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自别的国家的观察者看来，一种文化中的自我修炼似乎无关紧要。那些修炼的方法在他们看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问题是为什么要弄得那么麻烦？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吊在钩子上，或者专注于丹田，或者决不花钱？为什么要关注这样的苦行，而对一些外人看来真正重要的、需要修炼的冲动，却根本不加控制？如果观察者从一个没有自我修炼的技术性方法的国度，来到一个非常依赖于这些方法的民族中间，那他极有可能对自我修炼产生误解。
在美国，自我修炼的技术性传统方法相对而言还没有发展起来。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中，如果已经预计某个目标自己是有可能达到的，若有必要，那么他就会进行自我修炼，以达成这个既定的目标。他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他的心志或他的良知，或者维伯伦所谓的“工作本能”。他可能会接受一种严格的训练体系，目的是为了加入某个足球队；或者，他放弃所有娱乐，目的是为了把自己训练成音乐家，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他可能会出于良知而避开邪恶和轻率。但是，在美国，自我修炼是一种技术训练，不是可以学习的算术一样的事情，在特殊情况下，它完全没有用场。这样的技术如果真的在美国出现，那肯定是欧洲的某些教派领袖或印度教高僧教的，后者教的是创立于印度的教义。沉思和祈祷是宗教的自我修炼，由基督教的圣特蕾莎或圣约翰教授实践，但即使是这样的自我修炼，也几乎不曾在美国幸存。
然而，日本人认为，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或进行剑术比赛的男子或过惯贵族生活的人，都需要自我修炼，这与考试时所需要学习的特殊技能没有任何关系。无论他考试时答得多么完满，无论他在出剑时多么专业，无论他多么注意繁文缛节，他都需要把书本、剑和公众形象扔到一边，去进行某种特殊的修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信从深奥的修炼，但是，哪怕是对那些不信从的人来说，自我修炼的措辞和实践也在生活中拥有公认的地位。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以一整套概念来判断他们自己和别人，那套概念依赖于某个观念，那是关于泛化的技术上的自控和自治的观念。
日本人关于自我修炼的概念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能培养能力，另一类所培养的不仅是能力。这能力之外的东西我愿意称之为“圆熟”。这两类在日本是有区别的，它们的目的是要在人的心里达成某种异样的效果，形成某种基本原理，并通过不同的标志加以识别。我们已经描述过了第一类，即自我修炼能力的许多事例。在和平演习中，士兵们要活动60个小时，但睡觉的时间只有10分钟，而军官居然说“他们知道如何睡觉，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保持清醒”；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极端的要求，其目的只是培养一种行为能力。他说的是日本的心理机制的一条被公认的原则，即意志应该超越身体，因为身体几乎能接受无穷无尽的训练。一个人忽视健康规律，就要付出代价，但身体本身没有这样的规律可言。日本关于“人之情感”的整套理论都依赖于这种认识。当它与人生真正的要事有关的时候，无论健康多么重要，无论那些不相关的事情是经过了怎样的培养，身体的需要都应该完全放在第二位。自我修炼无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个人都应该表现出“日本精神”。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日本人的立场，是对日本人的观念的粗暴解释。因为，在美国人的日常说法中，“无论什么样的自我修炼的代价”跟“无论什么样的自我牺牲的代价”意思几乎是一样的，也常常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个人挫折的代价”。美国人的修炼理论——这种修炼无论是外力强加的，还是向内投射为检点自我的良知——是这样的，从孩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都得通过修炼而被社会化，它或者是自主接受的，或者是权威强加的。它是一种折磨。个人为自己的愿望被褫夺而感到不满。他不得不作出牺牲，内心里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情绪。这不仅是许多美国职业心理学家的看法，而且是由父母在家里带大的每一代孩子的哲学，因此，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心理学家的分析包含着大量的真理。到了一定的时间，孩子就“得”上床睡觉，他从父母的态度中了解到睡觉是一种“折磨”。在数不胜数的家庭里，孩子每天晚上都要大闹一番，以表示不满。作为一个已经受过训练的美国孩子，他把睡觉当成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因此他会做出以卵击石似的反抗。他母亲还规定，他“得”吃某些东西，那可能是燕麦粥、菠菜、面包或橙汁，但是美国孩子会对他“不得不”吃的食物表示抗议。他总结出，对他“有益”的食物都是不好吃的。这种美国惯例在日本是闻所未闻的，但也存在于某些西方国家如希腊。在美国，长大成人，意味着从食物折磨中解放出来。成年人可以吃好吃的东西，而不是对他有益的东西。
