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午时。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那一天还是惊蛰，你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最清晰的莫过于母亲和善的面孔和那双蕴藏着生活的艰辛却永远饱含温情的眼睛。龙是什么东西，好兆头又是什么？在一堆问号中，我记下了母亲在我耳边念念叨叨关于“好兆头”的话。我没有看见过祖父，只见过在除夕夜挂在厅堂正中，头戴红缨帽、身着镶金黄袍、坐在太师椅上的祖父画像。听祖母说，祖父是东北热河头田佐镶黄旗的满族人，姓伊尔根觉罗。他是从热河派到杭州驻防并安家落户的世袭小军官——云骑尉。祖母生有四个男孩子和三个女儿。我父亲排行第一，是长子，他后来是黑龙江省一个八旗工艺厂的录事。二叔死得很早，留下二婶和四个孩子。三叔、四叔因事故不幸致残。三个姑母中，二姑母曾进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读过书。我母亲生有五个男孩子。我是老二，下边还有三个弟弟。大哥书林，三弟书文，四弟书箴，五弟早亡。
辛亥革命那年，我才六岁。记得一天夜晚，浙江金库所在地范台衙门起了大火，把西湖碧水映照得通红。当时，我们住在西湖边的旗下营（现在是新市场），见此情景又惊又怕。祖母便带着我从西湖逃到南高峰，躲在一个破庙的大殿里。在清冷的月光下，我看到庙里的神像阴森森地举起双手像要扑过来似的，令人毛骨悚然，可怕极了。联想到沿路听人所说，现在清朝倒了，要杀鞑子，更加不寒而栗。
我向悄悄流泪的祖母说：“我们会被杀吗？”
祖母望着在我们头上举起双手的雷公菩萨说：“这只有菩萨来保佑了！”她念叨着，叫着我的乳名说：“灵官，你睡吧，奶奶在这儿，不怕的！”
在祖母低弱的哭泣声中，我带着一种幼年初次遭遇的极大恐怖渐渐朦胧地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看到庙里已挤满了从城里逃出来的男女老少。祖母向他们询问城里的情况。他们便说起要“杀鞑子”、“剪辫子”等各种传闻。这使我们又是一阵心惊肉跳。祖母不自主地轻轻念着阿弥陀佛。我依着她也不敢多讲话了。躲在庙里，最让我难过的是不知道家里母亲和兄弟们的情况。
“是不是都被杀了呀？”祖母一直在隐隐哭泣。但当我问起时，她总是说：“不要紧的，孙儿。我们家中并没有作孽，祖宗会保佑我们常家的……”
我们在南高峰又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夜。第三天早晨传来消息说，城里一切照常，并没有“杀鞑子”，也没有打仗。我们这才放心了。随着众人，我们怯生生地回到城里，但不敢回到旗下营的老房子去。我们找到汉人聚居区住的亲戚家一打听，才知道全家搬到一个叫“湖墅”的汉人朋友家去了。一家人又团圆了。
辛亥革命以后，男丁们原有的皇恩官饷被取消了。这一来，二十多人的一个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几乎每个人都负有责任。也正是在这谋生的道路上，使我初次接触到了绘画，萌发了对艺术的喜爱与向往。事情还得从我二姑说起。我二姑刚刚定亲，丈夫就死了，因此她便信佛吃长素。生活的逼迫，又使她改信基督教，免费进了南京金陵神学院学习。从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在我家附近的湖山礼拜堂美国浸理会女牧师福姑娘身边做助手。她一直没有出嫁，而且想方设法地为家里人张罗工作。致残的三叔很聪明，从小就爱绘画，可是无情的病魔不但夺走了他那双蹦蹦跳跳的腿，还使他的双手渐渐萎缩，一只手像婴儿在胚胎中一样蜷曲胸前，只能用另一只还能活动的手吃饭。在二姑的鼓励下，他顽强地坚持学画。绘画初始，他的笔下常是一些写实的作品：小孩荡秋千、放爆竹，山水、花鸟。后来，湖山礼拜堂的福姑娘随二姑来到我家。福姑娘身材很高大，已上了年纪，却还穿着很好看的花布长袍，戴着一顶花布太阳帽，夏天还拿着一把花布小伞。虽然她也是一头栗色长发，蓝蓝的眼睛，可是她却和许多洋人不一样，非常和蔼可亲，来时总给我们小孩子每人一块美味的奶油巧克力糖。对三叔的小画片，总是赞不绝口。她建议让三叔画一些中国风味的彩色贺年片或圣诞节、复活节用的画片。因为这些画出于残疾人的手笔，画技还不错，加上福姑娘的宣传，三叔卖得了一定数目的钱，贴补了家中的花销。从这以后，三叔还经常教我们帮他填颜色，摹写画稿。
二姑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顾祖母的反对，组织我们全家弟兄在家做礼拜，要我们写赞美诗。每个礼拜天下午，由二姑主持，让我们大大小小坐在一块唱赞美诗。她为了鼓励我们坚持下去，还用钱来买动我们，每做一次礼拜给一个铜板，画一张赞美诗的挂图，便多给几个铜板。我母亲和祖母原来对二姑的这些活动总是投以冷眼，但奈于她既给我们钱，又使我们不再吵闹，时间一长，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全家的经济仍是很困难的。我们十个兄弟姐妹都逐渐长大了，光是二十几口人的粮食，每月就需要三四十元。为了增加收入，父亲让我们搬到涌金门外荷花池头（现在的柳浪闻莺）一处闹鬼的房子去住，把自己在新市场闹市的房子出租给别人。