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呕心书写中国最早的官定儒学经本，并将其镌刻上石，铭记不朽的是彪炳千秋的东汉名士蔡邕；追踪寻觅其劫后残骸并将其视为拱璧的却是无数独具慧眼的先贤俊杰。
如果说民国政要可以凭借权利、机遇有幸拯救国宝于红尘世俗之中的话，那么，寒微学者所能做到的，便是尽其所有、矢志充当精心维护稀世国宝的赤诚卫士……
《诗》、《书》、《礼》、《乐》、《易》、《春秋》诸书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中国儒家最早的经典性著作。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亡佚《乐》书，只存五种，故汉武帝始有“五经博士”一职之设立。其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著作并称，即通——《熹平石经》残石流变纪实常人们所熟知的“四书五经”。
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增加《孝经》、《论语》，称为“七经”。其后将《礼》析分为《周礼》、《仪礼》、《礼记》，并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替代《春秋》。至唐文宗时，又加入《尔雅》，遂称“十二经”。及北宋徽宗时，再将《孟子》添加，终成“十三经”。
不管哪几种经书，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都曾被各代帝王视为法定经典并逐步形成一种特定的学科——“经学”，赖此作为开科取士以及学子仕途升迁的依据，进而逐渐定型为中国封建文化的精髓与灵魂。
为了步入仕途，体现人生的最高价值，无数莘莘学子“穷经皓首”，开始了艰难的苦读。然而在造纸技术尚未大行天下的年代里，经史子集多赖竹木简牍书写流传，笨重难易。后虽代之以缣帛纸张，但辗转传抄，多所变讹。久而成习，流弊充斥，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因此，马衡的《汉石经集存》评析认为：“汉朝博士传经，各依家法，章句互有异同，就不免发生流弊了。到了东汉末年，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诸博士试甲乙科，名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于是有正定文字，刻石太学之举。”除此以外，郦道元的《水经注·水》故而又记道：“蔡邕以熹平四年（175）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鉴于以上缘由，汉灵帝遂令诸通经博士正定《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和《论语》七种经文，再由蔡邕用八分书（隶书）书体书写，继而由陈兴等著名石工镌刻上石，历时9年，至光和六年（183）工竣，凡两面刻碑46通，乃骈罗相接，立置于洛阳开阳门外太学前东侧。因刊刻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又因为系隶书一种书体刻就，因此又称“一字石经”或“一体石经”。
“熹平石经”是中国最早的石刻官定儒学经本。它的刊刻竖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从此，长期以来凭借手抄流传、谬误百出的中国书籍流通现状终于得到了质的改观与量的飞跃，而全国各地的文人学者，也有了一个共同遵守、互相监督、校正错讹、统一规范的标准“经学”范本。
所以，该石经一经竖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在“熹平石经”的影响下，以后的各代帝王纷纷效仿，接连出现了踵接“熹平石经”的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等七次刊刻太学石经活动。它们精彩纷呈，相互辉映，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上，留下了熠熠闪光的不朽印痕。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距离“熹平石经”正式刊刻不到7年，中原地区突然引发了波及全国的“董卓之乱”。疯狂的叛军攻入洛阳，举火焚烧宫阙殿阁，劫难旋即降临太学石经。
