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蛤蟆》创作于1866年，当时我住在瑟都勃尔城里，我的屋后有一个水井，当然水井的旁边还种了几棵大白菜，这可是我亲手种的，我每天都要从水井里提上几桶水浇浇那几棵大白菜。有一天，我从水井里提水时提上了一只癞蛤蟆，它趴在桶面上睁着大眼睛望着我，我很高兴地也瞪着眼睛望着它。这绝对有一个故事被我看上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回到哥本哈根后，我就这么做了。
《义父的画册》的创作过程真的是有趣。在哥本哈根的一家饭店里我和一位朋友，很出色的历史学家塞茂斯先生相遇了，于是，我们俩个人就坐在了一起。他向我讲了一些巴黎的事情，因为他刚刚从法国巴黎回来，他告诉我，在巴黎，戏剧是很红火的，他就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小剧院里看了一场法国的历史喜剧。这场喜剧当然是叫好又卖座，连他也鼓掌叫好起来，他对我说：“我的朋友，我在什么时候能在皇家剧院看到我们祖国的历史戏剧啊！”我不敢随便答应他，我对他说：“我的朋友，你只能用等待的方式静观我们祖国的历史剧从我的笔下出现。”
从饭店里分手离别时，我在街灯的关照之下，有了一条创作思路，但是我把它美化了，在这条思路里我几乎跑遍了丹麦上下千年历史，人物太多，故事太复杂了，我的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息，这是我的童话对我的写作态度的一次检验，我的童话告诉我，我不适应写剧本。于是，我回到了我的童话创作中，我就从脑海里的历史人物，历史画卷里选出了一些适合于孩子们读的故事，写成了这个《义父的画册》，后来我在它的身上改了许多，像打绳结一样，越打越短，越短越打。我真正的精雕细琢了一次，这次可真是一次创作上的大检阅，我发现我还是适应写作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当中把《义父的画册》选了进去，费理基还画了插图了。
《挪威烂布片和丹麦烂布片》写在《义父的画册》之前，当时的挪威文学没有这么繁荣，没有现在这种百家争鸣的景象。当时麦恩基还没有成名。道尔森·易卜生以及莱伊比麦恩基还有麦恩基。丹麦的作家总热爱对挪威文学说这道那。这使谁看见了都会生气。于是，我在我的童话《挪威烂布片和丹麦烂布片》里和他们那伙人针锋相对了一阵。《挪威烂布片和丹麦烂布片》是在一个收集废品的小厂子里捡到的。我捡到了就飞快的写了下来，写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又看见了丹麦那些所谓的作家们，我看到他们戴着面具穿着破烂的衣服在大街上让人们指手划脚的。我想让他们有一个对自己认识的机会，虽然我不是什么作家。《挪威烂布片和丹麦烂布片》写出来之后，我一直没有让它去发表，并不是害怕丹麦作家们，而是怕让不知情的人看到了伤心，但是最终还是在1869年发表在《丹麦日报》上。
《传说中的两个海岛》写在赫尔恩德伯格的一次大型活动中，这篇童话我不满意，直到现在我都不满意。
《树精的故事》是我写给诗人H·C·赛德的，这是个长篇故事，是那种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那种，在1868年出版了单行本。《树精的故事》写于1868年。这里我想为这个故事讲一些与它有密切关系的故事。1868年的法国巴黎有件重大事情，那就是世界博览会将在巴黎如期举行。我去参加了，感觉真好，看到了不少新鲜的东西，又使我增长了知识、见识，当时博览馆，已经正式开放了，虽然有一些建筑还没有修筑完整。世界上很多媒体都对此给予了报道。丹麦有一家报纸登文说道，巴黎世界博览馆在作家查理·狄更斯的笔下生耀，添色很多，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他笔下的博览馆漂亮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在我住的地方，有一棵老树被风连根拔起倒在大街上，但奇怪的是，在老树的树身中心又长出了一棵小树，它长得很好，要叶有叶要花有花，于是，我就把我在巴黎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树精的故事》便是从那棵老树与小树之间冒出来的，回到哥本哈根，《树精的故事》已经完稿了。
1870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新书，它们是：《格鲁勃一家》《蓟树的历程》《让人最不可信任的事情》。
这本书是我为我的朋友D·克迪写的。D·克迪是我真正的朋友，我们曾经同甘共苦，生死与共。
《格鲁勃一家》是取材于报纸报道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据报载有一个美丽、大方、活泼的贵族小姐天生有一股叛逆的气质。她当然是叫玛利亚·格鲁勃了。她的爱情婚姻结束了她的一生，她从一个贵族女人沦为一个老渔妇。这一串大起大落的事情，使她的内心饱受摧残，玛利亚·格鲁勃一直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最终她的命运还是把握在别人的手中。这篇报道用整版推出，真是用心良苦。
这样好的题材，一些小说家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故事竟然是真的。我写完了《格鲁勃一家》后，我一直还以为是我虚构的呢，但对不起，它确实已经发生了。谁也不能改变。
《蓟树的历程》很有诗情诗意。面对一朵与众不同的野蓟花你不得不细心起来。野蓟花错过你不要紧，你错过了它，它会怎么想呢。
《让人最不可信任的事情》是我在创作过程经常遇到的事情中的一件事情。
《全新童话作品》在1871年的圣诞节诞生了。这本书的出版我衷心的感谢他，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他对我的大力支持。
