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的迷惘使她回复为一个女人。爱情是盲目的，她因为有着一般女人的缺点而显得可爱。法拉奇在爱情之中所负的责任，更令我们看到她品德极其优秀的一面：她无怨无悔、宽宏大量，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倒霉的情人。是她把阿莱科斯弄到意大利，让他继续革命，丝毫没考虑到这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她陪他一次次进出雅典，帮他竞选议员筹款，有几次差点被对手追击得出了车祸。
而阿莱科斯这个连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男人，却并不珍惜她的付出。他困窘时会埋怨责怪法拉奇，丢下一堆牢骚怨语；有时竟当着别人面讽刺挖苦她。需要她时，便提出一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甚至要求法拉奇送他一辆小汽车。他的自大，在民众的怂恿恭维与法拉奇的宽容厚待里变得只看到自己。在一次无聊的吵架中，他竟一脚踢死了法拉奇腹中的孩子。
法拉奇的爱情里有着诗人与战士般的激情、勇敢、圣洁，因为面对着危险、死亡、别人的不理解；法拉奇的爱情里也浸透着凡人与农妇般的无奈、悲凉、愚蠢，因为面对着一个不负责任的无赖男人。
法拉奇坦言并不爱阿莱科斯的容貌、身体。对他的缺点，她比谁都看得清楚，分析得比谁都深刻。她在爱与不爱之中盘桓了很久，在阿莱科斯提出要她为他买汽车后终于愤然辞别。
但在她离开17天后，阿莱科斯的一个电话又重新激起她的柔情。她发觉自己难以抗拒阿莱科斯的声音。仿佛是要让这故事有个较美好的结局，仿佛是要让法拉奇无所遗憾，在阿莱科斯被对手杀害之前，他们又和好了，情意绵绵，温柔如初。
其实，在这场多灾多难的爱情里，法拉奇一直拥有母亲情怀。如果女人的爱情带着母性因素，它便只有牺牲了，谁都无法摧毁。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只不过更加说明法拉奇感情的分量。
这是伟大女性、杰出记者、优秀作家法拉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一次失败了的、短暂的爱情；对她而言，虽然显得很幼稚、可笑，却很真实、可爱。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1980年8月，法拉奇首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谈话。过去不久后，《人民日报》介绍了她的生平并发表了邓小平接见她时的访谈录。这是法拉奇首次被中国读者、大众所认识，却也让她一夜之间在诺大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我们在《邓小平文选》中都可以找到她的名字。
因法拉奇以提问刁钻尖刻著名，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女记者，她多次要求采访邓小平都遭中方拒绝。但她锲而不舍，搬出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来为她说项。法拉奇父亲与佩尔蒂尼是朋友，她本人又是意大利名记者，佩尔蒂尼难以拒绝她的要求，亲自出马给中国大使打电话，说明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很赞赏，对中国很友好，要求中方同意她采访邓小平。外交部立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很快批复同意。外交部及时发出邀请函。法拉奇喜出望外，她拿到签证后立即启程，于8月18日到达北京。
法拉奇多年前还曾想采访周恩来。她请西哈努克亲王去说服周恩来接受自己采访，并对亲王承诺，若能成行，她到北京时定会为他捎带两公斤鲜奶油鹅肝。但当时由于文革动乱，她没有实现愿望。
法拉奇一到北京，就把自己关在民族饭店一间没有空调的小房里，不见任何人，既不上街，也不打电话，也不找意大利驻华使馆的人汇报情况，一心准备采访提纲。当时没有因特网，她带来大量有关邓小平的书，仔细阅读。据时任翻译施燕华回忆，那会天气炎热，但房门紧闭，室内光线很暗，法拉奇不断吸着烟，埋头看笔记；每次她们都弄到晚上7点钟左右，吃点饼干就罢。“真是一个工作狂！”但这次被法拉奇后来认为是成功的采访，与她之前的充分准备是分不开的。从她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到，她对邓小平﹑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中苏﹑中越﹑中柬关系都有一定了解。她当时看了好几公斤材料。
1980年8月21日、2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在两次共4个小时谈话中，邓小平重点谈了对毛主席的评价，并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分析。
初次见面，或许是为了先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法拉奇一坐下就对他说：“明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76岁了，到了衰退年龄啦！”法拉奇说：“如果我父亲76岁，我这么跟他说，他一定会打我！”邓小平微笑着说：“那当然，你不能这样跟你父亲说。”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一直到中午12点多。
前文说过，尖锐是法拉奇新闻采访的主要方式之一。时年50岁的她采访邓小平时仍锋芒毕露：“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要永远保留下去。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永远不能抹杀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真的？”（“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思想。”）“对江青你觉得应该给她打多少分？”（“零分以下。”）“邓先生，你如何评价自己一生？”（“我自己能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有份。”）“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她问得犀利，邓小平也答得精妙。一个尖锐犀利，一个干脆利落。中国一代伟人与国际新闻界“政治采访之母”高手过招，进入棋逢敌手的最佳采访状态。整个谈话过程中时而短兵相接，时而谈笑风生。谈话结束时，邓小平也仿佛卸下重担，站起来高兴地与法拉奇握手告别，并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由衷地说：“精彩极了！”采访过数十名国际领袖的法拉奇事后说，不少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但对邓小平的睿智与稳健，她由衷折服。邓小平不回避问题，真诚坦率，没有外交辞令，没有虚与委蛇，这使法拉奇非常敬佩，叹为观止。法拉奇后来说：“我见过那么多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性格很不寻常。我很喜欢邓先生。”“那次采访很深入﹑很详细，用了两天时间，很有意思。对于记者来说，那是一次很成功的采访，不太难。对方合作得很好，应该说是一次很成功的采访。我想提的问题全都提了。”
