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开专栏一矬子里面拔将军或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有了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常会惹得议论纷纷。但，文学一直热衷于搂抱经典，经典又是怎么消失的呢？观念逐渐演变，为人所惊讶的事实是一点点发生的。先说文学的经典概念：文学就是人学一人的概念已经悄悄地变了，机器人也叫人，但并不是人。克隆人是人，却让我们觉得比任何妖怪都更可怕，以至于许多国家都纷纷制定法律，禁止克隆人。但，意大利据传还是搞出了克隆人。电脑不是脑，却能代替人脑干许多事，现代世界上离开一些人的脑子没有问题，一旦离开电脑就可能乱套……人的概念的宽泛，带来了文学概念的无限延伸。比如，经典文学著作中都有经典人物形象。经典作家们像门捷列夫制定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发现并创造了人物典型和人物性格的丰富画廊（谢，扎雷金语）一一所有读过经典著作的人都能记住并说出几个或几十个经典的文学人物，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人类的多种性格。作家都不愿意写重复的东西，读者也不愿意读重复的东西，而当代文学中塑造人物常常险途重重。即使有谁勉为其难地还在人物上下工夫，也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经典人物出自经典生活，漫长平稳的经典式生活已经为喧哗浮躁的快节奏生活所替代。再比如，经典文学著作中也都有一个经典故事。现代文学写不出好故事，便聪明地逃避故事……一句话，现代文学就是要逃避经典！接受了这个现实，文学就学会了和时代相处。这主要体现在：重目标、轻意义，重销路、轻经典，心悦诚服地向市场低头，视畅销比经典更重要。或者认为，目标就是意义，畅销就是当代经典。困惑是真实的，无法躲避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无论是热也好，冷也好，捧也好，贬也好，文学是不死的，一茬接一茬，不停地更新换代。纵使一些人甚或一些阶层不軎欢，或很喜欢，都不能阻止其存在和发展。当代中国文坛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断涌现新湖流，个性强烈，色彩纷呈，形成了不同特点的作家群落，具备了和历史、和现实、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对话的自信和智慧……像巴金、季羡林等老先生，正在成为文坛奇迹般的人物。在一个非经典时代，大师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一种活的经典。中国文坛不仅有年逾百岁的老作家，还有几岁、十几岁的娃娃作家，堪称四世同堂、五世同堂，队伍壮大，气象可观。这表明中国文坛大体维系着一种自然的生态平衡，年轻的作家都是自生自长出来的，各有自己的生长环境、生长优势和生长姿态，他们有资格也有条件保持着自己的原生态势，也让当代文学园地花团锦簇，丰饶妖冶。因此也可以说中国文学是值得期待的，大师级的人物也是可以期待的。
―我现在能想起来的，酿成了大师事件的谈话，大致就是这些。
那么，我有哪些反省呢？
细想媒体在提出这些问题时的语气，大师事件本身确有可以玩味的东西。至少可以看出当今媒体，或日社会舆论，对文学甚为不屑。谁若说现在文坛出了哪位大师，那就是发烧说胡话，或者是故作惊人之语炒作新闻。那么就算我胡吹、乱侃、蒙人，言之凿凿地在海外宣布了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大师时代，又算个什么事？这年头把牛皮吹破的、把人往死里蒙的不有的是吗？为什么其他行当吹牛就吹不出毛病，而文坛有点动静就叫人受不了呢？
这就是我反省出的当今文坛的一大怪现象：文坛可骂不可捧。无论在什么场合你千万别对文坛说好话，一说好话准惹事。相反，你对文坛骂得越狠，骂得越邪乎、越尖刻、越出新，就越令人解气，越能骂出个普天下传扬的轰动效应。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立即做了个实验：二〇〇四年春天在安徽省图书馆讲课时批评现在某些作家太爱惜自己的家了，像驮着个乌龟壳一样压得缩头弓背。作家在精神上应该是无家的，永远处在跋涉之中，总在探求和行走。冬天我在云南又大讲当今长篇小说聪明之作多，根据一个不错的点子写成一部书的多，大气之作少……这些话至少被四五种报纸发表出来，自然便引起一些人摇头，一些人叫好。