然而，跟西方人一整套关于自我牺牲的概念相比，这些关于睡觉和食物的观念是微不足道的。西方的标准信条是：父母要为孩子作出巨大牺牲，妻子要为丈夫牺牲她们自己的事业，丈夫为了养家糊口要牺牲自由。在有些社会中，男人和女人不承认自我牺牲的必要性，这在美国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但的确有这样的社会，那儿的人们说，父母自然认为孩子是高兴的，女人们喜欢婚姻生活胜过其他生活方式，养家糊口的男人是在从事他自己钟爱的工作，如打猎或园艺。为什么说那是自我牺牲？当社会强调这些解释，而且允许人们按照这些解释生活，自我牺牲的观念就几乎不会有人承认。
在美国，一个人为他人所做的所有这些事都是自我牺牲，但在其他文化中，被认为是相互之间的交换，要么是往后会有回报的投资，要么是对他人以前给予自己好处的回报。在那样的国家中，甚至父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对待的，在儿子少小时候父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在父亲老了的时候甚至去世之后，儿子要进行报答。所有事务关系都是民间契约，往往要保证对等，正如一般契约所约定的，一方要履行保护义务，另一方要履行服务义务。如果这对利益双方都有好处，那么任何一方都不会认为他要履行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背后的制裁手段当然是相互的，在责任的种类上如此，在责任的等级交换上也是如此。因此，日本人关于自我牺牲的道德立场跟美国迥然不同，他们总是一条条地反对基督教传教士们宣讲的关于牺牲的教义。他们辩解说，好人不应该想到他为别人做事是在折磨自己。“我们之所以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一个日本人跟我说，“是因为我们愿意给予，或者说是因为给予是好事。我们不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不管我们为了别人要放弃多少利益，我们都不会那样认为。这种给予会在精神上提升我们，或者我们应该为此而得到‘回报’。”像日本人那样把人生组织在这样细致的相互义务的周围，自然会发现这些义务与自我牺牲无关。他们把自己推向履行极端义务的界限，但是，相互关系上的传统制裁手段阻止他们去感受自怨自艾、自以为是；而在更强调个人和竞争的国家里，那种感受是很容易出现的。
因此，为了理解日本人在自我修炼方面的日常行为，美国人必须对自己的“自我修炼”观念进行一次某种意义上的外科手术，必须割掉“自我牺牲”和“折磨”的增生物，这种东西已经丛生在我们的文化概念的周围。在日本，一个人要想把自己修炼成一名优秀的选手，他在进行修炼时，要像打桥牌一样，不能想到这是一种牺牲。这种训练当然很严格，但这是事物的本质所固有的。幼儿固然幸福，但没有“品尝人生”的能力。只有通过思想训练（或自我修炼），人才能获得全面生活的能力，才能“品尝到人生的滋味”。这个短语往往被翻译成“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自我修炼“能锻炼丹田（控制部位）”，从而扩大人生的范畴。
日本的“有能力的”自我修炼就包含这一基本原理，它能提高人打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在刚刚训练时，他会感到不耐烦，但是，他们说，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最终他会要么喜欢上这种修炼，要么干脆放弃。学徒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行当，男孩要学柔道，小媳妇要适应婆婆的要求。在修炼的前几个阶段，一般人会不习惯新的要求，因此可能会希望摆脱这种“修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会开导他们说，“你想要什么？要想品尝人生，你必须做些修炼。如果你放弃，一点都不修炼，那么结果肯定是，你将来不会幸福。假如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可不愿意保护你让你免受舆论的攻击。”“修养”是他们用得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意思是磨掉“身上的锈”。它能让人变成一把明晃晃的利刃，那当然是人所巴不得的。
日本人很强调自我修炼如何给人自己带来好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严重的折磨，这样的折磨不会导致侵犯冲动，但他们的道德体系往往要求他们做出极端举动。在游戏和比赛中，美国人能理解这种区别。桥牌冠军不会抱怨自我牺牲，为了学得更好，他需要做出自我牺牲；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选手，他得投入很多时间，但他不会说那是“折磨”。然而，医生们说，在有些情况下，当一个人为了高额赌注或冠军而进行比赛时，需要万分集中精力，这与胃溃疡和身体过度紧张等问题不无关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人身上。不过，他们在相互关系上有制裁手段，而且他们相信自我修炼对修炼者自己是有好处的，这使他们觉得很多事情是很容易做的，而在美国人看来那些事可能是做不到的。跟美国人相比，他们更多关注他们有能力做的事，而且不允许自己有更多的辩解。他们不会经常把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替罪羊，也不会因为没有得到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而沉溺于自怨自艾。他们受过训练，所以他们比美国人更加关注“身上的锈”。
