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文学艺术——情和境的和谐旋律 (2)
可见山水是自然的代表。自然是一片净土，那里阳光明媚，绿水长流；那里草木青葱，空气清新；那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尘世的污浊；那里可不计较蝇头微利，任人逍遥。凡是在现实中难以如愿的事情，到了自然那里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不曾到达，所以可以无限幻想。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理想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那里总是彼岸，我们翘首以盼，看见的是此地的喧嚣和那里的宁静，而不是此地的繁华与那里的落寞。最美的地方在远方，因为远方遥不可及。
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谢灵运正是不满于自己不得重用的现实政治，不得已转而去从自然中找寻慰藉的。他的醉于山水与李白的“借酒浇愁愁更愁”并无本质的区别。
谢灵运八岁时袭承康乐公，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取晋立宋国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侯。永初三年（422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又被降为永嘉太守。
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说，天下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他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今南京）。所以在郡心情烦闷，不理政务，一味纵情山水。平日写写诗文，以宣泄胸中块垒。一年后，称疾辞官。
刘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文帝刘义隆为巩固其统治，对世家大族采取笼络政策，谢灵运由于名气大，被征召为秘书监，还被指定撰修晋史。但时隔不久，谢灵运就看出皇帝对他表面上尊重，实际上“惟以文义接见”，只是要他充当一名文学侍从罢了，并无政治上加以任用的意思，而朝中真正受重用的却是些名望才干远不如他的人。不久，谢灵运再辞官归始宁，与朋友往来吟咏，或率领数百随从出入于深山幽谷，探奇觅胜。
但是政治上的失意却为中国的诗歌引入了新的审美对象，自谢灵运之后，文人们开始正式地把自然当做一个审美对象。他对自然的观察细致入微，对景色的描写优美而真实：
对于春天，他写道：“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写秋色则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写冬景则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春天来临的时候，走在池塘边，发现底下竟然冒出了嫩嫩的绿意，抬头，听闻园子的柳树上传来的鸣叫声，那里停留的不再是去年的小鸟了；空旷的郊野，四处无人，河岸被水冲刷得很干净，在皎洁的月光下更显得一片纯然；厚厚的积雪反射着明亮的月光，北风呼啸而过，心里涌起了一阵哀伤。
这样的诗，栩栩如生地将一幅幅画面再现在读者面前。那里的世界，如此干净而美丽。虽然通常说谢灵运诗歌作品不及后来的小谢写眺来得浑融完美，但是作为山水诗的鼻祖，山水对于他虽然不过是消遣，但是却孕育了后世文人无数的理想与美梦。
年少时的王维，意气奋发，写下：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然而经过几次宦海风波，晚年无心仕途，专心侍佛。他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自然之中，那时他的诗画无不带有禅意。他已经到达了自己追求的与天地合一的境界。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深山之中，无人欣赏，然后生命依然来来往往。那一抹红色的灿烂，纷纷坠落，需要去可惜吗？需要顾影自怜吗？这是怎样一副卓然独立的美景，又带着多少超然尘外的诗意啊！
这份诗情画意，透露的不就是历代中国人孜孜不倦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吗？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境，那里再也没有物我之别，再也没有凡尘之别，举手投足之间自己已成为天地的化身。
文化拾遗
曲高和寡：战国时，楚国大夫宋玉才能很高，但是他写的文章太深奥，许多人都看不懂。有些人因此不满，背后说他为人孤傲。楚王听到，就把他找来问道：“人们经常在后面议论你，对你不满意，是不是你的行为哪里不端正，要好好检讨一下！”宋玉非常聪明，而且能言善辨，回答说：“有一个人在市中心唱歌，他先是唱‘下里’、‘巴人’一类的通俗民谣，人们很熟悉，有几千人都跟着唱起来。后来，他唱起‘阳阿’、‘薤露’等意境较深一些的曲子，只有几百人能跟着唱。后来，他开始唱‘阳春’、‘白雪’这些高深的曲子时，只剩下几十人跟着唱。最后他唱起用商调、羽调和征调谱成的曲子时，人们都走开了，剩下两三个人能听懂，勉强跟着唱。可见，曲子越深，跟着唱的人就越少。”
