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的心态和日本人相反。我们没有危机感。我们从小就熟读关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启蒙课本，从小就培养天下太平感和怡然自得感。但是，我国正因为人口多，各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人均耕地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仅为世界人均值的九分之一。人均矿产资源，除锑、钨等五种金属外，均低于世界人均值的五分之一。人均河川径流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之一！何况，即使是资源大国，也不等于是经济大国。我们的民族意识里，如果多一点危机感，少一点怡然自得感就好了。
纵观世界各国，越是有危机感的，就越有创造力和生命力。我走在东京街上。如果在城市上空鸟瞰东京，那么东京那层层叠叠的立交桥、高速公路、新干线，就像盘根错节的树根，而鳞次栉比的高楼就像这棵大树上的枝桠。不过，我现在是站在地面上看东京。我便觉得东京像一个发育过快的人。一幢幢高楼，像一块块从衣服下面隆起的肌肉——无法抑制的生命力，无处存放的肌肉！
二东西方文化的合流
日本的“拿来主义”
这天，我们专程到奈良的药师寺法师家里做客。法师正巧去接刚刚赴日的赵朴初先生。法师夫人安田顺惠，把我们安置到客厅里，连话也顾不上说，就用日本妇女特有的小碎步在几间屋里来回快速地走动。她端来了杯子，端来了冰块和啤酒，端来了苹果汁，端来了一盘盘的柚子……这天张光年同志因身体不适没有去，从维熙、邓刚、陈喜儒和我，就像四个乖孩子似的，吃完了这样，又吃那样。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叫主人高兴似的。
终于，安田夫人停止了小碎步的旋律——她要给我们表演茶道了。在布满高速公路和惯于快速走路的日本，所以还喜爱这种慢三拍的茶道，这是对快节奏的一种精神的和心理的调剂。安田夫人现在也进入这种慢悠悠的旋律。她用甜悠悠的声音对我们讲解茶道的每一个程序——用什么布擦茶碗，布要叠几层，碗要按什么方向擦，什么季节用什么碗，碗怎么端起，送到客人面前时怎么放下，茶粉怎么放，怎么用精巧的竹帚拌匀茶粉……
每一个动作都是慢镜头。
我不由想起安田夫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当时我看见的是她的背影——穿着乳黄和服的她，骑在红色摩托车上，向前飞驰。两只和服的宽大的袖子，在摩托的节奏中飞快地抖动。这位法师夫人的黄色和服与红色摩托融为一体，像一只红黄相间的美丽的机动蝴蝶。这是一种融合。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是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是时间和空间的融合。是不和谐的和谐，不融合的融合。
我们四人大气不出地端坐着，静听安田夫人讲茶道，活像四个听话的好学生。邓刚甚至一仰脖（是不是还一咬牙？）喝下了一碗他非常怕喝的、这种漂满茶粉的绿茶。屋里宁静得使我都不敢提问了，使我对自己的声音都失去信心了——我怕我的声音会“突破”安田夫人带来的这种充满友爱、温暖的和谐境界。
后来我问安田夫人：你为什么这么爱中国？
“因为我的祖先在中国。”她回答。
这个药师寺所在地奈良，有东大寺、唐招提寺等等寺庙。东大寺是中国唐朝鉴真和尚到日本的最初驻地。招提寺是为鉴真而建的，最盛时有和尚三千人。寺院大门上“唐招提寺”几个字，是模仿中国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整个建筑完全是中国盛唐时期建筑艺术的移植。
奈良唐招提寺的院子里，直通神殿的正中的巨石是从印度运进的。印度石的两旁铺着一块块从中国运进的巨石，中国石的两旁是朝鲜石，朝鲜石的两旁才是日本本土的石块。石头这么重，为什么要一块块地从远道运来呢？
日本朋友说，因为佛教是从印度发源，流传到中国，再流传到朝鲜，然后才流传到日本的。
日本人民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外来文化的“拿来主义”！怪不得我跟光年同志去看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山本健吉的时候，山本先生对我们说：“日本一千年来一直学习中国文化，有中国这样一位一千年的老师。”
京都金阁寺的山上居然写着“白蛇冢”三个字——白蛇传的故事，在这儿也广为流传呢。松山市政府的门前，高高地挂着印着大鲤鱼的布——迎接端午节呢。端午节也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后来日本又接受了西方文明，觉得记阴历五月初五太麻烦，于是对端午节也进行了改革，改成阳历五月初五。我们在宫岛神社时，两位穿着白衣、红裙曳地的女性娉娉袅袅地端茶过来。“这身服装是唐代传来的。”日本朋友向我们介绍。只是这两位“唐代女子”不住地“嗨伊！嗨伊！”（是！是！）又充分显示着日本民族的特性。