永嘉五年（311），前赵刘聪、王弥再破洛阳，纵兵烧掠，太学石经为之破碎，多有湮没。北魏初年，冯熙、堂伯夫相继出任洛阳刺史，为侈建浮屠精舍，竟将尚可目及、已经毁损的太学石经再行剖析，作为台基。“其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北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8），野心勃勃的大丞相、都督中外军事、渤海王高欢劫掠洛阳残余石经移往邺都（今河北临漳）。未料舟船行至河阳（今河南孟县），适遇黄河岸崩，导致经石“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大半”。所余残石，又在周宣帝大象元年（579）自邺都运至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又自洛阳运至长安的两次迁徙中，或失之于路途，或改易为柱础。等到唐贞观初年秘书监主事魏征辑录收聚，所存不过十之二三。及武周换祚，古调重弹，又别出心裁地转移残余奔往洛阳，期间辗转流徙，散失惨重。
有关“熹平石经”的学术价值，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曾精辟指出：“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的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
由此观之，“熹平石经”的悄然问世，正顺应了今、古两文历史转换的必然趋势。它巧妙借用帝王统治的赫赫威权与勃勃气度，牢牢确立了八分隶书的独特地位，从而使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历史，大步走向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历史时期。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一书故称：“东汉书学以中郎（蔡邕）为最，而石经尤其得意之作，故为两汉之冠。”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或曰：“熹平石经采用之本，多半今皆不传，仅就残字所见，其篇章与今本即有异同，……此皆古籍之仅存，有裨于学术者，岂宋刊元椠所可同日语哉！”
“熹平石经”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从一开始竖立就曾引起世人的注目，其后各代文士争相罗致，更无一不视为至宝之物。
柯昌泗《语石异同评》记道：“而洛下沉霾之石尚多。宋初洛阳开地御史台前，得石经十余版。其后洛人掊地得之，分藏张寿诸人家。欧赵所著录，洪氏所翻刻是也。……民国之初，辛壬癸甲间（1921～1924）洛阳金村镇汉太学旧址地中所出残石中，杂汉石经不少，吴兴徐森玉鸿宝、鄞县马叔平衡游洛见之，识为石经。随时购归分藏之，拓以传世，于是洛人始知为石经。”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再记：“出土处在洛阳故城内，位于洛阳南朱圪东大郊两村之北。民国11年冬，（郭）玉堂初见未及注意。明年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叔平及徐鸿宝森玉由北京至洛，见此石有论语尧曰篇‘费劳而’等字，嘱以重价收之，谓此后多多益善，玉堂始知为汉石经也。”
毫不掩饰地说，徐、马二人的发现，虽然有功于学术者不少，但却诱发了洛阳一地近乎疯狂的掘石、贩卖活动，据说高潮时每字竟卖到三个银圆。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为之叹息：“每岁农隙，（洛人）竞相掊掘贩鬻，二十年来层出不穷。”
至出土流徙概况，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则称：“自1922年于洛阳太学旧址发现汉刻石经残石以来，后十余年陆续有所出土，先后合计得残石得一百数十余石，曾分别为吴兴徐森玉、鄞县马叔平、萍乡文素松、武进陶兰泉、关中于右任、西充白坚、北京图书馆以及潢川吴氏、胶县柯氏、江夏黄氏、闽县陈氏所得。以白坚所收之品最为精致，数量最多。但其藏品后全数泊海东去归日本书道博物馆，天津方氏收伪刻百余石大小不等，部分也售日本。”马衡的《汉石经集存》曾收集整理1922年以来所出各石经残石，计数凡8250字。加之1973、1980年两次调查发掘所得，总数已达9000余字，现分别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洛阳石刻艺术馆、洛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以及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等公、私之处。即便如此，尚不包括已出而不详所在者。
