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这通碑撞击了漫漫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历史，这通碑也萦绕困惑了无数名流骚客翘楚期盼的拳拳心扉。它神秘地走来，又神秘地消失，滞重深厚的历史积淀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士、学者；辗转迁徙、扑朔迷离的传奇式流变经历更使它的斑驳躯体蒙上了层层迷梦一般的幽幽色彩……
在西安碑林第三室东侧中排，立置着一通凿于前秦建元四年（368）的圭形石碑。此碑碑身矮小，碑文漫漶，加之导游者大多不谙碑之内蕴、经历，常常匆匆迂回，故很少引起参观者的好奇与注视。
按此碑碑阳第一行文有“广武将军口产”一节。查“口产”其人，清代学者张澍（介侯）之《养素斋文集》曾将其断为“弓产”，遂称其碑为“弓产碑”，但因“年代不合，嫌于附会”，故应者甚少。康有为在指责《关中金石志》将此碑碑主定为“广武将军”，实“则非也”的同时，却认为其系“广武将军曾孙产耳”，力主“拟名此碑曰秦建元四年产碑”，仍因考证欠佳而未为学界赞同。实际自王昶《金石萃编》开始至今，各家曾长期依据碑阳首行“广武将军口产”诸文，一致将其讹称作“广武将军口产碑”或“广武将军碑”。然“广武将军”职衔是指“口产”其人？抑或是指碑主的祖父某氏？目前尚难贸然确定。独《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依据碑正面额题“立界山石祠”五字，慧眼识珠，将其称作《立界山石祠碑》，虽仅仅只获马长寿等学者赞同，但却属正确之举，应予倡导。
有鉴于此，本文即以《立界山石祠碑》为名展开叙述，并祈盼学界能从此正本溯源，还历史之真面目。
在中国历史上，前秦建国不及50年，国祚短暂。加之战乱频仍，民生凄苦，因此存世金石极少，目前所知仅有两通碑石。一为《立界山石祠碑》，另一则为现存碑林第三室内、凿于建元二年（366）之《邓太尉祠碑》。前者系砂石质，高174厘米，宽73厘米。四面刻文，皆隶书。正面计17行，刻字大部已泐。背面18行，行32字。字外有方形界格。正、背及左右两侧面镌刻参与划界者官职、姓名。碑记建元四年（368）十月一日，渭北镇将某氏会同“口口司马即默钦”、“广武司马杜益臣”、“建口将军杨口”、“建武将军王柴”、“鹰扬将军口口”、“冯翊护军苟辅”等躬临边界，“参分所部”，建立“立界山石祠”并立碑记事等事。总计以“部大”、“酋大”等名位为衔之少数部族姓氏16个，涉及76人，尤以西羌族属之夫蒙氏，氐族之杨、樊、韩氏，屠各之董、张氏以及源于龟兹国王姓氏之白氏（或帛氏）等部族姓氏为最。
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至晚自明代以降，此碑错杂神秘的历史信息以及沉雄苍劲、疏朗奇诡的书艺风格就曾引起金石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学等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认为，该碑涉及前秦时期渭北一带疆域的划分、职官的设置、部族的分布、民族的融合等一系列饶有趣味的历史命题，至为罕见，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于右任在民国9年（1921）有幸得到此碑新出一纸拓本，竟夜不能成眠，曾作《广武将军复出歌》长诗一首以抒其志。此后他又将其与北魏姚伯多造像碑、北周慕容恩碑并称，誉为北朝时期的“三绝”之碑。1910年铜梁王（孝禹）补全所藏《立界山石祠碑》拓本，感慨题跋。称：“此碑正面藏之三十余年矣。顷由京师海王村友人以书为余购致旧拓碑阴一纸，展而读之，不禁喜欲狂也。数十年积想今一旦获偿，幸何知之！”民国初年康有为偶从张钫（伯英）处获得一纸拓本，喜不自胜，慨谓“伯英以赠我如此重宝，不敢受也，后世当共保护之”。且于1923年11月援笔为陕西学者张扶万所藏此碑新出拓本题跋。赞曰：“北碑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其“故字多隶体，实开灵庙碑之先，渊茂且过之。应与好大王碑并驱争先”。而“碑阴字似流沙坠简，古逸至矣”。进而惊叹“此碑在陕亦为关中楷隶冠”。
诚恳地说，名流学者关于此碑历史与艺术价值的评价、赞叹固然重要，但对于历史学界以及众多的读者来说，更为重要者，恐怕应是隐藏在这通石碑之后抹不去的飘渺云烟以及无数纷乱迷离的动人故事……