大约是英雄惜英雄，法拉奇快人快语、锋芒毕露的采访反而让直率坦诚的邓小平也产生了好感。他原先只打算谈一次；但是当3个小时会见快要结束时，勇于接受挑战的邓小平谈兴未尽。“今天晚上，再找时间继续谈吧！”法拉奇大喜过望，差一点蹦了起来。他们相约两天后再谈一次。邓小平也是有话要说，他希望借助法拉奇向世界传达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共产党不会全盘否定毛泽东主席。几个月后，当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访的佩尔蒂尼总统握手时，真挚地说：“你们意大利有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位很伟大的法拉奇！”显然邓小平对这次采访亦很重视与满意，后来还把此文收入自己选集。
到后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时还提到此次会谈。华莱士问他：“您以前接受过电视记者采访吗？”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剋了一顿。”华莱士说：“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邓小平晚年与法拉奇、华莱士的两次谈话，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接受西方媒体（甚至包括国内媒体）记者采访。
1993年法拉奇再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乘公共汽车前往听讲的大学生们不顾主办单位反对，把整个演讲大厅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她还在回忆当年采访邓小平时的情景，动情地说道：“我和邓小平先生之间有一种个人的、充满人性的互相理解。邓小平喜欢我，我更喜欢邓小平。我在采访时就被他迷住了，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当然我的提问是很尖锐的，以致有一刻邓小平问我：‘你对你父亲也这样说话？你父亲会不会给你一记耳光？’我回答说：‘我父亲不敢那么做。如果他真敢打我，我就去叫警察。’邓小平听后笑了……”
法拉奇又表示：“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和平时期，我都忠于自己原则，为了自由，为了反抗各种形式专制主义而奋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从未放弃过斗争。”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阅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我们非常需要您。”
作为小说家的法拉奇
人到晚年，法拉奇在结束了30多年记者生涯后，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套高层公寓里当起了自由撰稿人。她每天写作时要抽60支烟，使自己一直处于亢奋当中。到90年代，已60多岁、身染重病（她被查出患了癌症）的法拉奇，在美国旧金山为成千上万听众朗诵她的小说《印沙安拉》片段时，仍极富感染力。但前文说过，这并不排除她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关注国际战事，只是此后多年很少抛头露面而已。她基本是隐居状态，几乎足不出户，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许多人都要求采访她，但她一律拒绝。
受到父亲影响，法拉奇一直将美国看成是意大利的拯救者和解放者，这使她长期保持着对美国的好感。法拉奇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国，她选择纽约而不是意大利作为其主要居住地。在其早期文学作品中，她借主人公之口叙述对美国的偏爱之情：“我爱美国。我爱他的友善，他的高效，他的高度文明。我觉得自己更多属于这个国家，而不是我的出生国。”
法拉奇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杰出的战地记者，还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实际上，文学写作在她的职业理想中占有首要地位。尽管作为一名记者，她也会积极参与活动和采访，但对文学强烈的爱才是她新闻工作的动力，她的新闻工作具有强烈的文学化倾向。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在她的各种作品中，始终充满着一种把自己从新闻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愿望。正因为这种愿望如此强烈，以至读者很难在其新闻报道与其他虚构类作品中划出一条明显界限。
按照《女人与神话》作者阿里科说法，法拉奇的“神话”，就是一个记者运用自己的文学天才，把文学化的新闻工作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使自己的形象一次次融入作品，从而凸现在公众面前，使读者能够发现、观察并体验到她所叙述和描写的一切，“共同经历冒险事件，共同体验爱情滋味，共同分担哲学焦虑”。
阿里科认为，“大量、深入的阅读激发了法拉奇对写作的热爱，促使她接近文学，并给她的生活方式打下深深的烙印。”“年轻时她拥有一种文学精神，成年后她悉心培养这种精神，作了记者后她使其在实践中得到提高”。有人撰文评论法拉奇与她的新闻、文学事业时，题目就叫做“为文学所撕扯的记者法拉奇的心灵”。
我们从法拉奇的新闻作品里不难看出，叙事冲动始终把握着她的新闻写作方向，她在有关越战等题材报道中表现出来的透过外在价值看内涵、从人的境遇发现其本质的才能，都表明她的写作无时无刻不在向文学化靠近。她的报道中的许多技巧都是这种渗透性影响的结果。有人称之为“新新闻主义”。更重要的是，法拉奇的天性无法抗拒把自己的生活故事公诸于众的诱惑；她认为新闻事业束缚了自己的创造力，只有文学才能把其想象力从“新闻原则紧身衣”中解放出来。因此她的理想并不是做一个活跃的文人记者，而是成为一个文学家，写出一流小说来。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又使得法拉奇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同时顾及新闻的权威性事实和小说的虚构范围。所以，她在80年代以前创作的几部小说无一例外又都是写实风格的。
她于1962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战争中的珀涅罗珀》，描写一个名叫吉奥的年轻女性的思想感情历程，实际上吉奥的原型就是她本人。她后来出版的著名的诗体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反映人工流产），取材于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同样有自传性；她用寓言的方式隐曲地叙述战争中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它是社会历史、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其中出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法拉奇形象——儿女情长、柔情似水，但也柔中带刚、刚柔结合。她1979年发表的《男子汉》（描述她与阿莱科斯的爱情故事）风靡世界，更鲜明地代表了她那种将新闻、小说、自传结合在一起的写作方法。直到1990年，她的以黎巴嫩战争、贝鲁特战场为背景的小说《印沙安拉》问世（主题是反战、热爱自由与生命），标志着她已成为她希望世人把她看作的那样，是一个“不受外界影响，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的文学作家”，一个全新的法拉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