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说话中的小说家在当时之所以最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比较短、比较集中的时间内讲完一个内容丰富多彩、情节曲折离奇、能够引人入胜的故事。现在看那些写得比较好或比较有特色的宋代话本小说，的确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了这些艺术特点。因为诉诸听觉，所以要用丰富曲折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吸引人，这正是宋人话本突出的艺术特点，奠定了中国小说故事性强的优良传统。郑振铎先生说：“‘话本’的结构，往往较‘传奇’及笔记为复杂，为更富于近代的短篇小说的气息。”
《碾玉观音》以璩秀秀和崔宁的命运为结构中心，以郭排军和玉观音这一人一物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由两次出走、两次同居、两次被抓捕构成波澜起伏、变幻曲折的情节。郭排军的两次告密，掀起两大波澜。玉观音既引出崔宁，后来又把被发遣到建康的崔宁引回临安，秀秀随之而来，才被识破是鬼魂，观众才知道她已被郡王活活打死，而她成了鬼也要与崔宁团聚。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情节变化，让人在一再惊奇中被牢牢吸引住。特别是对秀秀的被打死，父母投河而死，先不写明，到矛盾斗争的最高潮，故事要结束时才一并点明，让人在意料之外中受到强有力的感情冲击。而且，这些故事虽出人意料，却又让人从幻想情节中看到了艺术的真实，看到女主人公性格发展的脉络。至于《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以女主人公生而死、死而生，复又死去的过程组成的情节结构，更显得曲折变幻、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作者在设计情节时，还充分运用了巧合的艺术手法，以推动故事的发展，增强情节的波澜。璩秀秀与崔宁远逃数千里外，以为不会被郡王发现，恰巧郭排军奉命给刘两府送钱来偶然发现，由此引出后面一系列的风波，越发显出情节的曲折变化。《错斩崔宁》又名《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巧合”在情节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刘贵与妻子一起去王家给岳父拜寿，得到十五贯银子的馈赠。如果夫妻携钱一起回家，陈二姐（刘贵的妾）便不会出走，门不开，也难以发生偷钱杀人的事。可偏偏王氏留住娘家几日，刘贵独自回家，这是一“巧”；刘贵径直回家，不喝酒，就不会借酒“戏言”，便没有了后面的情节，他却偏偏小饮而醉，并因醉对陈二姐开了“典身”的玩笑，这是二“巧”；刘贵回家，陈二姐如立即开门，刘贵就不会“戏言”了，正是因为刘贵“怪他开得门迟了”而“戏言”典卖了她，才把她吓跑而使事情生变，这是三“巧”。最大的“巧合”是，陈二姐在回娘家的路上遇到的小贩崔宁也带有十五贯卖丝得来的银子，正好与刘贵被杀时失去的银子数目相符。而且后来刘贵妻王氏被静山大王抢去做了压寨夫人，而他正巧是杀害刘贵的真凶。在一系列“巧合”中，情节曲折地向前发展了，主人公的命运也扣住了人们的心，更主要的，这些偶然的“巧合”还包含着必然性因素。陈二姐之所以听到一句“典身”玩笑话就信以为真，是由她的低下地位和当时典卖妇女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十五贯银子的“巧合”之所以会断送两条无辜生命，是由封建官吏的昏聩和专横决定的。
同样运用巧合手法的还有《陈可常端阳仙化》，陈可常不但在自己所作的《菩萨蛮》词中两次出现“赏新荷”，而且就在新荷与人通奸怀孕、不能出来唱曲的这年端午，陈可常恰巧也“心病发了”，不能到王府来。难怪新荷招认与他有奸时，吴七郡王当即大怒：“可知道这秃驴词内皆有‘赏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么心病，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觉心亏，不敢到我府中。”遂吩咐临安府差人去灵隐寺拿陈可常问罪。后来陈可常被屈打成招、沉冤莫辨，直到新荷与奸夫钱都管闹翻，在郡王面前说出实情，陈可常才得以平反。但此时的陈可常已看破红尘，在灵隐寺坐化。
偶然性的巧妙运用使情节更为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巴尔扎克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宋代话本作家似乎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很善于运用偶然性的“巧合”情节。
宋人话本还非常注意制造悬念，使故事情节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开头写孙押司卦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当夜“三更三点子时必死”，不仅孙押司坚决不信，读者（听众）也极难相信，这就造成了悬念。而且，不管当夜如何防止出事，孙押司还是在三更三点跳河了，给人留下了一个更大的悬念。接着写孙押司的鬼魂三次现身，托丫鬟迎儿为他报冤，但还是没有说明他是怎么死的，一直把人的胃口吊住，最后才揭穿真相。原来是孙押司的妻子伙同小孙押司杀害了孙押司，把尸首撺在井中，再把灶头压在井上。而开头孙押司投河原来是小孙押司捣的鬼：半夜三更小孙押司掩着面走出，把一大块石头扔到河里，扑通一声响，当时只道大孙押司投河死了。小说情节扑朔迷离，待真相大白，读者得到了一种意外所带来的愉悦和美感享受。