在“有能力的自我修炼”之外、之上，还有“圆通”水准的自我修炼。关于后一种类，日本人有过一些著述，但西方读者不太能理解这一类的修炼技巧。有些西方学者也专门论述过这个话题，但他们往往抱着比较轻视的态度。有时，他们称之为“怪癖”。有一位法国学者说，这些技巧全都是“对常识的否认”；“禅宗”是所有讲究修炼的门派中最大的一派，但他竟然说，那是“一连串严肃的废话”。然而，这些技巧所要达成的目的不是不可参透的，这整个话题能使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了解到日本人的心理机制。
关于“圆通”在自我修炼中所达到的心理状态，日本人有许多说法。这些说法有的用于演员，有的用于宗教信徒，有的用于剑术家，有的用于公共演说家，有的用于画家，还有的用于茶道师。它们的含义一般都一样，我只用一个词“无我”，它用于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禅宗”。关于这种“圆通”状态的描写指的是这样的一些体验，即无论在世俗生活中还是在宗教生活中，人的意志和行为之间，“没有任何间隙，甚至一根头发那样的间隙都没有”。犹如电流直接从正极流到负极。在没有达到圆通状态的人的意志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似乎存在着一道不导电的屏障。他们称之为“观我”“妨我”；通过一些特殊的修炼，高手能驱除它，每当此时，他根本意识不到“是我在这么做”。电流自由流动，不费吹灰之力，这就是“一点通”的状态。行为人的行为完全是他心里所描画的行为图式的翻版。
大多数普通的日本人都在追寻这种“圆通”状态。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是英国的佛学权威，说到过一个女生，曾经向在东京的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提出申请，说希望成为一个基督徒。当被问及她想这么做的原因时，她回答说，她最大的愿望是乘飞机上天。当她被要求解释飞机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时，她回答说，曾经有人告诉她，在她乘飞机上天之前，她必须有一种非常镇静的、调节得很好的心态，只有通过宗教修炼，才能获取这种心态。她认为，在所有宗教中，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所以她来向传教士求教。
日本人不仅把基督教和飞机联系起来，还把修炼“一种非常镇静的、调节得很好的心态”和学校考试、演讲以及政治生涯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为“一点通”境界所做的技术训练在几乎任何事情上都有益，这是没有问题的。
许多文明都发展出了这类修炼技巧，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和方法具有非常鲜明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这尤其有意思，因为许多技巧起源于印度，那就是在印度众所周知的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集中精力、五官控制等方面的技巧至今仍然显示出与印度修炼方法的亲缘关系。他们同样强调“空心”“静体”，同一个短语重复念诵一万遍，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选定的象征物上。甚至印度人用的术语也仍然被日本人所认可。然而，除了这些“裸露在外的骨头之外”，日本版的佛教与印度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崇奉禁欲苦行的教派，是摆脱轮回的一种方法。除了“涅槃”，没有任何别的解脱法，解脱之路上的障碍就是人的欲望。通过忍饥挨饿、领受侮辱和自讨苦吃，人能消除自身的欲望，达到圣人的状态，还能获得灵性，臻于神人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与肉体世界断绝关系的方法，也是一种逃避虚妄而单调的人生的方法，还是一种掌握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的苦行，越能使人尽快到达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是异端。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但在日本人的佛教信仰中，从未曾有过轮回和涅槃的观念，某些佛教徒接受这些信条，但那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事，因为这些信条从未曾影响民间和大众的思维。按照轮回观念，杀死一只动物或虫子，就会杀死一颗转世的人的灵魂，但是，在日本，人们不会因此而放生。在他们的葬礼和庆生仪式上，看不到任何轮回观念。转世不是日本思想的一种范式，涅槃观念也不是，它不仅对普通大众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僧侣们自己也修改它，使它不存在了。僧侣学者宣称，顿悟之人已经处于涅槃状态，涅槃就在此时此地，在一棵松树或一只野鸟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涅槃”。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幻象一直没有兴趣。他们的神话讲的是神，但不是死后的生命。他们甚至放弃了佛教中关于死后各种不同因果报应的观念。任何人，包括最微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他们把自家祠堂里的灵位径直称为“佛”。没有任何别的佛教国家的人们会这么说。一个民族居然如此大胆地称呼死去的普通人，可想而知，他们是不会描绘任何像达到涅槃这样困难的目标的。一个人通过任何途径都可以成佛，也就不需要通过一辈子禁欲，来达到这一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