。记住别人的成功，等于记住自己的失误。我没有时间去苛责人家的短处，没有必要抽象地比较不同民族的优劣长短。用自己的优点比人家的缺点，不如用自己的缺点比人家的优点；盯着人家的长处，总比盯着人家的短处对自己更有裨益，更利于长进。做人如是，论国亦然。
一日本的危机感
小学生们被告知：日本没有什么资源，
不能不为生存奋斗
火山爆发了。脚下的地——我赖以站立，赖以生存的地晃动着。我怕得叫了起来。我好歹把叫声的音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因为，这是在箱根的大涌谷自然科学馆里，摁一下电钮就可以尝尝火山爆发的滋味。
箱根的大涌谷，保留了火山爆发的残迹。山上是枯枝、电线、乌鸦。硕大的乌鸦在山的这儿、那儿“啊、啊”地叫着，凄寂而恐怖。火山烟云使山上雾气腾腾，笼罩着一层神秘感。再看看四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真觉得是置身在古装武打片的规定场景里。眼看下一秒钟，枯树顶上就会飞下一个武士，“刷、刷”地打将过来。走到海拔大约一千五百米的山顶，我得不断拂去眼前的雾，才能看到脚下的台阶。身上更是被硫磺的热气裹得像被煮似的难受。一次火山爆发，山上生灵毁于一旦，一切从零开始。从小虫子开始演变？从猿到人？如果此时此刻火山爆发，那么我就得先变成小虫子，再变成箱根猿人？
日本的经济也是从零开始——不，是从负数开始的。战后的日本是个负数。1945年8月6日，一个长三米、重四吨的怪物在广岛上空五百八十米的地方爆炸了。因为若在地面爆炸，会大大减弱光的辐射作用，或者说减弱原子弹的杀伤力。爆炸时温度高达五千—七千度。广岛市中心的桥，也就是爆炸中心的温度高达三千—四千度。广岛在零点三秒的时间内，一下子成为废墟。独有一个十三岁的活人在奔跑。刚才爆炸时，他的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只有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倒塌的教室把他盖住，挡住了原子弹的辐射，而他又恰恰在缝隙中没有被压伤。他跑了足有三百米，看见的只有死尸、死尸；哦，还有一些眼看就要死去的人，在痛苦地、无望地挣扎着。面对这种景象，这个十三岁的幸存者，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他应该和他的同学们、亲人们一起死去的。“我到现在还觉得过意不去。”他对我们说。时间是1985年4月11日上午。
当天下午，我们坐汽垫船离开广岛，前往松山市。这天烟雨濛濛。远处隐现的江田岛，只见雾不见人。这使我想起在一部日本电影里看见过的情景——当年美国军队在江田岛用火焰喷射器杀戮钻进山洞里的百姓。烟雾弥漫中，整个江田岛只活下来一个人。
我问我们代表团的陈喜儒：“你为什么来日本后烟抽得多了？”他说：“日本是个冒烟很多的国家。”是的，日本有一百三十六座活火山，还有那“不甘寂寞”的地震；有自然的冒烟，还有政治的冒烟。日本在侵犯和被侵犯的灾难中，在政治和自然的冒烟中，可资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实在不大富裕。日本大前研一先生，在他的《策略家的智慧》一书中说过，从六岁开始，老师就不断地向他、向小学生们灌输这种思想：日本没有什么资源，日本怎样才能生存？所以日本人不敢不拼命地工作。生怕一旦缺乏奋发精神，国家就要垮下来，就要完蛋。这种担心失去存在条件的危机感，激发了日本民族的自强心，焕发起可以导致“工作狂”的精神资源。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危机感过强，也可能导致侵略他国，导致“战争狂”。日本结束了“战争狂”的时代，就进入了“工作狂”的岁月。危机感使全民族“磁化”，纳入向着同一目标的“磁场”，迅速生长出利用空间、善于生存的才能。
在可以动动脑子的地方，决不要
放过动脑子的机会
我站在东京一个十字路口，车辆从八个方向、四个层次飞驰而来。东京光是市区就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人口，不能不琢磨最佳利用空间的方法，乃至去创造空间。市中心的房子每平米售价已达六万美元，而且每年上涨百分之五十。于是，1985年1月，一名叫寺井的工程师，向三百位建筑商和政府官员，提出了建“海洋城”的计划。即，在离东京一百二十公里的海面上，建造一个一亿平方米或两倍于东京市中心那么大的城市。是啊，在可以动动脑子的地方，决不要放过动脑子的机会。
所谓“动脑子的机会”，是最容易得到、也最容易失去的机会。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兴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抓住了多少动脑子的机会。日本的企业家们关注的，不仅是如何运用部属的体力，首先是如何运用部属的脑力。很多人想探知的松下公司成功的秘密，归纳起来也只有四个字：让人思考。东芝公司为了对付人才介绍所对它的雇员的引诱，允许技术人员用百分之十的时间搞个人的科研。思考能力是个人获得尊重、升迁和企业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工程师寺井在宣布他的动脑子的成果的时候，一条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把北海道到本州的日本列岛用“陆路”连接起来的青函隧道，即将打通了。日本人常常从无路处找到路，令人惊讶地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