“此情可待成记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漫步碑林，徘徊于这通剥蚀漫漶的历史丰碑周围的时候，相信每一位知情者心中常常会油然升起凝重迷茫的思绪以及幽怨神奇的感叹与遐想。我们期望，当风雨过后、尘埃落定的时候，那些跌宕坎坷、纷乱迷离的一幕幕历史场景，将会随着历史岁月的逐渐推移以及新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而变得愈来愈清晰、完整，愈来愈充实、感人……
（一）消隐带来的迷茫
近代学者党晴梵《华云杂记》一书认为，现存最早之《立界山石祠碑》拓本，应为陕西眉县王仙洲（步瀛）所藏、后归西安翰墨堂段氏之明代拓本。由此可知，至晚从明代开始，《立界山石祠碑》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因当时学者未记拓碑年月，而拓碑工匠又素来不记碑之出处，由是盘根错节，埋下隐患。
从《立界山石祠碑》拓本流传历史来看，大致自明末清初开始，该碑拓本即已经稀见于世。及毕沅著录《关中金石记》之时，竟依据旧藏拓本冒昧考证，臆断此碑的原在位置应在陕西宜君县。与此同时，毕沅还不知根据何种资料，再谓此碑当在乾隆初遗失。
有趣的是，毕沅的这一高论，曾被清代另一金石学者王昶所迎合附会、阐微发挥。在《金石萃编》一书中，王昶似乎坚定不移地认为，已佚之《立界山石祠碑》原本就在陕西宜君县。
毕沅、王昶之后，杨守敬（星吾）又依据金石学者杨龙石所藏拓本，进一步挥发毕沅之说，复称此碑遗失当在乾（隆）、嘉（庆）之间。
承杨守敬高论余晖，近代金石学大家顾燮光（鼎梅）既而经过精心考证，认为此碑拓本在清嘉庆末年即已经难以求得。
众所周知，毕、王、杨、顾等人都是中国金石学史上的著名领袖人物。他们的发论，流传颇广，影响亦大，不啻九鼎之力！“一时靡然信之，不以为非”。
尽管毕、王、杨、顾等人一味认为《立界山石祠碑》在乾隆初年就已遗失。但鉴于《立界山石祠碑》的重要历史价值以及突然消失所带来的空寂与遗憾，后来的一些文人学者却并未被毕、王等人的高论所迷惑。他们痴心未泯，根据《关中金石记》以及《金石萃编》等金石著述所提供的点滴线索，开始了艰苦执着的寻访与考察。
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著名金石学者吴大（字清卿，号斋）受命署理陕甘学政。他利用学政衙署设在陕西三原的便利时机，大力进行各类金石古物的搜寻征集，《立界山石祠碑》当在其重要寻访范围之内。遗憾的是，吴大的这次寻访活动虽费尽心思，但最终却不免劳而无功，怅然罢手。其中内蕴，余杭褚氏理堂所题跋语称道：“《广武将军口产碑》，石久亡失，所见皆百年前旧物。同治中吴斋督学陕甘，曾至宜君学宫亲访之，据士人云咸丰中已为人烧作石灰。”或谓“碑在陕西宜君县署科房，某年已毁于火”。无独有偶，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二十四日的《斋尺牍》更如是阐释：“兄雇一拓工，日给青铜三百，令赴各属搜拓宋元石刻，时有六朝造像。”惟“在秦访拓古刻，所获甚富。”然“昨拓工自宜君回，广武将军碑（立界山石祠碑）竟未访获，为之怅然”。
余杭褚氏曾谓吴大亲至宜君学宫亲访石碑内幕，《斋尺牍》亦只言吴大命令工匠访求拓本之事。至于所谓碑在“咸丰中为人烧作石灰”或“碑在陕西宜君县署科房，某年已毁于火”等种种原委，却皆为文人学者碍于吴大在金石学界的巍巍声威所违心发出的种种搪塞之词。有鉴于此，近代学者顾燮光的《梦碧移石言》遂合并叙述，称：“碑在陕西宜君县，毕秋帆（沅）《关中金石志》始著录，同治中吴斋视学陕甘，曾至宜君学宫亲访不得，又遣拓工遍赴各乡搜讨，父老无知之者。”
不管金石同道如何好言劝慰，访碑未果的困惑与惆怅毕竟使吴大原本亢奋的心绪变得十分焦躁与烦闷！他先是对访碑拓工频发怨言，接着又将责任与恼火一盖推卸于金石旧志与其他缘由。
在写给某友人的一纸信札中，吴大不无尖刻地指斥：“金石旧志往往不载小地名，（致碑）久则无人顾问，或遂委弃榛莽间。”
以吴大（斋）的优越地位与经济实力，使足全力，却无功而返。这使得希望获取《立界山石祠碑》的众多金石学者不禁心灰意冷，黯然伤神，纷纷言是碑从此将不复获得。顾燮光《梦碧移石言》卷一引《稷山论书绝句》抱憾：“广武将军号大酋，细筋宕逸气雄遒。善移部位迷方物，衣钵千年锐道州。”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甚至援笔结论，称：“吴斋尚书视学关中，据著录访拓苻秦广武将军碑于宜君，穷搜不得。世遂喧传此碑已佚。”吴大之后，另一个矢志寻访《立界山石祠碑》下落者是民国元老、著名诗人、书法巨匠于右任。