《藏在一根签子里的好运气》《扫帚星》《一周里的每一天》《阳光讲述的故事》
《那个最幸福的人》《蜡烛的故事》《奇妙的方法》《家里人都这样讲》《冰川舞会！》《面向汹涌的大海》《天堂的花瓣落在地上》。
我呆在我的房子里写下了这十二篇童话，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藏在一根签子里的好运气》是我在鸠达叫旅行时写下的，在叫上我碰到了一个正在砍树的人。我问他为什么要砍那么小的树，他说：“你别管，我要发财了！”我问他：“你发什么财呀？砍树卖柴能发财吗？”他说：“你懂个屁！”我说：“我是不懂，那你跟我讲一讲。”他就讲了跟他同行的有个人是怎样发财的。我听后大笑，对他说：“那个发财的人和你只隔着一个屁的距离。”
天上的星星，我每天晚上都不会放过，我每天晚上都要数一数，我怕它们被人摘走了，我和天上的星星每天晚上都要见面，有一天晚上，一颗流星无缘无故就离开了我，于是我写成了《扫帚星》。
《一周里的每一天》写得很仓促，我不满意。
《阳光讲述的故事》使我时常想起我一位兄弟、父母亲生的那种兄弟。
《曾祖父》写于我和诗人D·J·奥恩弟谈古论今之后，奥恩弟谈吐思维都很富逻辑。我想奥恩弟是多么的不容易。
《蜡烛的故事》与我的日常生活有关。《奇妙的方法》和《家里人都这样讲》是从别人的日常生活里发现的。他们的生活同样很重要。
《面向汹涌的大海》跟《树精的故事》的题材有点类似，童话还有这样的写法也让我感到兴奋，由于我的好朋友D·J·奥恩弟的引见，我早早的进入了创作状态。
《天堂的花瓣落在地上》也正像所取的题目一样，有点落后的味道。这个故事在没有选进我的童话作品之前，只有我一个人看过，只有我一个人读过。但是它的问世，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它已经被幸运的改编成了戏剧而且已经上演了。它跟其他一些童话作品一样幸运，既被改编成戏剧，又被大家广为传诵，它们是《笨蛋翰斯》《皇帝的新衣》《衣领的故事》
《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是真的》《丑小鸭》《拇指姑娘》。
在1872年的春天，我又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童话都被选入了《全新童话作品》中，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工作室以及工作室里面所有的东西。当然包括几天不洗的袜子，几天没晒的鞋子，一直站在灯下的书桌，以及总在我的脑后飞来飞去的蚊子，感谢它在我创作累了想睡觉的时候在我的身上乘我不备叮上几口。于是，我往往在这个时候清醒，去愤怒的写作。
我工作室所在房子里以前住过不少人，我的好朋友，诗人奥恩弟就曾经在这里住了蛮长一段时间，以前在这幢房子里住过将军和他的妻子。
《给我们讲故事吧》《神奇的钥匙》《瘸腿的小孩》《患牙疼的姨妈》。
《爱情的悲剧》也是取材于我现实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件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看到过这么一个人，他从我的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他丢失了他的爱情，他的爱情不知道在哪里。这个男人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我听我祖母说：“这是因为他不爱他的妻子，于是他的妻子就请来了一个老巫婆，老巫婆为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手段，那就是在自己家里煮沸了一大锅水在锅里煎熬着。煎熬的水是老巫婆的咒语。于是，在他乡的这个男人身上就被煮成了只剩下一身皮包骨头。老巫婆的法术正在催促男人回到他妻子的身边，但是这个男人在归途上死去了。”
《神奇的钥匙》的取材也是从我的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取出来的。前几年的时候，在首都哥本哈根城里，轰轰烈烈地大闹了一场笑话。有些人说：“不得了，我家的桌子会自己震动。”于是，很多人家里也流传着那种说法。他们每天都把握着自家开门的钥匙不敢轻易打开自家的门，怕见到了活鬼。其实稍为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发觉，这是地球内部在运动，是微小的地震，什么桌子会震动，那是不科学的说法。这似乎有点可笑，但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是妖魔鬼怪在作怪，我也相信他们的说法。
《残疾的小孩》是可以和我早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相提并论的，这当然是我的意见。它是我近期创作的，我很满意这个童话，它在我的童话作品地位很高，这当然也是我的个人观点。
《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在欧洲影响很大，读者很多。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读者都有，除了丹麦之外，欧洲各国都有它们国家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本国语言版本。感谢那些翻译、介绍我的童话故事的朋友们，我也同样感谢帮助、支持过我的朋友和读者们。我们没有距离，如果一定要说有距离的话，那我就这样说吧：我们只隔着156篇童话故事的距离。
我在这边讲，你们在那边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