在松山市的一个夜晚，我们即兴地走进一个小酒吧。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长方形屋子里，放着一张长条桌。大约二十个人围桌而坐。其中有两个顾客拿着麦克风在唱流行歌曲。墙上的扩大器里，播放着音色很好的配乐。酒吧有一个很大的歌片夹子，只要唱的是这里边的歌曲，店里都能为你播放配乐。酒吧的服务这么好，使顾客只感到生活的充实，而感觉不到钱的流失。歌唱者很可以在配乐的共鸣声中，自我陶醉一番。听歌的一起拍着手，左右摇摆着打节拍。这是一个单位出去赏樱归来后的余兴活动。长条桌三边的顾客都是靠墙而坐的，只有门口这一边的顾客，和墙之间有两尺多宽的一条空间。两对男女突然站起来，在这两尺空间中尽情地扭着、跳着。有的靠墙而坐的人也按捺不住了，在座位上大扭起来。一曲结束，又换两个人拿着麦克风演唱。呵，闭着眼睛唱呢！那么他们感情驰骋的空间便无限地大了。这么多人在这么窄小的空间，却得到了这么多的情趣和享受！
难怪在这么有限的国土上，却有这么无限的精神空间和脑力资源。于是今天——
在1985年的世界十大银行中，日本银行就占了五家。
日本公司纷纷把资金打入美国硅谷。
日语热席卷美国。因为日本是向美国输出资本最多的国家。
日本是信息王国。一至三分钟便可查询到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的商品品种、规模等资料。
1985年全世界约十万台机器人中，日本占四万四千台。
日本占世界“年产”专利的四成。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研制出可以随身携带的手提式小汽车，重量只有二十公斤。
日本先锋电子公司研制出一种新的激光唱片。一张唱片录完美国学院百科全书的二十本，共九百万字。
日本索尼公司研制出两千英寸的超大型彩电。
日本松下公司研制出一点五英寸的超小型彩电。
……
“经济动物”也好，“经济巨人”也好，日本人
始终生活在生怕别人超过自己的紧张状态中
不管世人称日本为“经济动物”也好，“经济巨人”也好，日本人始终生活在生怕别人超过自己的紧张状态中。日本朋友几次对我说，东京的繁华区银座等于北京的王府井。这里且不谈繁华度的差别。我想说的是，王府井也拥挤，但给人的是稳定感和从容感，而银座展现的是，在有限的空间里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四倍于我们火车速度的日本火车新干线，在银座高楼群的腰际缠绕而过，所以站在街上觉得线路像彩虹，高速火车像流星。我们代表团的哪位智者说：“日本车速太快，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横穿全国，所以显得国土小。”而日本朋友望着好像珠光宝气的阔妇似的银座，不无感慨地说：“日本幸亏战败了，不然哪会有今天的日子！”
一种横贯日本、浸透每个日本人个人意识的危机感！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生活于日本列岛的人们的内心里，剧烈翻腾着的是什么呢？那是一种危机感：日本是否已走到此路不通的地方了？今后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同时还有一种焦躁感和闭塞感：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危机和混乱？出路何在？应向何处去？……日本国民今天所怀有的不安感、危机感和焦躁感的对象很多，从身边的家庭日常生活到国家的百年大计，举不胜举。”
由危机感产生出来的一个个不断前移的奋斗目标，就是加在每一个企业、经理、职工身上的重压，就是每一个人竭尽全力，非达到目的不可的一个个残酷的、自我磨砺的过程。离东京五十五英里的日本经理训练学校规定的十条经营守则，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决不放弃既定目标，我将坚持不懈，竭尽全力彻夜工作去达到。”为了磨砺意志，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每天清晨四点半就起床锻炼，按武士传统用毛巾快速擦身，然后面向富士山挥着拳头高呼三次“我来干”。每天最后的课程，是让每个学生演说五分钟“我的雄心”。
危机感教会了日本人不是去想自己能做多少事，而是想自己必须做多少事，不能不做多少事。精工（SEIKO）厂的人，当然也是按照这种日本式的思维，来决定他们一年必须生产多少新品种手表的。厂里的人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一年有两千种。“两千种？”——一霎间，我的双眼，我的启开的嘴，乃至我的整个脑袋，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问号，向对方抛掷过去！但是精工厂的这位先生的回答，却像一个惊叹号一样简单明确：“两千种！”我联想起北京首都机场的SEIKO世界钟，北京饭店的SEIKO世界钟，北京时间的SEIKO标准钟，北京电视台的SEIKO标准钟……一个这么会动脑子的厂家，一年是完全可能有两千个新品种的。
SEIKO的先生向我们热情介绍完情况后，一再向我们道歉，因为他讲的比预定时间超过了十分钟。其实我正听得来劲呢！像这样有内容的介绍甭说多讲十分钟，就是多讲一小时，也正中我的下怀。因为他没有废话、套话和“嗯嗯啊啊”。精工人真像精工表一样精确。我看到他们厂内世界地图上显示的各国时间。北京时间是9∶27，东京时间是10∶27。东京和北京的时差是一个小时，那么，时间利用率的差额呢？经济效益的差额呢？
我们不同，我们从小就培养
天下太平感和然自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