1918年，关中战乱频繁，民不聊生。陕西靖国军将领为求取统一，遂协商谋划，公推寓居上海的于右任出任靖国军总司令。于以陕西革命事业为念，慨然允诺。乃辞别上海，途经山西，渡黄入陕。间道经宜川、洛川、延川、延安、宜君等地直趋靖国军总部所在三原县城。期间他逗留宜君，曾利用军务间隙，在县城附廓山野遍访耆老故吏，搜求探索已经湮没的《立界山石祠碑》。至内中情形，于在后来不久写就的《广武将军复出歌》长诗中曾有详细记述。
诗云：“宇内苻秦碑，邓艾与广武。邓碑在蒲城，宛如新出土。广武将军不复见，著录谓在宜君县。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超二爨。僧毁化度鬼犹哭，雷轰荐福神应暮。七年跃马出山城，披荆斩棘搜求遍。老吏痛沉久无踪，前朝鄙邑有悬案。斋学使驻征轺，雷霆万钧征邦宪。小民足茧山谷中，顽石无言留后患。又言上郡石理粗，日销月烁或漫漶。不然父老畏差徭，或埋或弃或掊断。自从改革兴兵戎，如毛群盗满关中。天荒地老文物尽，存者难保搜无功。我闻吏语增悲哽，仗剑归来结习屏。”
不难看出，于右任此诗意境苍凉，语词铿锵，读后令人不禁感慨万千。近年出版的台湾《畅流》杂志所刊张目寒《于公广武将军碑诗》一文因此为之赞叹：“诗中老吏一段，真蔼然仁者之言！金石家对于残碑断碣之搜求，竟关系于民生疾苦如此，贤士大夫不可知也。”
令于右任所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郁郁哀叹《立界山石祠碑》搜求无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竟使得漫漫200余年困扰金石学界的一桩历史悬案从此云开雾散，真相大白！
（二）谁是“重现”的发现者
1920年7月，于右任为弥合靖国军内部的分裂倾向而巡视高陵防地。某夜军中置酒为于接风，将佐围绕于之爱好纷纷语及金石。在融融的气氛中，适逢第三路参谋兼总部参谋李春堂（名福阴，字余僧，陕西三原鲁桥人）赴白水联络靖国军第五路高峰五归来。李闻将佐涉及金石，因欣然出示《立界山石祠碑》拓本一纸呈送于右任，并言此碑新出澄城境内，实鼎革以来关中学界未有之盛事也。于蓦然见拓本一侧“部大、酋大”诸题名，惊而辨识，确认其为湮没已久的《广武将军碑》再现，不禁狂喜！
是夜于将李春堂所赠拓本张贴于壁，徘徊凝视，终夜彷徨，遂有《广武将军复出歌》长诗以赠李春堂之事。至于诗中所记，除缕述民国7年（1918）他自己跃马宜君山城，遍访古碑而未得结果的经过与怅恨之外，对稀世珍宝的湮没、重现以及靖国军内部的分裂现状与自己当时进退两难的艰难处境等复杂问题寄托了无限的情思。
诗文称：“李君忽出碑一通，部大酋大字完整。惊询名物何出来？为言新出澄城境。出土复湮百余年，金石学者望为穿。昔人误记后人觅，掘遍宜君郭外田。我与李君离别久，持赠真如获琼酒。中夜绕屋起彷徨，疑似之际频搔手，世事新潮复旧潮，知君身世恨难消。何堪回首添新泪，不尽伤心唱大招。凄其朋友余僧于，寂寞家山是鲁桥。吾闻至人在天下，入水不濡火不化。亦犹至宝藏山阿，千年出土光腾射。偶作无益遣有涯，休耗余力矜插架。松谈阁子吊郭髯，敦物山人思赵大。士礼居中宋一廛，拜经楼上元十驾。陶斋斋新散遣，天一结一近论价。烟云过眼有何常，出入半生我乃罢。老见异物眼复明，现身说法君休呀。歌成为君更放歌，关中金石近如何？石马失群超海去，宝鼎出现为君讹。慕容文重庾开府，道家像贵姚伯多。增以广武真三绝，夫蒙族人文化堪研磨。戎幕风凄日色黄，西北秋老剑生霜。年荒时难人憔悴，岂徒掩卷悲流亡。珍藏苦笑楼中物，一一挑担换米粮。”
于右任诗成之后，曾分赠靖国军同人及亲朋好友共享。于是《立界山石祠碑》重现于世的消息很快传遍渭北，洋溢人间。柯昌泗就此直追旧说“石毁于火”或“烧作石灰”等种种误传，指斥：“陕碑旧传已佚者，多非石毁，访拓之功未至，遂以为逸，前言之广武将军碑是也。”宋伯鲁在1929年5月为天水刘绍穆所藏的一纸《立界山石祠碑》拓本题跋中诙谐戏谑：“右苻秦广武将军碑石，在冯翊白水县，今犹屹立也。自毕沅关中金石记误为宜君，其后诸君因之。故吴斋求之不得，则以为毁于火，杨惺吾则谓石亡于乾嘉年。近年顾祟癯（鼎梅）氏著石言，亦谓石旧在宜君署科房，后毁于火。先相承无异词，宜其视若球图而各挟以夸耀于世也。由此观之，益叹世间宝物近在目前而失之交臂者，曷可胜数！抑物之显晦固亦有数存乎其间耶，试以质之金石家。”
在金石学界争先传诵于右任长诗以及《立界山石祠碑》重现于世消息的欣喜中，靖国军第五路司令高峻（峰五）曾复向于赠送《立界山石祠碑》新出拓本，并云此碑实出于白水县彭衙村，今则在澄城县史官村之“仓圣庙”。于忽闻高峰五所言，对是碑坎坷复杂的出土地点更感兴趣，稽古考证也更为投入。期间他除将原诗“为言新出澄城境”一句改为“为言新出白水境”外，又相继赋写《纪广武将军碑》、《为孙少元题颜书争座位帖后》两诗，畅抒其怀。
前诗极谓：“广武碑何处？彭衙认藓痕。地当仓圣庙，石在史官村。部大官难考，夫蒙城尚存。军中偏有暇，稽古到黄昏。”