以体量而论，以上所出皆残缺碎石，块面稍大者鲜之，高及30厘米以上且字迹完好者更鲜之。
80年来，坊间诸说纷言各次所出大块石经，未尝不引经据典，振振有词，然尚未彻底洞悉西安碑林所藏一块“熹平石经”的丰富内蕴，更难以洞悉30年间，屡屡围绕这块残石所不断发生的动人故事……
（一）金石盟约与“鸳鸯七志斋”藏石1917年11月，陕西革命党人耿直、郭坚等中坚分子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护法运动”，毅然策动“西安起义”，成立了反段（祺瑞）倒陈的陕西靖国军。
翌年7月，陕西靖国军在三原整顿改组，公推于右任（1879～1964）为总司令，张钫（字伯英，号友石。1886～1966）为副总司令。
于、张都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元老，又均嗜好金石文物的收藏与鉴赏，靖国军时期的这次携手，使得他们长期以来在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私人情谊更加笃厚，志趣、爱好也更加趋同一致，出现了新的变化。
于右任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大师，祖籍三原，平生酷爱汉魏石刻，在他的诗集里，累累可见“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曳杖寻碑去，城南日往还”，“载酒三阳寺，寻碑兴倍增”一类的豪迈词句。张钫祖籍河南新安县铁门镇，擅书法文赋，因其父张清和（子温）曾在陕西做官而得以长期寓居西安，故而熟悉三秦人文历史，嗜好唐代墓志的收藏与鉴赏。
饶有趣味的是，河南洛阳为九朝古都所在，汉魏石刻多集中于此；陕西长安系十三个王朝京畿之地，唐代墓志则层出不穷。这种客观现状，使得两个籍贯相左、志趣相同的革命党人，在各自不同的收藏道路上，遇到了不可避免的迷茫与困惑。于是在友人的撮合下，遂有金石盟约之议。其具体内容，曾任陕西靖国军总参议以及国民政府审计部部长的于右任三原宏道学堂同学茹欲立（图20）回忆：双方最终达成不言默契，盖其后凡出汉代石刻及北魏墓志皆归于右任；凡出唐代墓志则全归张钫。
关于于、张缔结金石盟约的具体时间，迄今为至尚未见文献资料之记载，也未见及有关知情人的相关回忆。查1942年《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鸳鸯七志斋·藏石记目录序》曾记：“往余积年藏石四百余方，而南北迁徙，每有散佚。二十四年春，始聚而赠至西安碑林，建阁庋藏，以飨士林。……区区所藏，二十年佳趣寄焉。”由此可知于氏收藏当始于1922年以前，与张携手从事靖国之役时段大体吻合。
于、张之金石盟约缔结后，二人于是便心照不宣，矢志履行。于后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有条件与力量对张钫在陕收集唐代墓志一事施以帮助，所见唐志一盖介绍于张钫，决不染指。如西安著名收藏家阎甘园、翰墨堂碑帖铺经理段仲嘉、古玩商人刘汉基等，都曾受过于之嘱托。而张钫世居新安铁门镇，地近洛阳，其家代出俊才，在地方上颇有影响。为方便于右任在洛阳一带收集汉魏石刻，张钫也不遗余力，多方疏通。譬如后来售于于右任“熹平石经”残石的洛阳古玩商人王道中、卫某以及碑帖商人郭玉堂等，都是通过张钫的关系辗转与于相识的。
经于、张二人的不懈努力与共同提携，大致至1931年前后，他们的收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张集唐代墓志多达千余方，均次第镶嵌于铁门镇故宅“蛰庐”西侧，号“千唐志斋”。于藏汉魏石刻近400余方（通），因其中有北魏夫妇墓志七对，故将其室定名曰“鸳鸯七志斋”。
在“鸳鸯七志斋”藏石中，最瞩目者为现存碑林第三室、残高33厘米、宽56厘米，两面刻《周易·下经》中《家人》至《小过》共“二十六卦”及《周易》中《系辞下》、《文言》、《说卦》三篇，存字494个的“熹平石经”残石。
