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布坎南1919年10月2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穆尔弗里鲍尔。祖父是田纳西州的人民党领袖。他1940年毕业于田纳西州师范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并在田纳西大学完成了一年的研究生课程，194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如果不是1941年应征加入海军，他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统计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海军服役五年，经历了太平洋的几次战役。退役后，1945年，他进入纽约的政府官员培训学校，因感到无法忍受东部人对外来人根深蒂固的歧视而退学。此后，他没有去哥伦比亚大学而在芝加哥大学入学。194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56年以前，他在田纳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国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校任教。现任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奈特与威克塞尔被认为是布坎南的启蒙导师，他们两人的肖像一直挂在布坎南的办公室里。奈特为布坎南的许多著作提供了思想体系框架，而威克塞尔则提供了具体的思想。
1949年，布坎南接受田纳西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的教授，并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55至1956年，布坎南靠富布赖特奖学金在意大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受到了欧洲财政学派的影响，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关于政府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的观念。
从意大利回国后，1956年至1968年，布坎南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麦金太尔讲座经济学教授，他与W·纳特建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并于1958至1969年担任该中心主任，在此期间逐步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
根据在意大利研究期间从阅读马弗奥·庞塔雷尼等人的著作中形成的思想，布坎南开始写他的第一部独立完成的专著《公债的公共原理》（1958）。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它攻击了布坎南称为支持“庸俗理论”的“新正统观念”。争论围绕着谁来承受国内公债的主要负担。新正统派认为，国内公债的出现并不会构成对以后几代人的负担，债务的偿还仅仅是从纳税人转移到债务持有者身上。而布坎南坚持的世俗观点是，未来的公民要承受政府支付给债券持有者的利息所不能补偿的负担。布坎南在1986年又进一步捍卫了这种立场，认为“国家经济不能由此获得好处或蒙受损失。在战争时期制造枪炮而‘耗费’资源的事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谁和什么时候应该为这些枪炮负担费用”。曾引起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注意的宏观总量综合，被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1962年，他发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著作——《赞同的计算》（与戈登·塔洛克合著），并与塔洛克一起创建了公共选择学会和出版了名为《公共选择》的杂志。该学会如今已有会员1500人。自1963年起布坎南担任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
1968年至1969年，布坎南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教。1969年以后，布坎南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2年他随该研究中心迁到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任该校经济学教授。
布坎南现在是该中心主任并冠有霍尔伯特·L·哈里斯大学教授称号。布坎南曾获得两个荣誉博士头衔，一个是梅森大学于1982年授予于的，另一个是泽里奇大学1984年授予的。自1976年以来，他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名誉学者和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83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有突出贡献会员。1983—1984年担任了美国北部经济协会的会长，1984—1986年，担任了M·T·皮莱林协会的会长。他在1971年还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副会长的职务。
正像他的著作遭到争议一样，世人对布坎南本人也是众说不一。由于婚姻问题和无儿无女，他被一些同事描绘为一个刻板而冷漠的人。而且，他讲话时从未全部丢掉过拖长腔的南方口音。他们说，他对学生进行恐吓；他似乎努力表明，自己处于领先地位。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布坎南是一个很有鼓动性的人物，他有充沛的精力，对不同观点的人给予鼓励，并提高他周围人的工作水平。
虽然这样，布坎南还是赢得了许多优秀同行们的赞扬，他的观点影响了学术和政治两个领域。经济学家现在必须考虑：市场的失误是否可以被一个不完善的政府纠正？政治家和官僚是否将被激励产生积极的反响？被政府“治病”将比得病更糟糕吗？政治家们越来越多地用公共选择理论去说明政府官员的行为。从政治角度讲，趋向于放松控制和趋向于平衡预算运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J·M·布坎南的不懈努力。
布坎南“因为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获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肯定了他的“经济与政治决策理论是对契约与制度基础的发展”。这样，皇家科学院承认了以“公共选择理论”而闻名的一个正在发展的多科性思想流派。这个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把传统经济学家们常常用来阐述私人部门的基本经济原理——个体决策者的利己原则——应用于公共部门。然而，假定私人个体采用利己原则促成了更大的利益，而部分选举出的官员和官僚们出于同样的动机却会引起有害的社会影响。因此，为了改善政府的职能，布坎南进一步发展了一种制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规则对产生令人满意或不令人满意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布坎南将分析市场行为的经济分析工具应用于政治学，解释政治决策人的行为和公共决策的过程及其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布坎南认为，人们在交换中追求自身利益的规则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政治家和政党并非通常假定的那样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有私利的个人和团体，他们本能地追求权力地位、选票和预算拨款，其结果必然导致财政赤字的永久化。要消除这些弊端，仅向政治家提出忠告是无用的，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活动的规则，通过立法来限制政府创造财政赤字、滥发货币的权力，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经济政策上，布坎南主张制定平衡预算法案，统一税制，废除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等。他反对凯恩斯主义，认为它助长了不负责任的浪费行为，导致庞大的公共部门赤字，并使赤字合法化和长久化。布坎南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打破了经济与政治、法律之间的界线，将它们融为一体，恢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他促使人们考虑从政治角度解决经济问题，填补了政治经济学的缺口。他对政府行为的分析也很有价值，破除了人们对政府及政治家的迷信。
若要对布坎南的学术成就做出正确的评价，就要对经济学历史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本世纪30年代以前，传统经济学描绘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制度能自动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完美世界，但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大危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无所不能的美妙幻觉，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制度的缺陷。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一次革命，即由崇尚自由放任转向崇尚政府干预。时至今日，把政府视为市场制度的合理调节者和干预者已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同时主流政治学家们也认为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的竞争而能合理反映社会的意志。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府在西方社会的作用大大增强了。
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增强，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政府财政赤字与日俱增，且不可避免，大量政府开支落入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囊，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相继失败，经济停滞膨胀。布坎南等人创立公共选择理论，旨在克服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和缺陷。在布坎南看来，政府干预与市场制度一样是有局限性和缺陷，过分依赖政府干预也会产生不尽人意的后果。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詹姆斯·格瓦特说：“公共选择学说的贡献在于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
布坎南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一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
尽管名声大振，公共选择学说仍受到许多学术界人士的抵制，因为它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观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即可实现公众利益，而另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
搞政治报道的报界人士也倾向于否定公共选择学说，尽管其中多数人是刚刚得知这一学说的。在美国，许多人对布坎南获得诺贝尔奖的反应是既惊奇、又怀疑。他们忽视了对投票行为和官僚主义压力所做的有时很细致而复杂的分析是公共选择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批评这一经济理论太简单，不过是“常识”罢了，并指责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选中布坎南是对当今偏向保守主义的气氛的认可。
公共选择学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推翻了几十年来盛行的经济学的政治学思想，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是主流派思想的典型，他在其1958年版的著名教材《导论性分析》中赞同政府调节应取代强韧的个人主义以使生活更为人道的观点。他写道：“在生活的复杂经济条件使社会合作成为必然的地方，可指望善意而明智的人们诉诸政府的权威和创造性活动。”
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把政府在试图弥补私营经济的缺陷时使情况恶化的可能性压至最低限度。卓越的政治学家们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而反映社会的意志，尽管这种反映并不完善。耶鲁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1967年解释说：“通过利益集团的竞争，权力本身会被驯化、文明化，并得到控制而限于人类的正派用途上，而强制这一人类最邪恶的权力形式将被降到最低限度。”达尔写道：因为各权力中心必须经常谈判，“公民和领袖都将完善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宝贵艺术，不仅使一方受益，而且使冲突各方受益”。
公共选择学说对关于政府的这些温和假定提出系统的质疑。布坎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