后诗又云：“彭衙广武湮仍显，正始石经整复残。一物偶然成聚散，达人何事杂悲欢？身如启泰怀桑海，书到平原见肺肝。为约滇南老名士，神州再造共渔竿。”
先是于右任将《广武将军复出歌》长诗寄予靖国军第五路高峰五司令等人，曾为高部第一支队司令赵子健（名树勋，绰号“赵老九”。白水县纵目镇人。1889年生，1949年卒）所知。赵此时驻军澄城，系《立界山石祠碑》重现内幕的重要知情人，故而对于诗“为言新出澄城境”一句颇有微词，因将此事告知在其家教私塾的另一位重要知情人雷芾丞（又名文棠，字召卿。1872年生，1943年卒）。
雷芾丞家在澄城县迪家河村，本系前清廪膳生员，后又学于三原宏道书院，与赵子健系表兄弟关系，与于右任等人系前、后同学。其通晓经史子集、金石考古，在澄（城）、白（水）、韩（城）、合（阳）一带颇负盛名。及阅于诗，颇为恼怒。遂在民国13年（1924）写信告知寓居上海的于右任，声明此碑最早为他所鉴定发现。并指责李春堂沽名钓誉，絮絮谓李春堂所持拓本系他自己建议赵子健请工匠所拓，然后由驻军澄城的赵子健交付高峰五，再由高峰五转交李春堂，因此才有所谓“澄城”发现古碑之误传。
于右任收到雷芾丞信函，惊愕不已！他在困惑之中搔首徘徊，百思不得其解。因李春堂已于民国11年（1922）春为人暗杀于三原城外，无从查对！而雷芾丞信中言辞又颇为真切，毋庸置疑，致其顿生内疚之心。为使故友发现古碑之功不致湮没，于因回函雷芾丞表示道歉并顺作七绝二章纪事。
于诗序云：“初访得广武将军碑者，为雷君召卿。余作歌以赠李君春堂，因其最先持以赠余也。十一年春，春堂殉国。十三年，召卿由澄县来函海上，述始末，因为诗赠之。”诗云：“金石遗闻自足珍，彭衙名物重苻秦。回思旧事增惆怅，错咏披荆斩棘人。李春堂死冤难定，广武碑移感更多。夜半摩挲忽下泪，关门风雨近如何？”
接到于右任的回信以及赠诗，雷芾丞感到十分高兴。他立即写信告诉赵子健等人，慨谓自己发函上海澄清事情真相之经过，又将于诗原件精心装裱，高悬壁间，大宴宾客以示庆祝。
雷芾丞致函于右任以及于右任回函雷芾丞的消息传开后，关中各县视为趣闻。惟陕西靖国军第一路秘书长党晴梵不以为然，曾撰写《苻秦广武将军碑之发现》一文对雷进行驳斥与嘲弄。
党晴梵一文称：“民国七年，李春堂以新出拓本赠于右任先生，于遂疑为李所发现。后有雷召卿者致书于于，谓彼发现，实皆非也。此区区发现古碑之微名，尚欲争之，益何可笑！”并云：“光绪初（同治年之误）初，吴清卿（大）督学关中，访求广武碑于宜君郊外，殊无丝毫踪迹，后遂无问津者。民国七年，西安帖贾谢秀峰赴澄城，欲拓晖福寺碑。时澄城驻军营长赵子建以保全古迹为名，不让毡腊椎拓。赵白水人，家近史官村，适返，谢往求之，仍不得，终日无聊，因至史官村瞻礼仓圣庙。至庙，则所谓佚亡之广武将军碑之者，赫然在也。乃背人偷拓数十份，归西安，染成旧纸色，携之北平，先出一、二份，皆获价千金。后渐出渐多，然犹需值二十金。谢得善价，饱载而归，于是广武将军碑复出之声，洋溢人间矣。此碑石理犄而易碎，不宜常事椎拓。拓多，则更剥落。民国十年（1921）以前拓本，较前多七字，是则收藏家，不可不知者。”
党晴梵《苻秦广武将军碑之发现》一文后收入《华云杂记》一书，出版于1936年4月。但因不久即发生西安事变，抗战局势急转直下，而雷芾丞时正寓居澄城乡下老家，函电不通，故尚未闻党晴梵有撰文发难之事。但70年后（1993）笔者为此采访雷芾丞之子、年逾80的退休教师雷庆萱，却听到了与党晴梵发论截然相左的意见。
雷庆萱讲，其父雷芾丞发现古碑在早，而谢秀峰之所谓发现则稍晚，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不应混淆。为纠正视听，雷庆萱还一再声称，假的就是假的，讹传就是讹传。欲了解事实真相，可调查现在仍然健在的赵子健族弟赵建民（1913年生）以及纵目镇、南彭衙村等相关地点知情老人并参考其父1920年写就的《歌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并序》与赵子健之子赵辰君的回忆资料。
根据雷庆萱提供的线索，我们采访了家在纵目镇的赵建民以及南彭衙村村民张发定（1911年生）等人。据张、赵言，最早发现古碑者确是雷芾丞，时间应在1920年4月。发现的起因是南彭衙村西门外古寒崇寺修复时打围墙掘土，同出土者尚有宋、金时期石刻十八罗汉等物。
与张、赵二人的回忆相呼应，赵辰君的回忆更为具体，其言古碑发现后有人曾想用它打土坯，被赵树勋阻止。为弄清古碑之价值，赵树勋曾请家中私塾老秀才雷召卿鉴定，认为确系湮没许久的《广武将军碑》。
赵辰君的回忆，赵建民认为稍有出入，亦即古碑发现后四乡暄传，为赵树勋家私塾先生雷召卿知悉，雷便携同事王浩天（后任赵树勋部文书）、魏俊天一起去看。时王、魏二人均不识此碑内容，独雷召卿鉴定出该碑系久已遗失的稀世珍宝——《广武将军碑》，于是急忙寻觅工匠来南彭衙村拓碑，并将拓本送呈在澄城驻军的赵树勋。