有关于右任收藏“熹平石经”残石之经过，坊间所见著述颇多。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云：“其最大经石为民国十四年（1925）大郊北里许所出周易残石，上半段初出石归张定业，十九年（1930）十二月归江西文素松，其下半段为十八年（1929）冬出土，亦大郊人掘出，石初归金村王道中，先后拓本予三原于右任先生，二十（1931）春于自陕回京过洛道中运至南京。”或云出土时原石尚显完好，后古玩商为牟暴利，乃破析为二。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因有：“《易》之残石，有原为一石，分裂归诸两家”一说。
至于此“熹平石经”残石的保存状况与真实内蕴，范邦瑾《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补释》曾谓：“西安碑林所藏的一块熹平石经残石，高33.5厘米、宽69厘米，厚约16.5厘米。阴阳两面隶书写刻。碑阳刻字28行，行2至13字，共273字（其中残28字），所刻内容为《周易·下经》中《家人》至《小过》二十六卦；碑阴刻25行（其中空4行），行3至13字，共221字（其中残25字），所刻内容为《周易》的《系辞下》、《文言》、《说卦》三篇。全石两面刻字共计494字（其中残53字），所涉篇幅，为目前所存熹平石经残石之最。”
范邦瑾之后，李林娜著文援引李域铮《西安碑林书法艺术》一书，又云：“西安碑林存有《熹平石经》中的《周易》残石一块，呈一斜方形残断面，残高33厘米，宽56厘米，两面各刻《周易》一段，一面为《家人》至《归妹》十八卦，存27行共246字；另一面为《文言》和《说卦》，存11行共101字。……为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出土汉石经残石中字数最多的一块。初发现时尚有490余字，而今仅存347字，说明在辗转迁徙中有过残损。”
以上两说在残石的大小尺寸、刻写内容以及所存字数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其间奥妙，李域铮一盖委过于“辗转迁徙”，李林娜《东汉熹平石经概述》一文则认为是“量法不同”以及“对残字统计方法不尽一致的缘故”。其实二李所言，均只涉及其中内蕴之一半，纵深推论，还应与残石分裂、损字、误识及疏忽未计等原委有关。如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所谓：“此周易石经大块残石初出土拓本，石未分开，多淡墨拓，下段石归于右任氏，拓本日乾面十行，日字稍损泐，上下二石合拓本日字完好。”此外阎秉初闻于洛阳古玩商郭玉堂又云：“初出土之石经字数当多，字口亦完整，自析为二，接口字或从此亡佚，永无再生希望；或残缺不全，精神顿失。此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所致，又安能期望两相统一。”相对而言，倒是范邦瑾所论本于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及马衡《汉石经集存》，拓本既早，且“精当完备”，殆非后来拓本所能比拟。
尽管如此，保存于西安碑林的这块“熹平石经”残石仍罕见珍稀，固以往常人所不可见矣。马衡《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赞曰：“孙伯恒以影印本熹平石经残石墨本见贻，云洛阳新出土而转徙至于上海者，石两面刻，一面为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二百八十六字；一面为文言、说卦，存二百有五字。通计存四百九十有一。此诚旷代之瑰宝矣。盖宋人录熹平石经，多至千七百余字，独未见周易，不意后八百年，更得此经数百字，吾辈眼福突过宋人，何其幸欤！”钱玄同在《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一文中，尤喟叹：“前两天在马叔平（衡）先生那边，看见东汉石经周易拓片两张，一张是下经的《家人》至《归妹》，一张是《文言传》、《说卦传》，是一石之两面，两张共四百九十余字。近几年来，出土的汉石经残石很多，裒集之者，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及补遗》和马叔平先生的《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但大多是零星小块，像这样的大块，一经之文字多至四百九十余字，还是初次遇到。”
（二）天降大任于马文彦
上文说过，熹平石经残石于1929年冬季在洛阳金村出土，先为古玩商王道中以廉价购得。