日本在十一世纪就掀起中国文化热。当时写成的近百万字的巨著《源氏物语》，光是涉及白居易的诗就有四十七篇，引用一百零六处。至于“三国热”，则近乎始终不衰。日本的大型动画片《三国志》，至今拷贝已超过一千万部。日本企业界更是热衷《三国演义》，认为可从中获得经营秘诀。据说松下幸之助成功原因之一，也是从诸葛亮那儿获得了眼力。日本人写的《三国志的人际关系》、《三国志的智慧》等书，皆成为畅销书；更不用说将《孙子兵法》、《论语》等用于经营管理了。甚至连我们已经冷落了的、我们自己的“土特产”——珠算，在日本的高小学生中依然是一门必修课，日本每年依然有几百万人参加珠算测验，否则就不会被企业录用。
日本从中国的引进，不论是围棋、筷子、书法、儒教等等，几乎是来者不拒。甚至日本最初的宪法（十七条宪法）也是全部用汉字书写的。直到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才敞开大门，引进了西方文明。幕末洋学家佐久间像山曾有句名言：“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即技术）。”不过日本在学习西洋技术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西方的文化、观念。于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又为新的公式所取代：“东洋文化加西洋文化”。
明治维新一百年以后，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总结道：“一切文明在基本上都包含着冒险精神。”是的，明治时期甚至有人提出废除汉字，使用罗马字母。结果是，1985年4月14日，松山市“全日空ホテル”这个饭店招牌引起了我的兴趣。前三个字“全日空”无疑是从中国引进的。后三个字则是英文饭店Hotel的日文音译。日本的年轻人很有一些偏爱美国风情的。会动脑筋的日本商界，便在东京郊区开办了一个“美国村”。村里是美国式的快餐店，美国的流行音乐，美国的游戏，美国的生活方式。从1983年开业以来，“美国村”平均每天接待顾客一千五百多人。日本的商标很多是“全盘西化”的：SHARP（夏普），SONY（索尼）、SANYO（三洋）、NATIONAL（松下）等等。这种不管不顾的、没头没脑的“拿来主义”，使日本成为一个同时具有突出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教育与现代文明，互相撞击着，融合着。横滨市鹤见区的寺庙里的几十名和尚，全都会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寺庙事务。日本把儒家思想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和西方文化交融、改造，建成一种终究绝不同于中国、也绝不同于美国的生活形态。一些美国人称日本的经济为“儒家资本主义”。松下公司的一个重要分公司的董事说：“也许松下的最终胜利，是源于西方理性主义和东方灵性主义的平衡。”日本的饮食也因为东西结合而产生了世上最科学的膳食结构，以至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超过了瑞典，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在不设防地引进一切的表象下，
顽强地坚持了本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日本人生命力强，自然和他们的“消化系统”健全有关。从50年代以来，他们对大量引进的技术进行咀嚼、消化、吸收，然后打出自己的产品。尽可能地买专利不买设备，或是买关键设备不买成套设备。从模仿走向独创。日本从资源到市场都依赖世界，只有靠技术立国，靠技术的优势去作生存竞争。日本在不设防地引进一切的表象下，顽强地坚持了本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把自己那些贴着英文商标的商品打进了英语国家，占领了国际市场。日本企业界每年的研究开发经费，一般占总经费的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其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改进。1967年，日本从美国引进一台机器人。现在日本的高级机器人，占世界总数的大约百分之五十六，是美国的五倍。汽车业，日本在1963年还比美国落后半个世纪。到了1980年，就赶上而且超过了美国。日本有的高级技术产品，对世界市场的占有量，高达百分之九十！
