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关于“自重”的含义都符合日本人的人生观，这是一个你应该按照“霍伊尔规则”小心翼翼行动的世界。这种定义自重的方法不允许任何人以用心良好为理由，来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辩解。每一步都会导致一定的后果，我们不应该在没有充分评估的情况下贸然行动。慷慨当然是正确的行为，但你必须预见到，那个受你恩惠的人是否会感到自己“背上了恩情债”。你必须见机行事。批评别人完全是可以的，但只有在你充分考虑到那会招致他的怨恨后，你才能提出批评。那个年轻画家谴责美国传教士嘲笑他，但这不可能是嘲笑，因为传教士的本意是善良的。传教士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每走一步棋意味着什么，这在日本人看来，完全是不讲规矩。
自重与审慎周到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要察言观色，要敏感到如同别人坐在审判席上。“一个人要培养自重意识，”日本人说，“因为社会的缘故。”“如果没有社会，人就不需要自重。”这些话完全是在说，自重是要得到外人的认可，而不考虑自己内心对举止得体的认可。像许多国家的一些俗语一样，这些说法是在夸大事态，因为日本人有时会像清教徒一样，对自己积重的罪孽，做出强烈的反应。不过，他们这些极端的说法仍然明确地指向他们所强调的地方，与其说他们强调罪孽，还不如说他们更重视羞耻。
在关于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要对主要依赖于耻辱的文化和主要依赖于罪孽的文化之间加以区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提倡道德的绝对标准，而且依赖于人的良知的进步，它的文化就可以被定义为罪孽文化。不过，在这样的社会中，比如在美国，一个人会责备自己做事不够老练，但那绝对不是罪孽，因此他会觉得羞耻。衣着不得体，或一时失言，都可能使他感到极为懊恼。在以羞耻为主要制裁手段的文化中，人们会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感到懊恼，而我们猜想，他们感到内疚就可以了。这份懊恼会非常强烈，而且无法缓和，而我们认为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得到缓和的。一个人即使犯了罪，也可以通过给自己解压而减轻痛苦。这种忏悔手段被应用于世俗疗法，许多宗教团体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共同特点，但都在用这种手段。我们知道，它能减轻痛苦。在以羞耻为主要制裁手段的地方，当一个人向别人甚至向神甫坦白他的错误时，他体会不到这种痛苦的缓和。只要他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给世人”，他就不需要自寻烦恼，而在他看来，忏悔只会招致麻烦。因此，羞耻文化没有忏悔，甚至对上帝也没有。他们有表示好运的仪式，却没有赎罪的仪式。
为使人做好事，真正的羞耻文化依赖的是外在的制约手段，而真正的赎罪文化依赖的是内心对罪恶的确认。羞耻是对别人的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嘲笑或拒绝，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嘲笑。无论是哪种情况，羞耻感都是有效的制裁手段。不过，它需要有一个外人，至少在幻想中要有一个外人。罪恶感却不需要。在有的国家，荣誉意味着遵循自己描画的形象；尽管没有人知道你的错误行为，但你还是会有罪恶感，而且，通过坦白你的罪恶，你的罪恶感真的可能会减轻。
早年，当清教徒定居在美国时，他们力图把罪恶作为整个道德体系的基础，所有心理医生都知道，当代美国人因为良心而遇到了多少麻烦。但是，在美国，羞耻是一项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罪恶感不像早年那样极端。这种现象被解释为道德的松懈；这么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料到羞耻会承担如此沉重的道德任务。我们也没有把个人的懊恼情绪装载到我们基本的道德体系之中，这种剧烈的情绪往往伴随着羞耻。
但日本人是这么做的。关于善行，他们有明确的指示性标志，不遵照这样的标志行事，就是耻辱；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各种偶然情况，也是耻辱。他们说，耻辱是美德的根源。一个人能敏感到耻辱，就会履行关于善行的所有规则。“知耻者”有时被翻译成“有德者”，或“荣耀者”。在日本伦理学中，“耻辱”具有权威地位，相当于西方伦理学中“纯洁的良知”“笃信上帝”和“避免犯罪”。由此逻辑足以推出，一个人死后不会受到处罚。日本人——除了一些了解印度经书的僧侣——都不太熟悉轮回观念，而轮回取决于今生的功德。除了一些受过很好的基督教教育的皈依者，他们不承认死后的报答和惩罚，也不承认天堂和地狱。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羞耻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意味着，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看公众对自己的评价。在任何部落或国家，只要人们深深感受到羞耻，情况就是如此。他只需要想象公众会作出什么样的裁定，而他的行动方向就是那些裁定。当所有人按照同样的规则玩游戏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玩得轻松快乐。当他们感到那是一种让他们履行国家“使命”的游戏时，他们就会狂热地去玩。他们企图把他们的美德输出到别的国土，但那里的人们并不认可他们关于善良行为的正式标志；每当他们发现这一点，他们就会变得极为脆弱。他们没能完成带着“善意”的“大东亚”使命，许多人感到，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真的很讨厌他们。
