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熟知了《曹全碑》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显赫地位，却并不一定了解《曹全碑》跌宕坎坷的凄婉身世。
当日寇飞机疯狂肆虐黄河之滨的合阳古城的时候，这通古碑是如何在有识之士的顽强护卫下，一次次地安然躲过敌机炮火的狂轰滥炸？
当农民兄弟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这通古碑又是怎样奇迹般地“临危受命”、甘献躯体去施惠周济曾经佑护过自己的乡里百姓？
清人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曾盛赞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的《曹全碑》，称其：“字迹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至宝也。”
此外，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万经也在他的《分隶偶存》一书中艳羡评介：“（此碑）书法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用笔其止锋芒，纤毫毕露，虚心谛视，渐溃久之，一切痴肥方板之病自可尽去。”而杨守敬《平碑记》赞叹：“前人多称其书法之佳，至比之韩敕，娄寿，恐非其论。尝以质之孺初（潘存），孺初曰：‘分书之有曹全碑，犹真、行之有赵（孟）、董（其昌），可谓知音。’”方朔的《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更直接肯定：“此碑波磔不异乙瑛，而沉酣跌宕直合韩敕。正文与阴刻为一手，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开魏齐、周、隋及欧、褚诸家楷法，实为千古书法一大关键。不解篆籀者，不能学此书；不善真草者，亦不能学此书也。”
毋庸讳言。如此绝妙精湛的客观评介，不仅在有清一代金石题跋中罕见，即使在历代文人的书法论述中也堪为凤毛麟角。
有趣的是，对于上述这些精辟超人的论述，梁启超的《曝书亭集旧跋》却并未因之率意认同。他之发人深省的“以碑为正”的滔滔宏论，窃以为是碑之珍，实际不仅仅只囿于书法艺术，推而论之，它还应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梁启超之论，拓开了《曹全碑》著录与研究的新视野，无疑令人震耳发聩。但纵深而论，系统完整之认识此一“汉石中至宝”，又岂非仅仅只囿于书法艺术与史料价值？足登梁启超建构的认识阶梯，倏忽间又怎能轻率裹足，听任一脉叶片去赫然遮挡广袤无垠的研究视野呢？
斗转星移，云开云合。走莘里山川，越夏阳古渡。再一次瞩目这通饱经风雨的“汉石至宝”，我们的回味思绪已跃然迸入波涛滚滚的千里黄河；在自天而降的黄河岸边流连，我们又极盼望有幸采撷到几滴令人长叹、催人深思的历史浪花，去撩拨浸润那古拙斑驳的《曹全碑》身……
（一）幸运的“汉石至宝”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的《曹全碑》，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碑》，或称《合阳令曹全纪功碑并阴》、《合阳令曹全纪功碑》、《汉曹全碑》等。因碑铭记述曹全本字曰“景完”，故又称为《景完碑》。
碑竖方形，高272厘米，宽95厘米。碑文为标准隶书，两面刻。碑阳计20行，满行45字，记曹全其人跌宕起伏的生平事略与相关史实。碑阴题名五列，计57人，皆合议为曹全竖立丰碑之合阳县吏矣。
自东汉以降，肇始于西汉张骞所刻意“凿空”的丝绸之路，曾经时隐时现，三通三绝。只是到了延光二年（123），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集结优势兵力驱逐匈奴铁骑于大漠之北，混乱的局势才算得到基本控制。