不管《立界山石祠碑》是雷召卿自己获知消息去鉴定发现的？还是赵树勋通知雷召卿去鉴定方始发现的？根据以上诸种资料，我们将雷召卿确定为最早鉴定出《立界山石祠碑》年代与性质的重要人物，却不致会有明显错误。翻阅雷召卿1920年旧历除夕写就的《歌广武将军碑复出土并序》，以上的推断更趋明晰。
雷召卿诗序称：“除夕守岁，风雪萧瑟，寒气侵人。炉边独坐，无聊中因思广武将军碑出现之奇，并忆去岁拓晖福碑而见窘，不觉哑然失笑。遂作俚歌以志之。”
诗曰：“名物须流传，终无湮没理。出现何奇特，宛如鬼神使。广武将军在彭衙，著录宜君传失误。胡尔砖塔能经墨客携（初在长安北塔寺中），小子遭贩初出土（出土初为阎某购得，旋以五百金售去。本汉残石，因首有‘小子’二字，姑志之）。此碑规模颇壮宏，非关转售与私徙。缘何出现复湮没，望眼为穿足为胝。……今岁忽闻人喧扬，彼有古碑发莹光（去岁系夏正三月，今年在四月，相隔止一年）。好奇情殷忘前惩，复携友人履羊肠（携往者为王、魏二君）。他皆庸庸等自桧，古物岿然峙其旁。剥落虽多堪辨认，字画秀整别阴阳。再将纪元细摹识，好从故纸索其详。归来即断苻秦物，丙辰疑似费猜量（《通鉴》晋穆帝开平元年篡立，辰值丁巳，终其身并无丙辰）。愧我未谙金石学，不敢臆断说荒唐。第觅拓工急拓摹，分赠友人云如何？流传忽邀右公鉴，喜笑不禁发狂歌。云从七年苦搜求，无意相遇一刹那。复说碑出澄城境，得无再误将传讹。晖福声价增南海，于公题广武诗句多。丙辰蓄疑犹待释，安得手卷插架任搜罗。碑如有灵应笑我，多事劳劳平生过。”
为进一步探求事情的真相，笔者在1993年对南彭衙村西门外路北的“寒崇寺”遗址进行了勘察。据该村退休教师张玉杰（1925年生）等人回忆，“寒崇寺”大约创建于南北朝时期，起初规模很大，后逐渐衰落。但直至民国初年自南向北尚依次有大门、左右门房、钟鼓楼、前殿、后殿、宝塔等建筑。可惜以上建筑在1949年后竟被某地方官员当作“四旧”之物相继拆除。此种愚昧的举动引起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强烈愤慨，曾致书要求有关部门追究责任并建议对主要当事人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又据村民张发定回忆，《立界山石祠碑》发现于“寒崇寺”前殿东侧，出土时正面向上，字迹漫漶，而背面及左右侧面却相对完好。笔者认真观察“寒崇寺”一带的地理环境，见其西北、东北、西南三面皆有极深沟壑，只南侧有小路一条可直通南彭衙村西门以及西边沟壑对面的纵目镇。
当我们由纵目镇东行翻越沟壑来到“寒崇寺”时，南彭衙村西城门洞上部所嵌清“古彭衙”三字砖雕匾额尚依稀可见。驻足徘徊，我们仿佛隐约听到1000多年前各色“部大”、“酋大”“侵晨挽弓马，旦暮入佛堂。轻裘与羊炙，夜夜歌欲狂”的嘈杂喧嚣之声；也仿佛看到诗圣杜甫在《彭衙行》一诗中所着意描绘的“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的苍凉画面！
汉魏以来，立祠祭祀之风弥漫中土。将相关地区的镇、王、守、令与主要官佐会聚一处，巧妙依托自然沟壑与河流走向划分各自疆域，然后郑重刻碑记事，题名曰“立界山石祠”，由是便成为《立界山石祠碑》被有关官员合议雕凿、隆重竖立的真实历史原委。回味“寒崇寺”独处于三条沟壑交汇要地的微妙设计理念，推想《立界山石祠碑》当年正应竖立于三条沟壑交汇要地的最显著之处。除古朴拙稚的《立界山石祠碑》外，周围还应有祠庙一类的附属建筑，以供汉族、匈奴、鲜卑、氐、羌等部族民众顶礼膜拜并共同认定为各方疆域领地区划藩篱的无言证人。
惟其如此，至前秦以后，随着关中地区佛道教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南彭衙村一带民众便有可能以立界山石祠为基础，连带扩建以供奉佛祖诸神为主的寺院。凡此种种，应是《立界山石祠碑》一直滞留于“寒崇寺”内的主要原因。
至于《立界山石祠碑》在明代以后突然湮没之原委，或与嘉靖年间（1522～1566）的陕西大地震以及稍后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寒崇寺”建筑毁坏缘故有关。
诚如上述。最早发现《立界山石祠碑》者既然就是澄城秀才雷召卿，那么，出土于南彭衙村的《立界山石祠碑》怎么又会与几十里开外的仓颉庙联系在一起？而著名学者党晴梵又是根据什么资料来撰写《苻秦广武将军碑之发现》一文的？至于党晴梵著文宣称西安帖贾谢秀峰曾于仓颉庙内发现《立界山石祠碑》的种种记载，究竟是否又是事实？