王得残石后，乃应于右任此前所嘱，立即将拓本寄送南京监察院。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见到拓本，当即决定出资购买。惟王道中欲得高价，索要万元，致于右任望而生畏。后经友人再三疏通，于方勉强以4000银元价格购得。
消息传出后，洛阳地方人士以反对石经残石出境为借口，多方设置障碍阻止此事，致翌年（1930）冬金村一带复出的“春秋残石”，于右任竟然未能如愿购得。此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所谓：又十九年（1931）冬复出春秋残石，亦表里刻，存字七百余，有人平折为二，以便在“西安事变”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杨虎城，于运送“石经”抵陕一事中，同样是举足轻重的新闻人物携藏，未几归王道中，于（右任）先生欲得未果，二十九年（1940）冬沾化李杏村以售汽车所得万千元易之。
为避免地方人士的注意，于右任遂定先付半价予王道中以为定金，并决定：暂时将石经残石寄存王处，一俟事端平息，再相机转运。
1933年，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因公将赴南京，于右任以为运石时机成熟，乃电请杨虎城代运，并与王道中等人约定日期，俟杨的专列火车行至洛阳时交接手续，然后再辗转运往上海于宅。
为保证此次运输活动的顺利进行，事前于右任曾与杨虎城多次商议，决定委派马文彦（曾化名曹骏天，1902～1983）随车前往，专事运输。
于、杨委派马文彦的初衷是，马为陕西三原人，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曾受邓中夏派遣至中州与张昆弟等人一起恢复京汉铁路总工会并建立陇海道清铁路工会，旋被任命为共青团开封地委书记。1926年5月因于右任赴苏而受李大钊委派任于之俄文翻译。1927年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秘书等职。后因受冯玉祥通缉离陕赴沪。1930年经于右任介绍至济南任教。无论从乡情、亲情观念出发，还是从阅历、能力等方面考虑，马都是极为合适的人选。
马文彦受命后，与杨虎城一起乘专列离开西安，同行者尚有杨的秘书长李伯川、副官申明甫等人。
车抵洛阳站后，不意王道中并未如约等候。因专列在站不能久候，一行人只好负气向郑州进发。至郑州车站时，未料王道中却在此间等候，但熹平石经残石却并未带来。马见状颇为不悦，曾质问：“原约定在洛阳车站会面，为何你个人先到郑州？多费周折。”王闻此言，毫不知过，仍多方搪塞，狡黠回答：“我怕专车带走不给钱。”
值进退两难之际，适前任陕西省主席的刘镇华（雪亚）也在郑州车站恭候杨虎城一行。在刘的邀请下，一行人遂乘车向河南省会所在开封进发。抵开封时，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刘镇华五弟刘茂恩等人早已在车站迎接，坚留多住一夜。盛情之下，杨遂与马商议暂住开封，借此时机派副官申明甫偕同王道中明日用专列车头挂接一辆客车，返回洛阳取回残石。翌日开车前，又以杨虎城名义补给王道中欠款两千元条据，并嘱他到陕西省银行取款，至此，方将此事圆满解决。
这辆专列火车抵达南京时，于右任早已赶至南京车站迎候，马文彦即将残石付于右任，然后由于转送上海家中，不久于将残石拓本在上海影印出版，立即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前述于右任经年收藏共有400余方汉代石刻与北魏墓志，因当时陇海铁路尚未修至西安，运输不便，所以曾将其中190余方运往北平西直门内菊儿胡同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秘藏，其余则分存于洛阳、南京以及上海（熹平石经残石等存于宅内）三地。
1935年冬季，日本侵略军在华北一带虎视眈眈，不断进行挑衅活动，中日战事一触即发。为使这批珍贵文物不致沦落敌手或毁于战火，于右任遂于12月11日自上海急电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坚称：
“我所藏鸳鸯七志斋志石计唐以上二百方，并有汉石经一块，决送陕省公有，在西安集中藏处。拟以将来所得之款补助三原民治小学。惟有存放处所得一妥当地，即由二公酌定。转运时口（人员？）由陕派，此间即分别通知。”
邵、杨接电后，以事关重大，立即商议以邵之名义于12日回电：
“上海于院长右任先生勋鉴。真电奉悉，天电开计达览存。我处决与虎城兄安排地方，以副盛意。希核示。”