河西道上重新响了起大汉王朝“乐哉破胡”的胜利鼓乐，但频繁的征战以及日趋激烈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毕竟大大消耗了东汉的国力。延光（122～125）以后，东汉政权已无力再比同前朝有效羁縻浩瀚无际的西域诸地。
于是，曾经声势显赫的“西域都护”，便不得不悄然撤去，代之而起的，是徒有虚名的“西域长史”。及入永建（126～131）之年，以至于这一职衔与戍己校尉等高级军政衙署往往还须要凉州刺史的指派与节制。
毋庸细说，东汉前期帝国王朝那种咄咄逼人的扩张之势，已明显处于无可奈何的强弩之末。
在如此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以往亲近中原王朝的疏勒一国乘机反叛，公然与东汉政权分庭抗礼。叛军的烽火烧毁了东汉王朝的帝国尊严，这就迫使东汉政权不得不回眸河西，做出反应。《曹全碑》中所谓：“建宁二年（169），（曹全）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都司马。时疏勒国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有兖脓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而死，还归振旅，诸国礼遗，具二百万，悉以薄官”之记载，正是这一时期东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微妙关系的生动记载。
值得珍视的是，将以上碑文所载与《后汉书·西域传》等正史文献记载相对应，诸多信誓旦旦的官方史实都可以据此予以校讹订正。有鉴于此，梁启超的《曝书亭集旧跋》曾有如下精湛的考证：
史载疏勒王法磐为季父和得所射杀，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与“得”文亦不同，史称讨疏勒有“戊已司马曹宽”，而不曰“全”。又云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缚归死司寇孟范蔚宗，去汉二百余年，传闻失真，要当以碑为正也。
与疏勒反叛一事相呼应，动荡历史的“党锢之祸”，也在碑文中隐隐露出微妙端倪：
（曹全）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第忧，弃官。续遇禁冈，潜隐家巷七年。光和六年（183），复举孝廉。
关于曹全因胞弟惹祸而弃官入狱诸事，《后汉书·党锢列传》曾记：“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奉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伏及五属。”其与碑文所载不但完全相合，且碑文所谓曹全“潜隐家巷七年”，至“光和六年（183），复举孝廉”诸事，更尤为重要，足可补史载之不足。
曹全出身于敦煌名门望族，以戎马军功显迹于河西边郡。不意正当茁壮之时，竟遭“党锢之祸”袭扰。他以弃官入狱、潜隐含冤七年之久的惨重代价仰天盼望，直到光和七年（184）三月，才因黄巾起义板荡中原，朝廷无奈大赦党人而得以“除郎中，拜酒泉禄福长……”
为了追回失去的光阴，实现“兼济天下”的宏大理想，曹全在青州黄巾军“起兵幽、冀、兖、豫、荆、扬，同时并动”。而“（合阳）县民郭家等复起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里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圣主谘诹，群僚咸曰：‘君哉’”的关键时期，受命“转拜合阳令”，开始“收合余烬，芟夷残迸，绝其根本”，实施了残酷的武装镇压。