这些话比我在加拿大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得更有意思吗？我看不见得，至少我在加拿大答问时更有激情，表情生动，面目真切。可是，人在真切的时候就容易受嘲讽，人在嘲讽别人的时候却容易受到称赞。再举个例子，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在美国成立了中国作家之家，义务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访美的中国做家。前几年他连续两次大张旗鼓地以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名义推举王蒙作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心办好事，我也认为王蒙当之无愧。可是美国有个别人借此攻击冰凌和支持他的一些朋友，令人不解的国内的某些媒体也不知好歹，不分香奥，跟着海外的闹腾一块起哄，甚至借机出风头，趁风而扬土。比如文化艺术某出版社有一家刊物，就以海外有人骂冰凌为由，撤下了专门向我约写的关于冰凌的稿子。
这件事还牵涉了两个完全无辜的人：沈世光先生和他的太太凌文璧女士。冰凌在美国主持的中国作家之家实际是他们的一栋三层楼的别墅，当时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丘胜云，共同为作家之家挂牌、剪彩。凡有国内作家去了就免费提供舒适的食宿，并抽出一人放下买卖，专程开车拉着作家们到处参观。受冰凌的牵累，这一对夫妇向哥伦比亚大学贍书也被泼了不少脏水，攻击他们是沽名钓誉。他们一不写作，二不想加入作协，端的是无求于作家协会，有何名可沽、何誉可钓？他们倒霉就倒在许多年前结识了冰凌。无论什么人跟作家打交道一打长了、特别是成为朋友后，早晚是要吃亏的。果不其然，沈世光夫妇就生生被冰凌鼓动得又出房子又出钱，到最后却落下一身毛病。问题是他们为赴美的中国作家做过那么多事，现在受牵累挨了骂。你文坛上可以拿着说三道四当家常便饭，可人家是生意人，非常重视名声和信誉，他们在美创业几十年还从未受过这样的羞辱，精神上很是有些压力。我们这边从无一位头头脑脑给人家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个字表示一句问候。这事搁到谁身上能不寒心？文坛就是这副德行，众人说好话的时候跟着沾光，有人骂街了便装哑巴站得远远的瞧热闹。
―这就是文坛。平时是是非非很多，真碰上事情就不分是非了。没有人情味，你为它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那都是你愿意的，但你别指望它会知恩图报。它能对你不以怨报德、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倘若你为它做了九件好事，第十件事情没有办成，它也会记恨你一辈子。但，不要误会，文坛是文坛，文学是文学，文坛不管是什么德行，都不影响文学的繁荣，甚至有助于文学的发展。这就像农家肥发酵得越臭，越能给庄稼提供养分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坛越是没有希望，文学或许越有希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时代会在文坛极度弱化的时候出现也未可知。我手边的资料不足，不知中外文学史上是否有这样的例子：文坛越奥，文学越香、果实也越丰硕？
因此，可以完全不必把文坛当回事。文坛既有敏感脆弱的一面，又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一面，有点狗屁大的事就闹成个事件，你不搭理它、淡着它，它也就知趣罢休。这就是文坛经常遭人诟病的原因。谁都可以骂，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骂比不骂强，强也强不了多少。何况现实生活的波涛翻滚着正欲淹没文坛，人们对生活的感受被一个又一个的事件所取代。世界充满事件，突如其来，层出不穷，霸占了人们的想像力。现实比任何小说都更令人不可思议，更使人有陌生感，自以为结构紧密实际松散而底气不足的文坛又能给文学提供什么？能为当代文学提供精神资源吗？而恰恰是文坛反倒容易误导人们，把精神资源的匮乏或根本没有精神资源当成是文学不需要这种资源，由是造成创作的思想苍白，虚构力贫弱。
