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战争的结果已经证明，他们的这种信心是错误的，于是，倦怠情绪再度成为日本严重的心理威胁。不管他们怀着什么样的意向，他们都无法轻易地对付这种威胁，它已根深蒂固。“再也没有轰炸了，”一个日本人在东京说，“解脱了，真好。可是，我们再也不打仗了，也就没有目标了。大家都很茫然，不太关心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就是这样，我妻子也是，医院里的病人都这样。我们大家做什么都是慢腾腾的，感到迷茫。人们抱怨政府在战后清理和提供救济方面，动作太慢，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所有政府官员跟我们一样，也是感到懒洋洋的。”这种无精打采的样子在日本是一种危险，在解放后的法国也存在过这种危险。在德国投降后的6到8个月里，这不是一个问题。在日本，它是个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一反应，但在我们看来，日本人对征服者如此友好，却令人难以置信。形势几乎一下子就明朗了，他们以极端的友善的态度接受了战败的事实及其后果。他们用鞠躬、微笑欢迎美国人，以挥手和欢呼向美国人致意，既不怏怏不乐，也不怒气冲冲。正如天皇在投降诏书中所说的，他们已经“忍所难忍”。那么，他们为何不把家园建设得秩序井然？在被占领的条件下，他们是有这样做的机会的。外国军队没有占领他们的一个个村子，行政管理事务依然被掌握在他们手里。整个国家似乎都在微笑并挥手致意，而不是处理各项事务。然而，同样是这个国家，在明治时代早期，就创造了复兴的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做好了军事征服的准备；他们的士兵曾经在太平洋的一个个岛屿上，舍身战斗。
事实上，这就是日本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反应。在高强度的努力和纯粹消磨时间的懈怠之间，他们的情绪摇摆不定，而这对他们而言是自然的。目前，日本人主要意识到要在失败的情形中保护自己的名声，他们感到，通过友好的表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一种推论的结果，许多日本人感到，依赖美国，就能最安全地做到这一点。他们很容易会走到这一步，即感到努力会引起猜疑，还不如消磨时间。于是懈怠的情绪到处蔓延。
但是，日本人不喜欢倦怠。在日本，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常常呼吁“唤醒自己，摆脱倦怠”，“唤醒别人，摆脱倦怠”。哪怕是在战争期间，这话也经常被挂在播音员的嘴边。1946年春天，他们的报纸连续讨论有损日本荣耀的一个污点，即“全世界的眼睛都看着我们”，而他们尚未清理轰炸的废墟，尚未启用某些公共设施。他们抱怨无家可归者的倦怠，那些人整个一家子会在火车站睡觉过夜。美国人曾见过他们的惨状。日本人明白这些呼吁有益于他们的名誉。他们也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他们将来能够通过最大的努力，在联合国组织中拥有一个受人尊重的位置。这将是再度为荣誉而战，不过有了新的方向。将来，大国如果和平共处，那么，日本就能走上自重之路。
在日本，持之以恒的目标是荣誉，受人尊重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所采取的手段能拿得起来，也能放得下，由周遭环境而定。一旦形势有变，日本人就会改变他们的方向，把自己调整到新的轨道上。西方人认为，多变涉及道德问题，而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我们奉守“原则”，奉守意识形态上的信念。我们在失败时，心态不会有变化。欧洲人被打败之后，会到处三五成群地从事地下活动。除了一些死硬分子，日本人认为不需要组织针对美国占领军抵抗运动和地下运动。他们觉得，在道义上无须坚守旧路线。从占领的最初几个月开始，美国人就乘坐沙丁鱼罐头般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即使单枪匹马，也是安全的，他们还受到了曾经是国家主义者的官员的礼节性招待。没有发生报复行为。当我们的吉普车穿越村庄时，路边会有孩子排成队，高呼“你们好”“再见”。如果孩子太小，自己不能向美国士兵挥手，他的母亲就会帮助他。
日本人在战败后判若两人，美国人很难理解其表面价值。这根本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在我们的拘留营里，日本战俘们的态度也会有大变，但这一点让我们觉得更难理解。战俘们认为自己之于日本已经死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死人”还能有什么用。极少数了解日本的西方人曾经预言，在日本战败之后，战俘们在前线所表现出来的典型变化可能还会出现。大多数人相信，日本人“只知胜败”，在他们看来，战败是一种耻辱，要以持续不断、不顾一切的暴力进行报复。有人相信，日本的国民性格禁止他们接受任何和平条款。这样的学者不懂日本人的情义。在各种各样让人享有荣名的可以选择的做法中，日本人唯独挑选出来的是复仇和侵略，那是非常明显的传统伎俩。他们还不承认日本人有采取另一种行动方针的习惯。他们混淆了日本人的侵略伦理和欧洲的思维方式，根据后者，任何参与战斗的个人或国家首先得相信他们所从事的战争具有永远的正义性，憎恨和义愤是他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日本人则用别的方式寻找侵略的依据。