据赵辰君回忆，《立界山石祠碑》发现后，赵树勋认为此碑属稀世珍宝，堪与民国8年（1919）他派兵移运的《晖福寺碑》媲美。但因寒崇寺破旧衰败，将《立界山石祠碑》置放此地难免为有力者觊觎窥视，而他驻军澄城，又急需此碑拓本售价来增加军饷，因此便有派兵移碑至史官村仓颉庙就近拓印、保护之事。
赵树勋将《立界山石祠碑》移至仓颉庙后，遣拓工大肆椎拓，分赠各友人并四处进行拓本销售。为控制拓碑专利，赵在大肆椎拓后，又将碑移至仓颉庙影壁内并用草拌泥涂抹，以掩踪迹。至内中奥妙，顾燮光在他的《梦碧移石言》一书中曾不无忧虑地记道：“碑旋为渭北靖国军赵某所据，禁人毡拓，市间拓本又复珍贵如此。”
在赵树勋肆意把持《立界山石祠碑》椎拓、销售权利之时，肇自去年他强行拓印、迁徙澄县《晖福寺碑》以牟取暴利的耸人传言正风靡关中，方兴未艾。该年秋月，西安书院门溯古斋碑帖铺经理谢秀峰（谢鱼儿）为谋取利益，不惜辗转数百里赶赴澄城恳求赵树勋提供方便，但志得意满的赵树勋却借口保护古迹而绝口不准谢染指椎拓。谢在无奈与无聊之际，曾怅然至仓颉庙瞻礼消磨，故有无意发现《立界山石祠碑》之事。
关于谢秀峰在仓颉庙内发现《立界山石祠碑》的详细情形，民国时期曾在西安府学巷开设敏古堂碑帖铺且与谢秀峰交往颇深的赵敏生回忆，谢秀峰提着名酒、点心赴白水纵目镇求见赵子健，请其允准自己椎拓《晖福寺碑》。当时赵子健坐在厅堂椅上，十分傲慢地说：“晖福寺碑是澄县的，就应该由澄县人来专门拓印，外人不得插手！如果是人是狗都来随便骚扰，还不把澄县人活活饿死！”谢秀峰碰了钉子，心绪烦闷，只得赶回澄县驻地。走到仓颉庙歇息之时，忽闻当地农民抽烟弹烟灰时曾无意发现用泥涂抹的古碑一事，便寻迹而至，知《立界山石祠碑》重现于世，因大喜过望，便出钱取石，昼夜赶拓，获珍贵拓本几近50余份。
为提高这些拓本的价值，谢秀峰回到西安后，曾在碑帖行中四处宣扬他自己亲自发现《立界山石祠碑》之经过，引起同行的艳羡与嫉妒。民国16年（1927）三月七日即旧历二月初四日的毛昌杰《君子馆日记》故记：“见帖贾范姓来付广武碑。又洋五角兑换霍扬碑一张。广武碑据范君言系述（溯）古斋谢君（秀峰）无意中访得之……”
就党晴梵来说，他素精通金石考古，嗜好乡邦文献，又与西安碑帖大贾翰墨堂交情不薄，因此从翰墨堂等处获得谢秀峰发现《立界山石祠碑》趣闻是极有可能的，故而也就可能成为他后来撰写《苻秦广武将军碑之发现》一文的主要背景资料。但遗憾的是，党晴梵当时尚无缘获知《立界山石祠碑》曾在寒崇寺发现的消息。
谢秀峰数次“偷拓”为仓颉庙主事发觉，主事乃派人告知赵子健。赵派兵搜捕谢秀峰，谢惧，不敢再往仓颉庙。而赵子健深恐类似之事再行发生，遂派兵将碑移往纵目镇自己开办的小学校内保存，此赵辰君回忆“后发现有人有盗碑之嫌，家父（赵子健）乃派人将碑由仓颉庙运回纵目镇”原委之所在。
疑惑的是，党晴梵在撰写《苻秦广武将军碑之发现》一文时，因事过境迁，材料分散，竟将民国7年（1918）于右任在宜君城外“搜碑”一事与李春堂民国9年（1920）持碑帖赠于以及谢秀峰在仓颉庙内拓碑诸事交错混淆。无独有偶，后王壮弘在撰写《增补校碑随笔》一书时又别出心裁，误记“广武将军碑孙口产碑”“原在陕西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乾隆初佚，民国九年雷召卿访得”。进而注解中又误称该碑是在“拆除仓颉庙前影壁发现”的。
党、王等人的误记及1972年以前《立界山石祠碑》曾长期滞留纵目镇小学的事实，模糊了后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马长寿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中虽然坚持1920年雷召卿于白水县访得古碑已成定论，但他却否认顾鼎梅《梦碧石言》所谓是碑曾在史官村仓颉庙的说法不是事实。至于他最后考订认移为碑实在白水县东北三十里之纵目镇，但实际上这已经是1972年以前是碑几经迁徙、最后立足之场所了。
如此云缠雾绕、扑朔迷离的流变现状，长期工作于西安碑林的著名学者李域铮未能近窥其奥妙。在《西安碑林书法艺术》一书中，李曾不无困惑地实施折中。前文称碑“原在白水县史官村仓颉庙”，后文则改称碑在“白水县仲穆（纵目）镇”。而笔者本人1992年8月于《中国文物报》所发表的《扑朔迷离的广武碑址》一文也因错误依据翁维谦先生所提供的资料，故将谢秀峰民国9年（1920）于史官村仓颉庙发现《立界山石祠碑》一事误记为民国7年（1918）在南彭衙村外寒崇寺所发现。此举导致后来张安兴在1993年发表的《于右任先生与广武将军碑》延续此说，造成讹误。但张文在与笔者论点实施商榷的同时，却转而对笔者所提出的关于1972年以前《立界山石祠碑》曾有南彭衙村、仓颉庙、纵目镇三个流徙地点的说法进行质疑，并进而将纵目镇与南彭衙村两个行政区划混为一谈，认为两地“并非两个地方”。对于此种模糊论断，则使笔者不敢为之随意苟同。
