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大禹的五个孙子，夏启的五个儿子。《五子之歌》，就是这兄弟五人所作的以政治为主题的五首诗歌。兄弟五人的名字，除了有一人可能叫仲康之外，其余都渺不可知。作歌干什么？埋怨他们共同的长兄太康，追念他们的祖父大禹留下的政治训诫。
原来，夏启亡故之后，按照他开创的“传子”政治，天子之位传给了他的长子太康。但是，太康却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即使继位作了君主，依然耽于玩乐，不思牧养兆民之责，完全丧失了一个君主应当具备的德行、应当履行的责任，以至于百官众臣都失去了敬畏之意，效忠之心。有一回，太康又由着性子外出打猎取乐，逛荡了一百天都不回来。太康骚扰的诸侯国叫有穷国，国君名羿，他见本国民众都不堪忍受太康之恶，于是率领众庶，将太康驱逐至河的对岸，太康竟无法脱身返国。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奉着他们的母亲在河边等他。就在等他的过程中，兄弟五人写下了五首歌，这就是《五子之歌》。
是兄弟五人共同创作了五首歌，还是兄弟五人各自分别创造了一首歌，《尚书》并没有交待，我们也不必深究。读完这五首歌，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五篇“盛世危言”或“盛世悲歌”。如果这五首歌真是夏朝初年的作品，那么，这也许是最早的“盛世危言”了。一方面，太康继位的年代，去尧、舜、禹并不远，经过几代圣王的接力赛般的治理，已是政通人和，野无遗贤。凭着几代圣王打下的基业，政治刚到鼎盛时期，还牢固得很。这样的时代，可谓“盛世”。另一方面，《五子之歌》却并非盛世欢歌，而是典型的危言，甚至不是“居安思危”的产物，而是“居危思危”的产物。歌中流露出来的危机意识、警惧意识、忧患意识，体现了中国早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那么，《五子之歌》到底叙述了什么？
单从内容来看，第一首歌主要讲民众与邦国的关系。认为民众应当亲近，绝不可轻视。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到现在还常常被很多学人挂在嘴边，以为是中国早期的民本思想的体现。不过，这句名言的核心旨趣，似乎并不在民众，而在于邦国，它的意思是，只有民众安定了，邦国才能获得安宁。这样的政治观念主要在于告诫君主，应当小心对待民众，甚至应当以卑弱自处；君主治国临民，要像以一根朽坏的绳索驾着六匹马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切不可粗心大意。
第二首歌主要讲享乐与灭亡的关系。歌中转述了大禹的训诫：喜欢美色，喜欢游猎，喜欢喝酒，喜欢音乐，还喜欢华丽的宫殿——这五种毛病，只要犯上一种，就会灭亡。然而，这五种毛病，恰恰正是普通人的嗜好。明代的张岱，就曾在自撰的墓志铭中写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囊诗魔。”如此高调标榜的享乐主义，在富足的市民社会中，不仅不是什么邪恶，反而常常被视为值得夸耀的风雅之举。但是，按照《五子之歌》的旨趣，这样的享乐主义对一个君主来说，乃是十足的灾难。因为，君主与享乐无关。
第三首歌追忆唐尧，认为，如果违背了尧的治道与政道，也会走向灭亡。
第四首歌追忆大禹，认为，如果违背了禹的典章与制度，也会走向灭亡。
最后一首歌表达了被民众仇视、抛弃、驱逐之后的懊恼、羞愧、悔恨。
这五首歌，透露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让我们逐一解读。
首先，它们提到了尧与禹，但没有提到夏启。夏启是“五子”的父亲，是他们最亲近的人，理应在《五子之歌》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夏启的名字和身影都没有出现——“身与名俱灭”。这种“没有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评价，一种无言的评价。它表明，夏启并没有得到他的后辈们的认同。如果这篇《五子之歌》并非夏启的“五子”所作，而是后人伪造的，那也意味着，夏启的德行并没有到《五子之歌》的真实作者的认同。在《五子之歌》中，被提及的昔日圣王只有尧和禹，其中，尧是这个政治传统、这个文明秩序的首要奠基者，禹则是他们的祖父。