于右任“真电”所言，指洛阳、南京、上海三地藏石，至北平藏石，估计曾在“天电”中予以述及。考虑到当时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至于涉及具体负责运输京、洛、宁、沪四地藏石至西安的人选，于右任起初极想请杨虎城出名领衔。但因当时北平行营主任是宋哲元，杨虑及20年代末期宋哲元担任陕西省主席期间与陕军诸将领的恩怨芥蒂，乃极力推荐时任三原民治小学斗口农场董事的马文彦承担此任。因此遂有26日邵力子以陕西省政府名义致电三原县县长敦请暂居三原家中的马文彦速来西安一事。
马文彦接获邵力子宥（26）电，于27日赶赴西安，经与邵、杨反复协商，决定亲赴北平运输藏石。至洛阳、南京、上海三地所藏熹平石经残石等物，则请上海于右任公馆派人先将物移至南京，待北平之物运回陕西后再从事移运，但具体事务仍由马文彦经手负责。查阅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的于氏旧档，因有“由于公馆派三人由上海押运（熹平石经残石等十四方石刻）至南京经洛阳至西安往返共付路费90元”以及“西安、洛阳、南京、上海往返路费暨旅膳等费（共50天），计洋300元”等记录。
（三）艰难的接收
1936年2月3日，马文彦押送北平于氏藏石抵达西安。2月6日，陕西省政府致函陕西省汽车管理局，敦请指派汽车二辆将于氏藏石运至文庙暂存，同时致函教育厅派员接收。为此，教育厅长周学昌遂在2月7日委派职员朱钦武、张立言二人前往接收。4月14日，南京、洛阳两地于氏藏石也相继运回陕西。故4月16日、28日等，陕西省政府又先后数次训令陕西省教育厅及有关单位做好接收事宜。其中4月28日第2750号训令有云：
令教育厅长周学昌：
监察院于院长右任所有收藏古碑等物分藏于北平、南京、洛阳等处。其在北平所藏一部分，前承其热诚捐归本省，已令交该厅接收在案。兹又蒙将在京（南京）、洛（洛阳）两处所藏共计贰百零五块，亦捐归本省公共保存，仍由本府委派马文彦君前往装运，刻已抵省，暂存文庙内。除函谢于院长暨请考古会随时照料外，合行抄发碑石清单一份，令仰该厅即便遵照，即日派员按照清单所开如数查清接收，妥为保存，俾供研究。惟石经一块应由考古会特别保存，并应俟接清后即送交考古会张扶万先生妥存为要。仍须具报备查。此令。计抄发碑石清单二纸。
上述训令，原件草稿今藏陕西省档案馆，其上空白处附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亲笔批示：
“石经特别交张扶万先生保存。力子。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推知训令主旨应是按照邵力子的本意所拟就的。
训令中涉及的“考古会”，成立于1934年2月，由陕西省政府与北平研究院合组。至“张扶万先生”者，则任该会之委员长。至于为什么要将熹平石经残石特别送交付考古会张扶万先生保存，则须先了解张扶万其人的大致经历。
按张扶万（1867～1943）原名张鹏一，扶万为其字，号一翁、一叟等，陕西富平董南堡人。早年就读于泾阳味经、礼泉烟霞等著名书院，为关中大儒刘古愚（光贲）高足。及光绪丁酉（1897）陕西乡试他以第13名举人身份秋闱报捷，遂于翌年（1898）3月赴京参加戊戌会试。在后来几乎被神话了的京师“三矫堂”与“万木草堂”，张扶万与同学陈涛（伯澜）、张铣（拜云）、邢廷荚（瑞生）等人一起，通过支持维新变法的陕籍官吏李孟符（岳瑞）、宋伯鲁（芝田）等人的绍介，有幸拜谒维新领袖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活动及“保国会”题名，从此终身以康为师。
维新变法失败后，张扶万曾任山西长治知县、山西大学堂庶务长等职。入民国又任中国银行秘书长、陕西督军署秘书、陕西吏治研究所所长、陕西孔教会会长、陕西通志局分纂、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委员长等职。
张扶万通史典，重公羊学说，且能诗，善书，擅长金石考古，著作等身，在陕西学界有崇高威望，曾被尊为“关中淹博士”、“国学大师”。1945年出版的《陕西文献》更称其为“关辅四十年来最博洽者”。