曹全的这一举动以及其在位期间廉政爱民的崇高威望，最终促使合阳一地57名郡、县官吏在王敞、王毕、王历、秦尚、王颛等县令属官的号召下，感恩戴德，同心合力在莘里一地的合阳故城（今合阳县城东20公里处伏六乡和阳村附近），为曹全竖起了这座不朽的丰碑。
值得品味的是，公元185年曹全挥兵屠杀黄巾起义军的“赫赫战绩”，成就了曹全本人，也成就了一座历史的丰碑。然在公元185年，汉灵帝已经改元“中平”，而临近帝都洛阳的合阳一地，竟仍然继续行使“光和”年号？至于完好无缺的碑石丰姿，也促使我们的浪漫思维突兀闪现无尽的推测：
是丰碑雕凿后尚未竖立即因故骤然埋藏？还是竖立不久便突生变故而悄然息影湮没？
不管是短命夭亡的黄巾起义，还是大势所趋的三国鼎立，历史的迷茫与岁月的沧桑，往往会留给我们数不清的谜团与解不开的悬念。
面对历史，我们在倏忽之间固然不能轻易做出一言九鼎的最后结论，然而面对享誉海内且保存完好的“汉石至宝”，我们却完全有理由庆幸《曹全碑》的福分与命运。
（二）拓本变迁与摹拓之争
明万历初年（1573后），湮没1300余年的《曹全碑》因村人“掊土得之”而重现于合阳故城莘里村。
柯昌泗《语石异同评》扼腕感叹：“关中旧号金石渊薮，……汉碑，世所珍也。陕西自曹全碑出土后，新发见者仅华岳庙武都太守题名碑阴，石门杨淮、李禹两摩崖耳。”
以寥寥数语之客观评析，即赫然揭示关中汉碑存世稀少之现状与弊端，固然属中肯之举，但字里行间，犹将《曹全碑》列为陕西发现汉碑之始，又隐隐视作吉祥之义，则也堪为一语中的，令人欣慰。
可以想象，堪称“汉石至宝”的《曹全碑》一经出土，立刻就引起了金石学界的高度重视。
在仆仆风尘、刻意摹拓的茫茫人流中，明代周至举人赵（1564～1634）、清代合阳籍金石学者褚峻（字千峰）以及远在江南的顾宁人等朴学文士，均骚然捷足先登，率先得到《曹全碑》之“初拓本”。凡事可见赵之《石墨镌华》卷一、褚峻之《金石经眼录》以及顾宁人之《金石文字记》等记载。
由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合阳县治已从故城莘里村移至现今县城所在，而明万历年间（1573～1619）《曹全碑》亦由莘里村移至合阳县城内文庙保存，因此《曹全碑》之“初拓本”又称“城外本”。其识别标志，向以首行“因”字未损为要旨。如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所谓：“曾见二本，一为川沙沈韵初旧藏，现归上海博物馆，一为陆恢旧藏，曩在其后人处见之，今不知所在。”正属“因”字未损之“城外本”也。
王壮弘所见，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曾予以阐幽发微。文云：
初出土拓本传世特少，只见上海图书馆藏一本，首行“因”字完好，拓工纸墨绝精，旧装完整，为苏州顾子山旧藏。又李之陔旧藏翁方纲在“因”字旁题小字云，此本“因”字不损，后归赵尔巽家，今佚。又杨守敬跋端方本云：同治乙丑于京师富华阁见此碑，首行‘因’字尚可见，为沈韵初所藏，另未闻有‘因字’本，现存只上海图书馆藏本。明末有著录载，出土损一字，余完好。石初出土一字不损。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曹全碑初出土惟一‘因’字半缺。”孙不知有“因”字完好拓本。
张、王之外，汪喜荀《汉合阳令曹全碑跋》又记其所藏“不少一字，其为初拓本无疑”。
以上所述，计数曰“四”，尚不知此外另有否别的记载？也不知此“四”之中是否尚有相叠重合之因素？
“初拓本”及“城外本”之外，又有“未断本”。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谓：“（初拓本）其次为明拓碑未断拓本，传世较多，所见未断约十余本，以西安收华阴王宏撰（山史）本为最，藏故宫。”或谓，清末端方曾藏一“未断本”，后易于刘铁云。
至“初拓本”、“城外本”、“未断本”关系，方若《增补校碑》云：“最旧为未断本，明季初出土拓本也。”其明显已将三者视为一体。此外，启功之《明拓曹全碑跋》又谓：“此碑未断拓本传世者不过三数本而已。”也认为“未断本”与“初拓本”，无明显界限。
