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管理是通过决策、计划、组织、用人、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经由他人来实现群体目标的过程；同时，我们也知道，管理的顺利进行和不断发展，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下，依靠一定的方法和工具才能实现，包括制度、组织、文化和领导的魅力、有效的工作方法等——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人性假设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基础上。人性假设是和文化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化又是特定人类群体下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以及精神的总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管理是文化的产物。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文化，从而产生了西方式的管理；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文化，从而产生了日本式的管理。但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西方的或是日本式的管理，而是依据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环境，建立一套实用有效的中国式的管理方法。
研究中国式的管理必须从研究中国文化开始，只有抓住中国文化所揭示的最深层次的理念、价值观，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住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呢？
庞朴先生说过，文化首先是物质的，其次才是制度的、心理的。因此，要想真正了解一种文化，必须了解这种文化的起源，而文化的起源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纵观人类历史，人类文明起源于三种生产方式，即农耕的生产方式，渔民的生产方式和畜牧、狩猎的生产方式；这三种生产方式“缔造”了三种文明，即农耕文明、渔民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三种文明经过长期不断地碰撞、交融，最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西方两大主流文化，其中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代表。那么，要真正地了解、把握中国文化，就必须先了解农耕文明的特点。
农耕社会崇尚勤劳，相信勤劳才能致富，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传统文化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大概就是这一朴实思想的升华。中国人深知农业要丰收，必须得到老天的帮助；遇到风调雨顺的年份，再加上人的勤劳，才能获得丰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一古语也是受益于这种启示吧！再如道家所阐述的“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自然”，以及阴阳消长、循环往复的运行规律，不也是来自于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经人们长期观察所得吗？中国人崇尚务实、俭朴，爱好和平，追求大同，要深究起来，都与农业的耕作方式、宁静的田园生活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崇尚产权这一理念，也与农耕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绝不是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成果。农耕文明居有定所，对土地有无限的依赖；中国的土地私有化从商鞅变法时就开始了，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首创。
当然，产业革命、资本市场最早发生在欧洲，其根源在于海洋文明的背景下，人们崇尚冒险。打鱼就要冒险，也因此产生了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经济理念，这不同于劳动与收益成正比的经济原理。其实两者都有道理，只是适用的领域不同。因此，掌握农耕文明的特点是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钥匙。我也坚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WTO的不断壮大，东西方文化必将在不断冲突、碰撞、融会当中形成全人类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除了具有平等、博爱、诚信、民主、法治、和平和竞争的理念外，一定还会有仁义的思想。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文化。孔子自汉以后，一直被奉为中国的圣人；他的“义利”思想、“民本”思想、“仁政”思想以及“修齐治平”、“选贤与能”等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成为历代统治阶级信奉的治国信条。宋朝的宰相赵普称赞《论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历朝的明臣良相还按照孔子的要求“吾日三省吾身”，依照“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等道德标准，修身养性，力戒自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和为贵”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并成为中国人文化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学圣典，后来被应用于经营实践中，成为日本等国工商界推崇的一部圣书。孙子的“道、天、地、将、法”，可以作为制定公司战略的最高原则；“智、信、仁、勇、严”可以作为培养管理人员的标准；“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可以作为指挥艺术的最高原则。孙子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最高境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乔治·戴维森提出的“真正的管理就是减少管理”，其思想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一致的，但所蕴涵的深意远不如“无为”深远。
中国历史演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法家思想应运而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将三者相统一，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还从人口与财富的矛盾中揭示了人性的社会性：人因财富的过剩而崇尚道德，人因财富的减少而崇尚智慧和争斗。韩非建立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秦王嬴政以此为“武器”，依靠武力统一六国，从而使中国摆脱了像欧洲那样各国并存的历史命运。韩非子主张的“循名责实”、“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更是我们今天推行制度化管理、“依法治国”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唐朝，贞观盛世出现了。唐以隋的灭亡为鉴，以儒家思想为治国基础，“宽刑简法”，以修身安民为己任，以“诚”、“仁”为治国之本，君臣一体共同治理天下，成为儒家思想治国的典范。在贞观四年打败东突厥后，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也是最开放的国家，形成了包容万象的大唐气象，这段历史被称为“贞观之治”。唐朝中期的史官吴兢因为希望再度见到如太宗时代的清明政治，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总结，编撰了《贞观政要》一书。《贞观政要》记录了贞观天子及群臣的治国言行，既是一部政治史，又堪称一部治国的经典之作。书中的“十思疏”可以称得上是修身的杰作；书中记载的辨识“六正”、“六邪”的用人方针，用善去恶，纳谏如流，宽仁慎刑，以德治国，以及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等，都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汲取，以丰富我们的经营管理智慧。
中国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博大、深远，不限于此。譬如庄子的思想、墨子的思想、荀子的思想、《周易》里包含的管理思想，还有朱子的《名臣言行录》、吕坤的《呻吟语》，有人还把《三国演义》列为管理者的必读之书；此外，《二十四史》蕴含的管理智慧也是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当然，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能仅限于为学管理而学管理；管理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方法，但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心灵的境界。因此，要真正掌握好管理方法，就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反省、不断修炼，从而达到能够正确体会管理智慧、实施管理方法的器识。
当然，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我们的法宝，又是我们的包袱，有正反两面的效应。我们不仅要抱着“扬弃”的精神，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还要抱着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用微笑来接纳一切。我们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管理思想，变民本主义为民主主义，变君权为民权，变法制为法治，变经验主义为科学主义，变通过思想改造提高人的觉悟为通过制度创新、制度进步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从重视少数人到重视制度，再从重视制度到重视更多的人，只要我们剔除我们文化中的糟粕，轻装上阵，以“厚德载物”的品德，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大勇，重新构建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古老的华夏文明，中华民族将会再次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举世瞩目的贡献。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一批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云集法国巴黎，探讨新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时，达成这样的共识：人类要解决当今的问题，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寻求孔子的智慧。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