（三）拓本、拓工、翻刻、售价及移藏西安诸事
关于《立界山石祠碑》的拓本流传概况，我们可大致分为1920年前、后两个时段。至于该碑拓本内涵，则基本分为明拓、乾隆拓、民国拓三种。
1920年以前拓本，很少见及碑石四面及顶部五面完整无缺者。吴江杨氏龙石跋称“世传拓本或有碑阳无碑阴、侧，或有阴、侧无碑阳。且多是剪装本”。清方若《校碑随笔》则称：“是碑全拓凡五纸，向不经见，故前人著录多未道及碑侧。”
有关是碑诸种旧拓本内蕴，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曾称：“重出前拓本所知有端方大订本，阴全，两本装。葛成修旧藏阴本整张，姚华一整张全本。王孝禹剪裱本阳，印本是用整纸阴，与王孝禹本阳合印。又杨守敬藏整纸印本等，书体楷隶之间刻字草率，侧大字有行书体。”党晴梵《苻秦广武将军碑之发现》又称：“至旧拓本，多视为天球瑰宝。有谓海内仅顾湘舟、李眉生、英兰坡所藏三本。邻苏老人（杨守敬）藏有阴侧，与缪艺风（荃孙）所藏正碑合印之，称为双璧。”
以上所述，并非尽窥旧藏拓本全貌。西安敏古堂赵敏生即称：“往见阎甘园处藏一套四纸广武碑拓本，纸墨极旧，或谓是乾隆拓本。”除此以外，党晴梵《苻秦广武将军碑之发现》另记眉县王步瀛（仙洲）藏有明代拓本，谓其“白绵纸，黑墨，精神奕奕，较近日拓本，多百余字……（后）归长安翰墨堂段氏”。至于顾燮光《梦碧移石言》所记各种《立界山石祠碑》旧拓者，则至少在数十种之上。
除以上所谓古旧拓本外，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一书尚记有今藏故宫博物院，原曾为刘喜海、沈树镛、费念慈等人所收藏的数种旧拓，并谓此数种拓本碑阳与乾隆拓本无大差别，碑阴前十行残损处缺少十数字。
关于乾隆前后《立界山石祠碑》拓本之分辨要领，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认为：“乾隆前拓本，四行声特之声字耳部中笔画完好，十行孟已下有页部可现。且石泐痕与上已口字不连。稍旧拓本，阴二行将军秦口秦，将军二字右半可见，又下一秦字完好，十行户曹之户字可见大半。”且谓：“以上诸字1920年访得时皆泐。”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则称：“乾隆时出土前拓本阳四行下声侍（特？），声字左下耳中有两小横可见。十行残字页旁可见，末行言旁言下口可见，阴二行下，将军二字右半完好，下秦字完好可见，十行残处下户曹，户字可见。”
在三种拓本中，以1920年后拓本数量为最，具体又可分为赵子健、谢秀峰、行知省三个时期。其中第一时期赵子健所拓与稍后第二时期谢秀峰所拓大致有三点明显区别：
一是谢秀峰将所拓携归西安后，为牟取暴利，曾秘密染成旧纸颜色，旋即携往北京出售，“先出一、二份，皆获价千金。后渐出渐多，然犹需值二十金”。
二是根据赵敏生、阎秉初等西安古玩碑帖行老人回忆，谢秀峰每次“偷拓”时都将碑中关键一字砸毁，其拓本较赵子健、雷召卿所拓少四五字之多。
三是赵、雷所拓曾由西安文古堂经理吕镜堂（合阳籍）、合阳稽古堂经理行知省（一作质生，1902～1976）等人具体操办。因此有“文古堂书画记”、“文古堂吕摹拓历代古今碑碣”、“稽古堂”等朱文篆书印章，可作为区别谢秀峰偷拓本之标记。
以时间论，凡钤有“稽古堂”朱文篆书印章之拓本最晚，此外所见各种拓本则稍早一些。
以出售价格论，赵子健、雷召卿所拓初可售十圆左右，后低廉时亦须三五银圆。但1925年后，行知省“稽古堂”拓本售价更低，高者尚不足一枚银圆。至抗战中物价飞涨，“稽古堂”拓本甚或无人问津。
涉足椎拓、售卖《立界山石祠碑》之拓工、碑贾，依时间顺序先后有吕镜堂、谢秀峰、行知省、赵敏生、张万昆（赵、张均在1949年后开始涉足）等人。
由于行业关系，早期经手《立界山石祠碑》椎拓、销售者常因争拓、争售引起矛盾。据赵敏生、姚万安等西安碑帖商人回忆，谢秀峰当年将其椎拓之本携往北京出售，曾诡称此本系复出前旧拓，引起北京琉璃厂古玩碑帖市场的骚动。各碑帖商纷纷出高价购买，高者数百元，低者亦有40余元。后以此种拓本愈流愈多，引起琉璃厂某商之警觉，遂写信向西安文古堂询问，文古堂经理吕镜堂获知真情，愤而回信予以揭穿。慨谓：“碑已复出，拓本极易获得。如将溯古斋之本引为旧拓，则文古堂亦可如法炮制，供应不竭，每本只售五元而已。”某商接信大怒，联名各碑帖商共同抵制谢本，并当面斥责谢之为人，致谢在京无法立足，而其所藏《立界山石祠碑》拓本价格从此亦一落千丈，后竟至无人问津。