当于右任1931年购回熹平石经残石时，外界曾传言此石为洛阳古玩商所作赝品。所以于在筹划处置“鸳鸯七志斋”藏石之地时，遂以此块残石“在历史上价值较为重大”，专门电告邵力子，敦请擅长金石考古的张扶万出面保存并鉴定石经残石。虽张扶万鉴定后“惊为鸿宝”，认为确系东汉原物，后并特意持拓本参加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在西安鼓楼组织的“西京金石书画展览”，1936年11月出版的《西京金石书画集》第五期还专门予以刊载介绍，但外界传说并未因此得以平息，以至累及“鸳鸯七志斋”藏石之北魏墓志，导致张扶万、于右任、黄仲良（文弼）、党松年、蔡疆臣、张文生等金石名宿不得不于1936年8月11日会集碑林，合议鉴定。但“遍观各室，其‘鸳鸯七志斋’藏石七，不知其五所云伪造之志石，上（尚）不能指出”。而西京筹委会委员长张继（溥泉）则直到1944年，还执着专“访亮工，谈汉石经集，以右任所藏尚多疑问……”。事见1936年8月11日、1944年4月19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与张溥泉日记。
遵照陕西省政府第2750号训令，陕西省教育厅长周学昌特派职员朱钦武、景隽前往文庙点收，同时函告考古会张扶万接收熹平石经残石。故在4月28日教育厅呈报省政府的公函中曾有已将“汉石经石碑函送陕西考古会交张扶万先生手存”之记载。
1938年2月，史无前例的碑林整修工程即将完工，有关熹平石经残石如何保存的问题旋即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先是在1935年11月9日碑林整修计划酝酿时，邵力子就曾写信告诉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黄文弼，提出拟将于右任“允捐归公有”的“唐以前墓志二百余石”入藏碑。因此，在最后确定的碑林监修委员会碑林整修计划中，因有“建第八室楼房一座分储今监察院于右任院长收藏汉石经一方，魏唐墓志石三百八十七方”之记录。而在1938年2月张扶万奉碑林林监修委员会之命写就的《重修西安碑林记》中，这一记录也随之赫然出现。
即便如此，以张扶万领衔的陕西考古会仍在2月6日致函省政府，称1936年4月28日陕西省政府函开：“监察院于院长在南京、洛阳两地所藏石碑现已运至西安，暂存文庙内。……其中石经一块在历史上价值较为重大。应请贵会张扶万特别妥存。……（现）本省碑林房屋建筑坚固，石碣重行，树立整齐，于院长石碑即如数运汝碑林，依次陈列。惟石经一块，仍存本会，张扶万先生意拟送入碑林处，较为完善。因未征得于院长的同意，未便擅为，相应函请省府，电函于院长酌夺，再行办理。”
陕西省政府接到考古会来函后，当即电告重庆监察院于右任请示机宜。大概对陕西省政府发来的请示函电，于右任一度表示迟疑而久未回复，故考古会急切盼望于右任函电不至，因在2月18日再次致函省政府，提出“本省碑林房屋整修完毕，前送来之汉石经应归碑林保存”。
考古会的请求得到了陕西省政府的赞同。2月22日，省政府训令教育厅“派员赴（考古）会接洽办理”。教育厅接获省政府训令后，旋于2月26日致函碑林监修委员会并派该厅科员送上石经残石。未料该会竟在3月15日回函宣称：“本会结束在际，请将汉石经另行设法保存。”
碑林监修委员会的回函发至教育厅，教育厅不为所动，仍在4月12日复函碑林监修委员会坚持前函初衷，并通知考古会准备移交。因此考古会在4月12日致送教育厅的公函遂称：“查本会委员长张扶万委员代监察院于院长保存石经一块，前曾函达陕西省政府，贵府拟将该石径交西安碑林妥存。于准函复照办并贵厅派员洽办在案，兹将原石经一块拣出，协同教育厅派员杨立言函送西安碑林收藏。”而在致送碑林监修委员会的公函中更称：“本会委员长张扶万委员代监察院于院长保存石经一块，前曾函达陕西省政府，拟将该石送贵处保存并准函复各在案，兹将原石经一块拣出，随函送上，即请查收后见覆为荷。”
碑林监修委员会在教育厅与考古会的合力督促下，不得不在4月12日同意接收汉石经残石。其所开送考古会的一纸收条内，也无可奈何地宣称：
“收到贵会送来汉石经残石一块。”
至此，绵亘数月的汉石经残石移交接收一事，才算彻底得以解决。
（四）历史不会忘记张扶万
汉石经残石入藏碑林后不足一周，碑林监修委员会即宣告解散，随之决定成立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值得玩味的是，第一任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上文中我们频频提及的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号称“关中淹博士”的张扶万先生。
应当看到，在张扶万身兼陕西考古会与碑林管理委员会两处主要文物单位大权之际，抗战局势已急转直下，而日机对西安的肆虐轰炸也日趋达到白热化。
当此之时，身在重庆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坚持西安建设的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陕西省政府等各级重要人物与相关单位，都一致注目古都西安的文物安全，急电、函件几乎无日不至，大小会议常常通宵达旦。