没有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会重视文坛的，作家都是在不写作的时候才想起文坛的。文坛是要往一块凑合的领域，而文学最根本的则是寻找差异。差异是最宝贵的，有差异才有成功的可能。作家发现了与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就发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异常活跃的文学景观总能证实追寻差异的必要，也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作家的差异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发现上，它折射出作家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的深邃程度，以及表达人性要求与灵魂渴望的完美程度。有精神的作家才能信赖自我，不为外物所累，并有责任、有勇气面对一切。作家们若老是扎大堆，天天抱成一团你吹我捧还硬说文学进入了大师时代，那就不仅仅是胡吹，而是发烧说昏话了。为此受到什么样的嘲讽都活该！长扁是缘—重印《人气》前言五十年代初，我从农村考到天津来上中学。住在哥哥借来的一间簾色灯式的小平房里，那间小屋给我的感觉是除了能挡风和遮露水，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惹急了一脚就能踹个窟窿，甚至连声音都挡不住，或许还能从里向外扩音。
无论我在屋子里做什么，比如说了什么话，哼了什么歌，哪个同学来找过我，乃至夜里起来几次……左邻右舍无不一请二楚，洞若观火。旁边就是我一个同学的家，他经常拿我夜里的活动取笑：昨天晚上你又说梦话了不是？白天你就不能少喝点水，昨儿个夜里起来一趟又一趟，搅得我妈妈一宿没怎么睡！原来我那位同学的母亲神经衰弱，晚上关了灯就专听着我的动静。当时我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一间小屋子哪够我折腾的，于是就成了她老人家的好莱坞。
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在城市里没有安全感，随时都有小打听、小报告……当时我的许多同学都住在这样的平房里，分布在天津西站附近：西域庄、邵公庄、同福庄、西北角……我刚到天津的时候还好生奇怪，这大都市里的地名怎么跟农村一个样，不是这个庄，就是那个角？其实这些地方并不是市郊，而在市区内。
我对城市的同情也是从那个时候幵始的。城市里有着繁华的大街、堂皇的商店和大电影院，然而城里人却住在与他们说话的神态和穿着打扮很不相称的地方，说实话还不如他们鄙视的农村人的牲口拥宽敞。
刚开学的时候，天津市的学生往往都瞧不起从农村来的学生，他们根据我说话的口音给我起外号，小侉子、小沧州等。我在他们面前却有自己的骄傲，一是入学的考分比他们高，这是老师在开学第一天指派班干部时讲的，因为我的考分最高才让我当班长。另外就是我在老家住的房子比他们好，这就是农村的优势，他们城里的学生又怎么会知道。
就说我们家，有前后两个院子，光是正房就有十几间，高房大炕，随你怎么折腾都耍把得幵。即便是放粮食、堆柴火、养牲口以及磨面的南房，都比我现在住的这间小破屋强多了。难怪农村学生的考分普遍都比城里的学生高，城里人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你听我的墙根儿，我扒你的窗户眼儿，心里能淆静得了吗？心里不请静又哪来的健康心理？
难怪城里人的心眼儿都曲里拐弯的花活那么多，是是非非也特别多。听说谦德庄有条胡同，住着不足百户人家，却有二十多个在精神和智力上有缺陷的人：疯子、傻子、抽羊角疯的、得撞客的……人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跟居住条件有关系。
当我正年轻、敏感、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却在那间小平房里一住就是三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只有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才能回到农村老家，于是每学期从一开学就盼着放假，放假了则希望永不开学。经常想家就会经常在梦中回家，久而久之竟养成了一个做梦还乡的习惯。不想这个习惯一直陪伴了我大半生，至今我做梦最容易梦到的还是家乡的事情，极少会梦见城里的景象。除非是做噩梦，故事才会发生在城市里。
我想这就是当年住篱笆灯的后遗症。但，对个中的缘由却想不透彻。因此，关于那段住平房的生活，我一直封存着没有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