1928年，吕镜堂因文古堂歇业，为糊口经人介绍至税局收税，不料甫抵华县高塘镇，竟为暴动农民捕捉误杀。从此，行知省开始接掌《立界山石祠碑》椎拓大权，凡需此碑拓本者，均须赵子健家族主事者或纵目镇小学校长批准，再交行知省椎拓。为防止外人擅自染指，赵子健还在纵目镇小学校东侧空地内专建碑房一座，用以存放《立界山石祠碑》。碑房外周设围栏，门上大锁，挂有由教师高俊峰书写的“广武将军碑房”牌匾。从1928年至1949年，行知省几乎成为椎拓《立界山石祠碑》的专职工匠。为消磨时间，他还依托秦腔剧本的板腔程式，编有富有乡音俚语色彩的《广武碑拓歌》，每在椎拓上墨时引亢击板，高声吟唱。其中“秦广武，在白水，历史悠久。误记作，古宜君，名士添愁……”诸句，纵目镇知情老人至今尚记忆犹新。
在拓本、拓工、售价之外，有关《立界山石祠碑》之仿刻、影印等事亦屡出不衰。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故谓：“苏州张德生有翻刻本。翻刻似泥刻本，极劣，刻谬字甚多。商务印书馆珂珞版印王孝禹藏旧拓本，有阴无侧，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辑入，胶印。”顾燮光《梦碧移石言》又称：“按此碑杭州有复刻整幅本，几可乱真，闻系苏州人张德生所刻。”
与商务印书馆相比，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0余年前影印出版张扶万旧藏、经康有为题跋之1920年后拓本，亦极秀美，读者可尽窥《立界山石祠碑》重出后拓本的精气神韵。
前文记道，1920年后，《立界山石祠碑》曾迁移至白水县纵目镇小学存置。但至1928年，却有该碑移往西安新城小碑林之议。至其事经过，首见于该年12月4日《新秦日报》所载《省政府转饬各县报解古碑》一文：
省府昨通令各县云。案举开封分会主席冯马电（11月21日电）开，陕省境内多有古碑石刻，无人注意，或则淹没无闻，或遭愚夫毁弃，甚为可惜。望各县从速分饬所属各县之周古庙寺观公所等处，如有埋没口著之碑刻古物，务请从速运各该省城，由政府设法保护，勿使复失，而重古物。至要，至要等。因奉此。查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前准内政部函送到府，业经令饬各县遵照办理。并由本政府重申前令，饬各县县长详细调查，设法保存，并列表呈报，以凭查考各在案。奉电前因，除电复并令民政厅暨通令外，合行令仰该县长即便遵照。奉电内事理，刻速调查，详细表报并将易于转运古物石碑刻即一律运省交由本政府妥为保存，勿稍延误。
遵照冯玉祥指令，陕西省政府曾于12月3日训令白水县政府，请即报解该县纵目镇所藏前秦《立界山石祠碑》至省查收。但训令下达白水之后，却遭到当地士绅、民众的坚决反对。为保此碑长留白水，该县政府在士绅、民众的压力下，曾以“广武将军碑体大质重，运转维艰”为由，回函省府敦请网开一面，收回成命。受白水县政府公函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陕西省政府不得不违心允准，停止搬迁。以上情事，12月8日《新秦日报》所载《省令白水县保护广武将军碑》一文曾微妙解释：“省政府昨令白水县云，据称广武将军碑体大质重，运转维艰，应准存留该县政府，由该县县长负责保护，并将碑文拓印数份赍府备案，嗣后该碑若有损坏，即以该县县长是问，仰和周知。”
1928年迁移之议流产后，直至1949年，《立界山石祠碑》始终在白水县纵目镇小学内，但实际并未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私自椎拓之事屡禁不绝，且擅自破坏碑面之事也时有发生。1964年，著名碑帖鉴定专家马子云先生为赴日本展览搜求展品，曾自京来陕，专程去拓《立界山石祠碑》，见其竟随意倒置于小屋之内为煤炭杂物埋没。1972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暨陕西省博物馆为确保重要流散碑石不致损伤毁坏，曾报请陕西省文化厅将《立界山石祠碑》、《邓太尉祠碑》、《晖福寺碑》等重要碑石移至陕西省博物馆保存陈列。在陕西省文化厅以及白水县政府、白水县文化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存置白水县长达1300余年的《立界山石祠碑》终于最后迁徙，正式移至西安碑林。
空旷闭塞的渭北原野上，矗立着一通北魏显宦为帝后皇室献媚祈福的高大丰碑，温润秀雅的书法艺术以及积淀深厚的历史价值，不仅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达官显宦，同时也随之滋生了一次又一次为护碑、“禁拓”而哄然展开的大规模争斗。
为了这通碑石，名士豪强曾绞尽脑汁，使尽手腕；为了这通碑石，兵士、村民也不得不献出自己的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