由此可知，方若与启功先生所论之要旨，皆与张彦生所谓有异，当晓得“初拓本”、“城外本”、“未断本”三种拓本在明清之际并无严格之界限。
依据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碑移至城内时，不慎下角碰损，‘因’字右下半遂缺损。明末时大风折树压碑，自首行‘商’至十九行‘吏’断裂一道。断后最初拓本，十八行‘临’字虽当裂道，然右下二‘口’，字画皆无损，‘贡王庭’之‘王’字完好”之记载并结合张彦生所论，推测“初拓本”与“未断本”应均为“城外本”，不过只是在时间上可能存在有早晚的区别。遗憾的是，对于它们之间的具体差异，目前我们尚不能严格予以分辨界划。追根溯源，我们只能从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所论“碑移至城内”后碰损及“大风折树压碑”致碑“断裂”所造成的现状来笼统分划三种拓本之间的大略界限。
在所有《曹全碑》拓本中，以碑石碰损、断裂后拓本最多，识别亦难。兼之又有明末清初洗碑后所出拓本与嵌腊、描填、翻刻等诸般花样的交相混扰，由是令人更趋困惑迷茫。
请看方若《增补校碑》之一段记载：
断后首行盖周之胄之周字上左角损、秉乾之机之乾字穿中作车旁，第九行悉以簿官之悉字未笔损、第十一行咸曰君哉之曰字损作白字、第十六行行庶使学者之学字未笔损。是碑先损悉字、再次损乾字、又次损学、又次损周字。近拓有周字、曰字、悉字损，而乾旁未穿作车旁，亦有悉字损而曰字未损作白字，乃碑估于拓时弥之以蜡然后拓，或拓后描填欺人也。不知乾字未穿本之乾首作点势，已穿弥补则作直势，即此一笔短长显异。更有描填已断本饰为未断，不待辩已。碑阴末行断后即阙，据未断本校之为故外故集四字。旧拓碑阳末行纪年月九字多另纸拓之，最易遗失，故往往见有无此九字者。
《增补校碑》之论，大致皆明、清时期《曹全碑》断后拓本概况，所存遗憾，有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来弥补贯穿：
断后初拓十一行“咸曰君哉”，“曰”字未损作“白”字形，其次九行“悉以簿官”，“悉”字左下笔画不损（下“心”字左起处）。又次乾隆本首行“乾”字左未剜成车旁，又首行“周”字左上不损，十行七十三下，“月”字不损，十六行“学者”，“学”字末笔完好，“学”字拓本最晚。稍旧拓二行“迁”字，中间大字之右笔不损。碑字出土完整，石花特少，易填墨，故对涂墨补字应注意。有翻刻，不佳。
方、张所论，不能不谓之精到，然露疵之处，则为未划分具体时段之拓本特色，亦未指出翻刻本之具体内蕴。这一缺陷，幸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曾为之梳理替补。文云：
明末清初洗碑后拓本，“曰”字即挖成“白”字。此碑康熙间损“乾”字。嘉道间损“学”字（十六行“庶使学者”“学”字笔损）。咸同间损“月”（十七行“七年三月”之“月”字中泐）。光绪民国间损“迁”字（二行“迁于”之“迁”字右点挖成直划而下）。又，碑阴稍旧拓本，第四列末行“故外”之“故”字，尚可见小半，近拓泐矣。至翻刻本与嵌腊本，有刘估翻已断本：十行“拜酒”之“拜”字右半，翻本讹刻成“辛”旁。“悉”字“心”部未损，而“乾”字左半，已挖成“车”状，是一大误失，翻本点划漏刻甚多。另有嵌腊填补充作“乾”字未穿本者。原石“乾”字左上仅作小一点，在一横之上作伪者有作“十”字形或一点甚长，与原石不类。
涉及碰损、断裂后拓本之佼佼者，以朱竹所藏一本最为瞩目。
朱跋宣称：“予庚戌（1670）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师，从慈仁寺市上买此碑，石已中断，完好者且漫漶矣。更历十年，必又叹此碑难得。”
朱竹之本，汪喜荀、翁方
纲等人曾屡屡为之跋，惜文辞往复，尚无多大新意。