平民文艺，野花自香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远方的再高峻的山脉，也会有高低起伏的线条，让人在敬畏之余，也有可能攀登至顶峰。然而高处不胜寒，能在顶峰中领略美景的毕竟是少数。中国文学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前者就如同高山的雪莲，遗世独立，芳华冷艳，不知知己几何；后者是山底的盈盈野花，放眼皆是，一片灿烂，路过的行人都能拾得。各有各的绚烂，各有各的芳香。但是曾经，那些雪莲也是山底平凡的小花，是普通的路人随意攀折的众多花草中的一枝。
冯友兰先生先生针对五四期间一些激进者认为中国仅有贵族文化的论调而反驳道：中国并不是没有平民文艺。《诗经》《楚辞》、宋词、元曲，在某一时候，都是能感动大众底文艺，即都是平民文艺。等到这些不是平民文艺的时候，平民不是没有文艺，而是已经不要这种文艺，而已另有一种文艺了。
当雪莲已经不再唾手可得时，人们手中采摘的是新的花花草草。但是雪莲，曾经也是那么普通。历数中国的文艺，所有的阳春白雪在登上山顶之前都曾在山底恣意绽放。
《诗经》和《离骚》并称为中国文学的两大高峰，也就是“风骚”，几千年来被奉为经典，但是它们都诞生在百姓日常的歌谣之中。
之所以能够用“风”来指代《诗经》，就在于“风”“雅”“颂”三部分中，国风不仅数量最多，文学价值也最高。国风就是周朝各地区的民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遇见开心的事、沮丧的事都会用歌谣来表情达意，所以它们是质朴无华，紧贴着百姓生活的。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这是国风中的一篇代表作。丈夫去服役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过得如何，妻子在家中度日如年，盼望着丈夫早点回来。天暗下来了，牛羊都回圈了，可是思念的那个人却还不回来。这种夫妻之间的挚爱之情，并不唯独只有贵族才有，也并不只有贵族才能够欣赏。只是经过孔子的编订，汉代的大夫做了注解之后，《诗经》才渐渐地雅化，脱离了百姓。
同样，《离骚》也是如此。它是《楚辞》的代表作，而楚辞本身就是楚地的歌谣，是广为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是群众的智慧。只是《离骚》作为屈原个人的作品，仅代表他自己的情感也并无不可。
无论风骚，都可以纳入“诗歌”的范畴。从它们的产生就能看出，他们原本都是蔓延在田野上的小花，一片灿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走向了高处，淡出了平民的视野。唐朝时，律诗形成，诗歌完全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的雅好，也就在此时，词开始萌芽。
最初的词为士人瞧不起，称它为“诗余”，但是却受到了底层百姓的喜爱。北宋的柳永是第一个大力创作词的文人，当时“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还记载了一个趣事。
柳永写了一首词极赞杭州之美：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山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金主完颜亮听闻“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心中不胜向往，“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就大举进攻大宋。
这则逸事不足为史，但也可见当时词的流传之广。而词经过苏轼等人的雅化之后，渐渐地也成为了上层社会的专利，元朝时便又有了“曲”的出现。
元曲分为杂剧和散曲。杂剧类似于今天的戏剧，能说能唱，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当时元曲四大家所作风靡一时。散曲与诗词相近。两者在语言的通俗和贴近百姓上则是一致的。且看关汉卿的散曲名作《南吕· 一枝花》。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冯友兰先生先生说，一时代的大作家，即是能将一时代的平民文艺作得最好者。关汉卿就是如此，不管是杂剧还是散曲，都是当时和后来的观众与读者所津津乐道的。
而到了《牡丹亭》后，从曲白唱词上都能看出文人色彩渐浓。就有学者其中一句“袅晴丝吹来闲庭院”做分析说，这句话既有双关之义又含蓄，但是台下的观众能否听清听懂其中的含义呢？这时的戏曲就渐渐脱离了舞台，也就脱离了百姓，而走向了文章的书桌案头。此后，又有了小说的兴起。
江山代有人才出，其实每个时期同样也有各自繁盛的文艺，唐诗宋词元曲，都曾各领风骚。虽然每一种文艺都渐渐走向了高雅，但民众是不会寂寞的。山顶的花精致冷傲，而山底的世界，不会因为少了它而减了热闹，因为总会有新的生命不断地从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诞生。
文化拾遗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
元曲四大爱情剧：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还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
四大南戏：荆、刘、拜、杀，即《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不是关汉卿写的）和《杀狗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