他们强烈需要受到世界的尊重。他们明白，大国靠军事力量赢得尊重，于是他们走上了一条要与大国平起平坐的道路。由于他们资源匮乏、技术原始，他们不得不表现得比希律还残暴。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这意味着，侵略毕竟不是通向荣耀的正道。情义往往一方面意味着使用侵略的手段，另一方面意味着遵守相互敬重的关系；在战败之时，日本人会从这一方面转到另一方面。显然，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样做对自己的心理压力。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他们的名誉。
日本在其历史上、在别的场合，也曾采取过类似的行为方式，这总是让西方人感到迷惑。日本有漫长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历史；到1862年，新的历史帷幕很难说已经升起，当时，一个叫里查德的英国人在萨摩被杀害。 萨摩藩是煽动针对白种野蛮人的忧虑的一方热土，萨摩武士在整个日本以傲慢和好战而闻名。英国派了一支远征军，去惩罚萨摩藩，炮轰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人一直在制造火器，但是，那些火器都是葡萄牙老式枪支的仿制品。鹿儿岛当然根本无法跟英国战舰较量。然而，轰炸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萨摩人没有发誓要永远与英国结仇，反而表示了友好。他们看到了对手的强大，于是想方设法要向对方学习。他们与英国人建立了贸易关系，次年，还建立了一所学院，正如一个当代日本人所写的：“那所学院里教的是西方学术的奥义……双方的友谊由生麦事件引发，继而得到了发展。” 生麦事件指的是英国军队针对萨摩藩的惩罚性远征、对其港口的轰炸。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长州藩堪与萨摩藩竞争，也是最好战、最恨外国人的。这两个藩都是煽动“天皇复辟”的为首者。没有实权的天皇曾颁布一道诏书，命令将军在1863年5月11日之前，把所有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德川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御令，但长州藩却执行了，从其各个堡垒向西方商船开火，那些商船正在驶离岸滩、通过下关海峡。日本人的枪支弹药太原始，无法伤害到商船。为了给了长州藩一个教训，一队西方各国战舰很快就摧毁了堡垒。这次轰炸之后，尽管西方列强要求日本人赔偿300万美元，但最终出现的结果跟萨摩藩的一样奇怪。正如诺曼关于萨摩藩事件和长州藩事件所说：“这些领导排外的藩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后面的动机无论多么复杂，这一行动本身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镇定心态，我们只能对此表示敬意。”
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自己名声的情义的光明面。如同月亮，情义有其光明面，也有其阴暗面。正是因其阴暗面，日本人把诸如美国排外法案和英国海军裁军条约等看作是对全体国民的奇耻大辱，并制定了毁灭性的战争计划。正是因其光明面，日本人才可能有友好意愿，从而在1945年接受投降的结果，这还是他们的国民性在起作用。
现代日本作家和政治评论家从情义的各项义务中，选出了一批呈现给西方读者，称其为“武士道”的崇拜，其字面意思就是“武士之道”。这是一种误导。这么说有以下几个原因。在日本，“迫于情义”“只是出于情义”和“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说法的后面都有深刻的民间感情背景，而武士道是一个现代的正式名称，所以没有那样的感情背景，也不能涵盖情义的复杂和多义。这是评论家一时的灵感的产物。另外，它成了民族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的一个标语。由于倡导者的信誉打了折扣，这个概念也受到了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从此将不再“懂得情义”。西方人应弄明白情义在日本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把武士道跟武士等同起来，也是产生这种误解的一个原因。所有阶层的人都认为，情义是一种美德。与其他所有的义务和准则一样，在日本，当一个人在社会上爬得越高时，他所要负担的情义也越重，但是，社会所有层面都需要讲情义。至少日本人认为，武士要承担的情义更加沉重。外国观察者可能会感到，“情义”对普通人的要求最高，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所相应得到的报酬比较少。对日本人而言，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中受到尊重，就是足够多的报酬了；“不懂情义的人”仍然是“可怜虫”，要受到同伴们的奚落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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