与朱本并列，还有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其文谓：“明末清初线断拓本有二，一为徐旧藏，归陈文伯，缺首开，今或在北京文管处。一为青岛收来一全本。”另启功于王靖宪先生处见有福山王氏藏印本，据云得之于北京庆云堂，虽启功曾亲为之跋，然此本曾经马子云等手辗转流变之丰富流韵，启功先生却并不知晓。
不论以上何种拓本，自明代末年是碑出土后400余年间，盖可视为珍奇，求之者常趋之若鹜。
如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所记，清末刘铁云为获得一纸“未断本”《曹全碑》拓本，曾不惜以自己珍藏之东魏司马升墓志铭与端方相易。
又按富平张扶万者，向为关中金石名宿，家近合阳，然为获一纸拓本，竟穷尽20年精力而不能得。1918年，其有幸托友人仝心吾代买“乾字未穿本曹全碑并碑阴”，“付钱八百文”，尚不能称之为精本。事见该年9月30日之《在山草堂日记》。
至于价格一节，1920年罗振玉曾公开出售其所藏拓本，至《曹全碑》断后“悉”字不坏本标价竟达现洋二百元，而清末民初所拓“悉”字已坏本，亦可售现洋10至15元。另1935年前，西安府学巷段翰墨堂曾售三原于右任一“悉”字不坏本，收价竟至百元之多。
金石学者近乎痴迷的收藏之风，极大地刺激了碑帖商人的牟利欲望。在众多的碑帖商人中，乾隆年间活跃于大江南北的合阳碑帖商车永昭首开纪录，所获拓本至少有百余份之多。
车氏之后，清末合阳县灵井村杨某等人在北京开设的“庆云堂”继起称雄。赵敏生有云，百年以来，“庆云堂”依靠家族传人与合阳同乡以及张彦生（河北吴桥人，1901～1982）、马子云（合阳人，1903～1986）等著名鉴赏家的不懈努力，屡以经营《曹全碑》拓本而获取利润，得风气先，一时海内碑帖同行几无人可与之匹敌。
至30年代之前，以经营《曹全碑》拓本为生的重要人物还有清末以来在西安碑林府学巷开设文古堂碑帖店的吕镜堂（合阳人，？～1928年）父子。及1928年吕镜堂至华县高塘塬收税为暴动农民误杀后，合阳籍曹子钦、行知省（1902～1976）等人遂联袂蹈步，仆仆奔走于合阳、西安之间。在碑林、南院等闹市帖肆，也常常可见及此二人的踪影。比较而言，以于右任所鼎力赞助、由行知省创办的“二五印刷馆”似更为活跃一点。
为求取利润，维持生计，明季以降合阳一地的商人、官吏以及地方绅士，均费尽心机来控制、争夺拓印大权，稍有不慎，即招来祸端。
乾隆时期，碑帖商人车永昭为多获拓本，曾游说陕西巡抚毕沅疏通合阳知县，独掌椎拓。至于文古堂经理吕镜堂，因性格耿直不愿向主管人员送礼，遂致三十年老店无力获得看家商品，不得不忍痛歇业。抗战以后，行知省有幸获得拓印权力，但为了维持生计，竟至于与乡党、同行翻脸失和。西安敏古堂经理赵敏生极言：“四十年代时每至合阳椎拓曹全碑，不是要给主管人送礼，就是要与行知省周旋。”为了他在1942年的一次拓印，行知省竟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不与他交往联系，以致后来他必须要拿出碑林全套五十种拓本作为交换，行才勉强同意让他再拓一次。
（三）不竭的维护
上一章节说过，明万历初年（1573后），湮没1300余年的《曹全碑》因村人“掊土得之”，重现于合阳故城莘里村。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云：“碑移至城内时，不慎下角碰损，‘因’字右下半遂缺损。明末时大风折树压碑……”1996年出版的《合阳县志》第二十编《艺文》辑录鲁彦《关中琐记·合阳——古有莘氏之国》又称：“（曹全碑）搬动时受伤，断裂为二，拼合之后，有十余字损缺。”由此可知，《曹全碑》在出土后不久即移入今合阳县城内，至受损、断裂诸事，盖皆与这次迁徙有关。
关于《曹全碑》移入今合阳县城后之状况，袁维春《秦汉碑述》称竖立在“合阳县孔庙东角门内，西向”。民国时期曾长期担任陕西教育厅担任督学的刘安国曾在1939年前后至合阳调查。据刘回忆：“《曹全碑》明末移入县城内文庙后，一直竖立在大殿前东南侧，露立风雨之中，憾无遮拦。曾嘱该县县长全力维护，明知无济于事，尽心而已。”
刘安国在回忆中没有提及1939年前各级部门尽力维护之事。翻阅陕西省档案馆旧藏民国档案，可知从辛亥定鼎至抗战军兴，有关《曹全碑》维护之事至少有三次。