1985年7月，《纽约时报杂志》在《来自日本的危机》一文中写道：“我们所有的录像机几乎都是日本货。其他如轻便计算机、手表、大型办公室用复印机、摩托车市场的百分之九十五属于日本……我们的汽车和钢铁工业最脆弱，也是日本人攻击的最大对象……1966年日本向美国输入的汽车只有六万三千辆，到1970年，已增至四十一万五千……当今年春天里根总统宣布取消对日本汽车进口的限制之后，日本政府宣称把对美的汽车输出量增加到两百三十万，好像美国就是它的殖民市场似的。”文章进一步写道：“今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年后，日本人正在又一次地进行他们历史上最聪明的商业攻势，逐步地摧毁美国的工业。”
这里的“商业攻势”，潜台词里自然在对比四十年前日本的军事攻势——偷袭珍珠港。战败后的日本愈发视精神资源为一切资源的资源。日本引进的结果是世界性地从日本引进。中国和日本的外贸就占我们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日本的引进，从根本上说是激发了日本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我在从东京返回北京的飞机上，不知为什么，脑子里老是回旋着两个声音：“噢哈伊噢古扎伊马斯”（早安）和“阿里阿到古扎伊马斯（谢谢）”。我忘不了每天早餐的情景。餐厅里的女服务员不住地对每一位进来的顾客轻柔婉转地说着“噢哈伊噢古扎伊马斯”。我一边用早餐，一边享受着这种森林晨曲般的“鸟鸣”。自己也不自觉地希望变得文雅一些，希望大家都知书达理、奉公守法、勇于交流、乐于助人。
有一天早餐后，我在新大谷饭店，看见一楼过道口上，站着一男一女两名服务员。一有人走进过道口，他俩就对客人一边鞠躬，一边道着早安。我忽然想，像我这样一看就没钱的人，（在西方，没钱是没地位的同义词）要是从这一男一女两名服务员中走过，他俩也会那么毕恭毕敬、那么虔诚地行礼吗？他们会不会以衣着取人？于是我带着一种恶作剧的心理走过去，走到那两名服务员跟前。结果，两名服务员鞠躬时发出的“身波”从左右两边温暖着我。与此同时，我听到了男女声二重唱似的和谐悦耳的“噢哈伊噢古扎伊马斯”！
当然，我所以这么留恋服务员们的声声“早安”和“谢谢”，也是因为我的潜意识在告诉我；我一回到北京的商店、饭店里，就很难得到这样的服务了——这样的精神服务。
日本的地铁里、街道上，到处有像小玻璃杯口那么大的鼓起的黄色圆粒。由这些密密层层的圆粒组成的黄色水泥“地毯”，常常从饭店门口通到人行道上，从人行道通到横道线上。这是为盲人准备的。盲人无须拐杖，只要用脚触到圆粒，就知道尽可以放心地走路了。有一次我等着过马路，听见街上响起像布谷鸟叫，又像“多坐、多坐”（日语中“请”的谐音）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哦，原来盲人看不见绿灯，所以开绿灯的同时响起这种音乐般的声音，以提醒盲人过街。
也许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准提高了，才有可能真正顾及服务水准？我在日本时几次出门碰到雨天。出租汽车的司机见我从楼里出来，就打开车座盖，取出一直准备着的雨伞迎上来。我第一次见到司机打开伞迎上来，还不明白司机要把伞递给谁呢！因为我不知道有这种服务。当然，司机们要增加营收额，要竞争。但是毕竟使顾客更愿意坐车，使司机更有钱赚，使出租汽车业更发达，使出租车生产得更多，使马路修得更好，使人们办事效率更高，使社会运转更快，于是又使坐出租车的人更多，使司机的服务更好。
13日上午我、邓刚和一位日本朋友一起上一家“中国料理”吃饭。日本朋友径自走到门口打电话，我和邓刚先坐下。服务员送上了三份热手巾。奇怪！明明坐着我和邓刚两人，服务员怎么会判断出那位在打电话的日本朋友，是和我们一起的呢？又一次，我们在新大谷饭店吃完自助式早餐后，谈笑着走出了餐厅。我一边走，一边总觉得身后有个人在说日本话。我不懂日语，更不相信这个餐厅里，会冒出一个日本朋友跟在我身后喊我，所以一直没回头。直到我走出餐厅了，这个声音从我身后绕到身前来了——哦，一位餐厅服务员，彬彬有礼地递给我背包，我的护照等等全在里面呢！新大谷的自助餐厅早上顾客盈门，服务员怎么就会发现这个包是我丢的呢？难道日本的服务员都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在这样的饭店，顾客花钱买到的，已经不仅仅是食物，还有环境的愉悦、气氛的融洽、人和人之间的尊重和礼仪等等人的诸多精神需求的满足。
这里的服务，有时简直使我有些过意不去。这一天，我们从东京的“石榴”饭店吃完日本式午饭出来，已坐进小轿车里了，穿着和服的女服务员却还站在汽车旁，不住地鞠着躬说“谢谢”，说希望我们下一次再来。自称“脖颈就有四十七公分”的大个子邓刚承受不了这份情意了，他打开车窗，想告诉这些和服美人“请回吧”。但是他一开窗，美人们便伸进纤纤玉手和他握手道别——连带着飘进“石榴”风味，更使人怀恋这个“石榴”饭店了。
当然，在这么美好的服务后边，有一根经济利益的指挥棒。日本的员工每每和经理和企业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日本前田勇写的《服务学》里，说服务教育不光是教人“要这样做”，关键是要告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了现代文明，才能保护好
民族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