如果不是被国家主义的情感所激励，来到美国学习或经商的日本人常常深深地感到：当他们生活在一个规矩不那么严格的社会里，他们以前所受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教育失败了，他们的美德无法输出。任何人都很难改变文化，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看法；但日本人力图推出的不是这样的观点，而是某种别的想法。有时，他们会把自己跟中国人或暹罗人进行对比，他们自己很难适应美国生活，而他们知道，中国人或暹罗人没那么困难。正如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的特殊问题在于，他们遵守行为准则的细微差别是由别人认可的，而他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去相信：只有依赖于别人的认可，才是安全的。当外国人不把所有这些礼仪放在心上时，他们会感到迷惘。他们设法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找到类似的审慎的礼仪，但他们失败了，于是，有人说他们感到愤怒，有人说感到恐惧。
关于日本人在不那么严格的文化里的这些体验，在三岛小姐的自传《我那狭隘的岛国》中，有着无与伦比的描写。她想方设法要到美国上大学，但她保守的家庭不愿意接受美国助学金的恩惠，最后她战胜了家庭，来到卫斯理女子学院。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她说，都非常好；但她觉得，这使她感到更加困难。“我在礼仪上一丝不苟，那可是日本人的普遍特征啊，我还为此感到骄傲呢，但到了美国，我的这种骄傲心理受到了重创。我恨自己，因为我不知道在这儿如何做到举止得体；我也恨周围的人们，他们似乎在嘲笑我以前所受的教育。除了这种模糊但深深扎根于我心间的恼恨情绪，我不再有任何别的情绪。”她感觉自己“是一个来自某颗别的星球的生物，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感觉和情绪根本用不上。我所受的日本教育要求我做每一个动作都要优雅，说每一句话都要合乎礼节；这使我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变得极为敏感，处处想着自己，以至于在跟别人接触时，完全是盲目的”。两三年之后，她才放松下来，开始接受别人对她的善意。她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生活带着一种她所说的“优雅的亲密感”。但是，“在我三岁时，我心中的这种亲密感就以鲁莽之名被灭掉了。”
在她所认识的在美国的日本女生和中国女生之间，三岛小姐做了对比；她的评说表明，美国对两者的影响多么不同。中国女生“镇定自若，善于交际，那是日本女生所完全缺乏的。在我看来，来自中国上流社会的女生似乎是地球上最文雅的造物，每个人都很优雅，几乎像公主一样端庄，就好像她们是真正的世界主人。她们无所畏惧、高度沉着，哪怕在重视机械与速度的美国文明中，她们也一点不受惊扰。这与我们日本女生的胆怯和过于敏感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显示了某种源于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
像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三岛小姐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名专业的网球手，但参加的是槌球比赛。她自己的特长就是用不上。她感到，自己以前学到的东西无法转移到新的环境中。她以前信奉的准则是无用的，美国人的相处之道中没有这样的准则。
指导美国人行为的法规不如日本法规那么“庄重”，日本人一旦接受了这样的法规，哪怕程度很低，他们也会发现，他们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应付以前日本生活中的那些严厉规矩。有时，他们把以前的生活说成是失去的乐园，有时说成是“羁绊”，有时说成是“牢监”，有时说成是“小花盆”，盆里栽种的是一颗侏儒一样的小树。只要这棵微缩松树的根受制于那个花盆，那它就是一件艺术品，能使可爱的花园变得更加优美；但是，一旦它被移植到野外的土壤里，就不可能再放回到盆里去。他们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到那个日本花园里去做装饰品，因为他们再也不可能去满足日本社会的要求。他们体验到了日本道德的两难困境，而且是这种困境表现最激烈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