一是民国6年（1917）腾冲李根源（1879～1965）任陕西省长时曾发布《饬九十县搜罗古代金石送图书馆保存令》。根据这一命令，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曾专门饬令合阳县县长护送《曹全碑》至西安碑林保存（时碑林由陕西省图书馆管辖）。后因“府院相争”、督军团作乱，李因反对签署陕西督军陈树藩附逆（段祺瑞）抗黎（元洪）通电，竟被拘于西安土地庙街寓所达5月之久，事遂寝。李根源《景邃堂题跋·曹全碑》故记：“（曹全）碑在合阳县孔庙，有阴，阴字被碑文略小。民国六年余长陕时拟移之长安碑林，已行文合阳领矣，而督军团乱起未毕果。”
二是民国17年（1928）宋哲元担任陕西省主席期间，曾根据冯玉祥“马电”（11月21日）训令，通令全省各县从速报解著名碑石入藏西安新城小碑林。此与柯昌泗《语石异同评》“戊辰岁，乐陵宋明轩上将（哲元）主陕西省，檄下属县取著名石刻，暨新出者若干种，于省中辟小碑林以藏之”所论基本吻合。在此环境下，合阳、白水、澄城、蒲城、兴平等关中大县因各有名碑，故首当其冲，列为重点。于是旬日之间，函电频传，催促急迫，势如星火。惟以各地绅士率多以乡梓利益出发，藉口原地保护而反对迁徙，实际应命者只有西安附郭及省城以西的部分区县，而省城以东的著名碑石如《曹全碑》、《广武将军碑》（《立界山石祠碑》）、《邓太尉祠碑》、《晖福寺碑》等，仍一概滞留原地，无一进省。
三是抗战军兴，日机肆虐，省垣西安屡遭空袭，合阳一地一次竟遭六架敌机轮番轰炸，死伤民众多达57人。在此关键时刻，陕西省政府暨教育厅等有关单位为保护文物，曾严令各县采取措施。合阳县政府受命后，遂比照西安碑林以土坯和泥封护石碑之法，责成本县北护难村拓工行知省（质生）等人在文庙内就地壅土筑窑，围护《曹全碑》。行知省受命后，自筹资金雇工建筑，每遇警报首先想到的便是《曹全碑》的处境与安危。为保守秘密，严防汉奸破坏，行知省还与同人放出风声，伪言《曹全碑》已奉调入省。从1939年到1944年，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曹全碑》能一次次地躲过敌机的狂轰滥炸，安然无恙，行知省之功可谓大矣。
据赵敏生回忆，行知省在抗战之中为防止意外，经常于围护《曹全碑》的土窑栅栏门上悬挂大锁，严禁外人参观游览。只是当政令速来，需要紧急椎拓之时，才由他一人蜗伏于内，艰难操作。
可以看出，在三次维护《曹全碑》的活动中，以行知省出资护碑的朴实作风最为感人。难怪陕西著名书法家党晴梵以及合阳名流行至刚等人曾为其像题写赞语，称其：“超迈寻常，满腹经济。斐然成章，周历有数”。“惠友辅仁，古道热肠。性寿金石，雅好收藏。嵬仿古碑，拓印静详。发扬文化，邦家之光。为人谵泊，气宇轩昂。”除此以外，李心文还在《合阳碑帖业简史》一文中记述：“解放战争期间，行知省以《曹全碑》拓片作礼品，从中周旋，将被国民党军队拉壮丁的行德科等4名群众营救出来。”另据合阳村老回忆，行知省将《曹全碑》拓片作为斡旋礼物送于权贵要人后，当地百姓曾在《曹全碑》前烧香叩头，乞求古碑显灵保佑行德科等4人一路平安。拳拳之心，天地可鉴。行德科等4人最后得以平安归来，固然在于种种因素，但合阳村民却将此等功绩一概归结于《曹全碑》。其美好愿望，无疑令人拍手叫绝。时至今日，有关《曹全碑》曾以沧桑躯体施惠于民的美丽传说，仍然在当地农村广为流传。
关于《曹全碑》移藏西安的时间，李惠主编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宣称：“1956年合阳县人民委员会交存西安碑林。”实查碑林旧有档案资料，知是碑之迁徙工作主要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碑林博物馆负责进行，合阳县人民委员会只不过是参与、协助而已。至内中详细情况，我们尽可通过当年迁徙工作时中所遗留下来的几张珍贵旧照来窥其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