富于戏剧性的情节特别容易吸引人，宋人话本小说也注意营造戏剧性场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周胜仙、范二郎借与卖水的人吵闹而自报家门、互通情愫了。那趣味横生的戏剧性场面实在让人拍案叫绝。璩秀秀逼崔宁乘火灾与自己一起逃走的场面也是富于戏剧性的，一个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步步进逼，一个不自觉地陷入“圈套”而进退两难，令人忍俊不禁。《错斩崔宁》也是在刘贵带酒又恼又戏，陈二姐闻言又惊又疑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情节的，只不过这“戏言”的轻松逗笑场面令人沉重揪心。富于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大大提高了话本小说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取胜是宋人话本小说的一大特色，而且由此而形成了我国古典小说表现手法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其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对后代小说的创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影响到我国读者的欣赏习惯，我国读者习惯重视小说的故事情节，从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去掌握作品，认识人物。
2.人物形象刻画
宋人话本小说不但重视故事情节结构，优秀的作品也注重在情节发展中刻画人物，创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宋人话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富有个性。像璩秀秀、周胜仙这些著名的人物形象，性格内涵可能没有太多的层次，但她们的大胆、泼辣、热烈，闪烁着野性的光芒，却给人以非常鲜明、非常突出的印象。而且这种性格特点与她们的市民身份、市民生活是相符的。她们没有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受封建思想的熏陶也少，她们不及上层文化妇女感情细腻，但深挚过之；不及其感情丰富，但火热过之。她们更不会扭捏遮掩，只是坦率地呈露自己真实的内心。
宋代话本小说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进行性格刻画。为战胜崔宁的顾忌和犹豫，璩秀秀的性格已迸射出火花；而郡王的残酷迫害，更使她的性格在反复斗争中闪现光彩，塑造成功。“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是周胜仙爱情的巨大障碍，而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周胜仙显示了她的大胆、泼辣和机敏。封建家长的严酷阻碍，将周胜仙活活气死，但她的气死以及复活后的继续追求，却打造了她坚定、执著的性格。同时，宋代话本小说还运用心理描写，通过人物的内心冲突刻画性格。前者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周胜仙初遇范二郎时“心里暗地喜欢”，自思量道：“若是我嫁得一个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再来那里去讨？”又思量道：“如何着个道理和他说话，问他曾娶妻也不曾？”后者如《碾玉观音》中的崔宁，面对秀秀的步步进逼，他犹豫畏惧，但对秀秀也存着“痴心”； 《小夫人金钱赠少年》中的张胜，面对小夫人无言但执著的追求，他退缩，但并非没有对爱的渴求，否则也不会收留小夫人在家（在不知是鬼的前提下）。但是，当感情与封建礼制发生了矛盾，他们内心就畏惧、犹豫了，通过这内心矛盾的表现正好刻画出他们的性格特征。而且，即使是《风月瑞仙亭》这样的改编之作，也毫不吝啬笔墨通过内心冲突刻画人物。当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卓王孙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既想“讼之于官”，又“争奈家丑不可外扬”，恨而置女儿的死活于不顾。但当得知司马相如被汉武帝征召时，又赞“女儿有先见之明”，不过他内心仍充满矛盾：
我女婿不得官，我先带侍女春儿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无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时去看他，交人道我趋时捧势。
通过前后矛盾的对比，暴露出卓王孙丑恶的灵魂，这里的矛盾心理，更是把他的虚伪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