我们搬出祖宅时，祖母伤心地哭泣着，抚摸着院子里的老槐树流连难舍。我在搬家之前，特意在墙上嵌了一块石牌，上横款刻着我自己写的“存德堂”，下面两个楷体大字是“常界”，大门上嵌一块匾，上刻“槐荫书屋”。祖产房子颇为宽敞，是一个房舍严整、花木葱茏的院落，可说是我童年的百花园了。记得院前有一棵大槐树，枝繁叶茂，夏天蝉在树上欢鸣，鸟在枝头叫唱。我曾养了一只小鸟，在三叔的帮助下，居然把它训练得可以断线放走，又可叫回来，可按我的话去墙上含一个红绒球，或跟着追一朵绒线花。我不玩的时候，小鸟就在大槐树上玩耍，饿时就来向我叫着要食，十分有趣。在祖房后面小天井里有一口很深的水井，每到夏天，我们用它来冰西瓜，又凉又甜。后园有一棵很大的黄白相间的木香花树，还有桃、樱桃、枇杷等果树。到了春天，尤其是到了祭祖的那天，我们可去后园里吃樱桃，把一串串的木香花采来送亲友。祭祖除了买鸡鱼等好吃的东西外，还要买一只全羊，吃羊汤饭，邀请亲戚来家举行宴会。每到这一日，我母亲就梳起钗子头，头上插着翡翠的钗子，脸上涂粉，抹胭脂，身穿绣花长袍，脚着木屐鞋子，走起路来一步一摇，使我感到既新奇，又有趣。但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一种美好记忆，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就不再举行了。
搬到荷花池头后，我发现这座房子比我们祖宅还要宽敞。房前有一个荷花池子，门前还有两棵大梧桐树。那是暮春时节，荷花池中翠绿的荷叶婷婷玉立，洁白、粉红的荷花含苞待放；池子里、荷叶上蹲着不少碧绿的青蛙，看见人来了就扑通一声跳下水去。在清亮的池水里，我们可以见到一群群小鱼在嬉游，小虾在纵跃，螺蛳也在堤边石缝里缓缓移动，有时还可以看到一条大黑鱼带着一群小鱼在荷叶影子里游动。那些小黑鱼黑头黑尾、扁嘴巴，随着母鱼游来窜去，十分招人喜爱。看到这些景致，搬家时的怨恼一下子飞得干干净净，对新家顿时觉得非常满意了。
我跑到后园里，那里有四棵橘子树，正要开花，散发着像代代花一样扑鼻的奇香，此外还有不少玫瑰花、桂花，香气袭人，沁人心脾。在地面上放着成排的花盆，好像是一个花圃。我满意地搬开了一个大花盆，想看看盆底有没有蛐蛐，忽然看到了一条黑身黄足红头的大蜈蚣，被吓了一跳。一个邻居的儿童对我们说，这屋里不但闹鬼，还有大蛇、大蜈蚣精、狐狸精呢！
我接着问邻居的孩子，这里一定有蛐蛐吧？“有，有。”说着，那个小伙伴领着我来到房子后面的围墙外，指着一片开阔地说，“看，在那里，你如果不怕的话，可以去死人棺材里捉蛐蛐，骷髅中的蛐蛐是最好的，有的是！”这个小孩子叫阿五，和我年龄相仿，从此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在对新房子初步适应的一周后，我对妈妈和奶奶说：“这里非常好，比我们原来祖产房子还要好呢！”妈妈累了一天，要我赶紧休息。我却一直在想，这么好的环境，钓鱼、兜螺蛳也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吃菜问题了。临睡前，我选了几根钓虾的细竹竿子，用缝衣针做了几个钩子，匆匆倒在床上睡着了。忽然，我被玻璃窗外的月光照醒了，朦胧中以为天亮了，看时钟才5点，东方有一点白光。我披衣起床，赶忙跑到大门外荷花池的岸上，看到黑黝黝的河虾都爬在近水面的石头上。我高兴极了，急忙沉下钩子，竟不费力地钓了大半面盆活虾。我在盆上面覆盖了鱼草，悄悄地煮了一锅水泡饭，准备好上学的书包。做好了这一切，已是6时半了。我又悄悄地和妈妈说，泡饭已煮好了，今天中午蒸虾当荤菜，再炒一点咸菜，中午饭解决了。妈妈抚摸着我的头，整整我的衣襟，哭着说：“你真是妈妈的好孩子……上学路上不要跑，好好读书。”
西湖畔新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农历的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出嫁到诸暨的小姑母也回娘家来了。全家人除了残废的三叔，老老小小都兴冲冲地去西湖边看荷花灯。这一天是观音菩萨降生的前一天，西湖上要举行荷花灯会，附近的人都要来杭州，彻夜不关城门。整个西子湖热闹极了，十里西湖如镜的湖面上，技艺不等、华陋不一的五彩荷灯，慢悠悠地铺满在粼粼碧波上；豪华的画舫，玲珑的小划子穿梭其间；有时烟火腾空，那时的烟火放上去如一出出戏，漂亮极了。我忘乎所以地拍手跳跃，由于湖边长满青苔的石头很滑，一不小心，自己竟像一个元宝一样跌落到湖里。
这一下可把祖母吓坏了，拿着拐杖直叫：“灵官，好孙儿不怕，拉着拐杖上来。”
但是滑溜溜的石头，我怎么也攀不住。这时，我只听到扑通一声，一个有力的手，像盖叫天举坛子一样，把我一托送到岸上。
祖母看着我浑身湿透的样子，笑着说：“灵官真是个好孩子，掉进水里也不哭，真勇敢！明天是观音菩萨降生日，你这条小龙今晚下水迎观音菩萨，菩萨一定会保佑你大吉大利的。”
我的童年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温情和幻想，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牵动着我永久的思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