其次，就它所阐述的民本观念而言，不能把它解读为“民众本位”或“庶民的胜利”；与现代流行的“民主”观念，更是不搭界。事实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是针对君主而提出来的，它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民众、邦国、君主。三者之间，君主居于主体地位，是这个政治关系中的主动者，君主如果能够把民众安顿好，就可以让自己的邦国趋于安宁，而邦国的安宁才可能让君主自己安享太平。所以，君主治理国家，应当首先着眼于民众，应当把民众放在心上。因而，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一种“治道”：从民众这个根本开始，最终实现邦国的安宁。显然，这是一种以君主为本位的政治观念。此外，由于太康遭到驱逐，歌中还强调了民众的强大；强调在民众面前，君主应当怀有畏惧之心，时时注意回应民众的需要。这样的“为君守则”，既与《道德经》中所见的以卑弱自处的“人君南面术”相互应和，也与后来流行的“载舟覆舟论”遥相呼应。从这个角度上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其实也是一种十足的“君主论”。
再次，它把政权的兴亡、君主的安危寄托于过去的政治传统，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偏好和复古主义倾向。第三首歌强调，要坚持尧开创的政治原则与治理技术，第四首歌强调，要恪守禹制定的典章制度。如果背离了这些政治传统，就会自取灭亡。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政治的黄金时代在过去，只有回归过去，只有依赖过去的政治智慧，才可能维持基本的政治秩序。这种“向后看”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心理状态，体现了对于经验的尊重，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的产物。
最后，第五首歌表达的政治上的懊恼、羞愧、悔恨，并非孤立的意象，同样的政治意象还见之于《诗经》。读《五子之歌》，再读《诗经》中的一些诗篇，感觉它们仿佛出自同一作者。譬如，《大雅·抑》吟咏道：“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弗念厥绍。罔傅求先王，克共明刑。”其大意是：“事情弄到现在，政治迷乱，德行坠落，你沉溺于酒中。你纵情于酒精，不顾你的责任，不恪守先王的遗训，怠慢了先王的威仪谨慎。”这样一种眼看狂澜既倒却无可挽回的忧伤，与《五子之歌》的风格何其相似，几乎是同出一辙。《抑》当然是对西周末年政治衰败的哀鸣，似乎与《五子之歌》理应反映的夏初政治相去甚远。但是，如果《五子之歌》真属于所谓的“伪古文尚书”，那么，纯粹从自然时间的维度上说，《五子之歌》较之于《抑》，可能还是更加晚近的作品，也许还是模仿《抑》之类的政治诗篇的结果。此外，《五子之歌》所表达出来的政治哀叹，与屈原的《离骚》在某些方面也有相通之处。
在《尚书》中，以诗歌的形式表达政见的篇章并不多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五子之歌》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诗人看似浪漫、看似不切实际，其实对政治有着更敏锐的洞察力。同时，诗歌还是展示政治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诗经别裁》一书中，当代学人扬之水说：“诗人总是活跃在政权中心的明智清醒的一群。他常常担负了政制的责任，同时又担负了文化的责任，后者恐怕还是更重一点儿。那么与其说他是在努力维护一种制度，一种秩序，不如说，他更是在坚持一种操守和精神。”这是对诗人的政制责任、文化责任的肯认。
其实，诗人的政治意义远不止于此。伟大的诗人，往往就是伟大的立法者；伟大的史诗，譬如荷马的《伊利亚特》、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国的《诗经》，往往会对文明秩序、特别是精神秩序产生极其深远的规范作用。伟大的诗人及其诗篇，总是通过塑造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和灵魂的方式，开创一个时代，甚至规范一种文明。伟大的诗人及其诗篇震撼人心，指示善与恶的界限，划定“可以”、“不得”、“应当”的范围，进而描绘一个政治共同体未来的理想图景……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文明秩序的精神内核。伟大的诗人留下的史诗，虽然不是实证意义上的法，但却是精神世界中的法，因而也是世俗世界中的法应当遵循的更高级的法。《五子之歌》的政治意涵，也当作如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