遵照各级主管部门的部署安排，张扶万及教育厅长周伯敏等人开始了紧张周密的文物移藏活动，有关碑林碑石的移藏保护也旋即成为所有移藏活动的焦点之一。
按照原定计划，碑林整修时期已经镶嵌上壁的“鸳鸯七志斋”石刻须一律拆卸，就地埋藏，但因函电往返之间，急切不能最后定案。张扶万考虑到汉石经残石的安全，乃决定立即秘密埋藏于碑林东院。1938年7月17日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故记：“午前赴碑林，察看勤务二人，一人在外送公文信件，二人在内……工人藏右任熹平石经残石于东院中。”
1938年11月，为躲避日机轰炸，陕西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紧急命令，有计划地组织西安城内的著名耆老至故里或偏远农村疏散。为此，72岁的张扶万在接到省府命令后，曾郑重呈文省府，提出：“拟于最近期间，送眷返回富平，暂避乡里。碑林事务，查干事曹仲谦老成谙练，请其代理主任事宜。”省府接函后，于11月29日指令教育厅：“该会主任委员一职，应由碑林保管委员会委员教育厅周（伯敏）厅长暂行代理。关于保管事项，由周厅长督饬曹仲谦负责办理。”
1939年10月，日机轰炸更趋猛烈，省城西安屡遭蹂躏，死伤惨重。为保证碑林石刻安全，一再迁延不定的移藏计划终于最后定案。经张扶万提议、碑林管理委员会决议，所有“鸳鸯七志斋”藏石就地埋藏于碑林东院，而熹平石经残石则由张扶万负责移往富平县董南堡故里保存。
张扶万主动请缨被允准后，遂于该年11月启掘碑林东院所藏汉石经残石，然后携随从明俊等乘骡车冒险出城，辗转数百里，将“熹平石经”残石运至故里董南堡保存。故该年12月29日周伯敏呈报陕西省政府的函件中，因有“熹平石经由张扶万经手运至富平，计用费一万元”的记载。1948年春曹仲谦所撰《鸳鸯七志斋记》更记：“三原于右任先生，竭其生平之力，搜集海内出土志石，不下二百八十余方，魏墓志居其泰半，齐、周、隋、唐外，尤以熹平石经残石更为稀世珍奇。民国二十七年，悉数捐赠碑林，储置专室，缘志石中有夫妇双志共有七种，遂颜其斋曰‘鸳鸯七志斋’。卢沟桥事变，当轴（局）咸谋保护，经碑林管理委员会决议，民国二十八年十月，遂持石经移藏富平，旋移三原。余皆就地埋藏。”
在董南堡故里，张扶万经过认真筹划，决定将熹平石经残石吊挂在自己家中的窨井内。为安全期间，张曾召集家人，约法三章：一不准随意开启井盖；二不准走漏消息；三不准小孩、闲人随意靠近井边。据张扶万裔孙张应荪回忆，这样的戒律，一直维持到1943年祖父逝世为止。
张扶万逝世不久，全国性内战即怦然爆发，时局混乱，兼之常有古玩碑帖商人来张家索购骚扰，为石经残石安全计，张之长子张午中先生遂向于右任三原故友张文生写信，谓此块残石其家已无力保管，请张文生立即告诉于先生设法移至安全之地。张文生将此信交付于之外甥周伯敏，周又将此事告诉远在南京的于右任。于闻讯后，感慨万端地说：“老友已经尽力维护了，于公、于私，我都欠张家一份人情。”
遵照于右任的吩咐，张文生遂派三原民治小学教员潘建民乘马车至富平，从窨井中取出石经残石，秘密运回三原民治小学。后消息不慎传出，前来民治小学参观石刻者过多，张文生等人惟恐发生意外，乃又秘密就近转运到三原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保存。以上周折，应是曹仲谦《鸳鸯七志斋记》所谓“旋移三原”之论的主要来由。
1949年后，西北文化部文物处根据碑林旧藏档案了解到熹平石经残石运往富平的线索，曾派人至富平董南堡、三原民治小学等地调查，并写信向张文生了解情况。此间适于右任夫人高仲林女士从西安寓所回到三原，偶见看家之人擅将残石用来围护养狗，十分生气，即与张文生商议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明轩写信，希望能将此石迅速捐赠西安碑林，尽快与“鸳鸯七志斋”藏石团聚，以期不负于右任此前关爱桑梓的一片初衷。
杨明轩将高仲林女士信函转送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赵望云，赵望云对张扶万等人在数十年间力保石经残石的感人事迹十分欣赏，即派刘自犊等人赶往三原，取回石经残石，旋移交西安碑林。据刘自犊回忆，从三原运回西安的时间大致是1952年的春季，移交西安碑林的时间则大致在石刻运到西安的一月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