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话本小说还特别注重在具体的行动中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点。这使人物的刻画与情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通过璩秀秀的逃而捉、捉而逃，变成鬼也要与崔宁结合的一系列行动，展开了对她的性格刻画。尤其是秀秀同崔宁一同从郡王府出来时的描写，把她的性格刻画得越来越鲜明。当时“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撞见崔宁，便道：‘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躲则个。’”秀秀趁着王府失火的机会，收拾了一包金银绸缎准备逃离王府，不期撞上了崔宁，她便抓住这个时机，主动而大胆地向崔宁展开追求。两人一路走过去，她又说脚疼走不得路，有意识地向崔宁撒娇表示亲近。等到坐在崔宁家里，她又说：“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这简直有点像以主妇的身份指挥崔宁了。描写极为自然，朴素平易，璩秀秀的要求似乎都是未经考虑、临时引起的。但实际上，她都是早有准备、深思熟虑的，她一步紧似一步地逼向既定的目标，每一步行动都表现了她大胆、主动的性格，表现了她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在表面的漫不经心中带着几分女性的狡黠。最后，她见崔宁仍无动于衷，便借酒提起郡王昔日无意的随口许诺。见崔宁还是唯唯诺诺，不敢应接，她便挑穿话头，直接提出要与他“先做了夫妻”。崔宁还说“岂敢”，她便以“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相威胁，胆小怕事的崔宁只好屈从。以上情节通过秀秀步步进逼的行动和简单明了的几句话，把秀秀热烈、大胆、泼辣、执著追求爱情和人身自由的性格鲜明地突现了出来。
同时，宋人话本小说还注意通过人物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刻画人物形象的不同性格特征。璩秀秀、周胜仙、小夫人都是被压迫的妇女，同封建统治者和封建礼教存在矛盾，都曾勇敢地追求爱情婚姻幸福，并为此牺牲了生命。但她们的性格并不相同。小夫人虽是小妾，可以因“一句话破绽些”便被抛弃，可她毕竟曾被娇宠于贵家大族，所以她在追求爱情幸福时，就不及璩秀秀、周胜仙勇敢大胆，而且，她在追求爱情幸福时，还乞灵于金钱财物，不像璩秀秀、周胜仙主要靠感情的坚执去争取。璩秀秀是“养娘”，实际上只是个女奴，受尽压迫，对她来说，追求爱情婚姻的幸福是与争取人身自由连在一起的，所以她比周胜仙这个商人的女儿更加老练精细。她们都是大胆泼辣的，但璩秀秀面临的是重大的人生抉择，她深思熟虑，做好准备，步步逼向目标，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颇有心计。她的大胆袒露真心，她的泼辣威胁，都是为追求终生幸福所作的孤注一掷的斗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周胜仙的大胆泼辣，是一见钟情的少女的热情的冲动，她的机巧也只是在“眉头一纵”中产生。所以璩秀秀的每一次行动都显得那么胸有成竹，从容不迫，而周胜仙则是走一步算一步，而且缺乏应变能力。走出朱真家后，她“不认得路”；找到范二郎，被怀疑是鬼，只能被动挨打。她毕竟只是在父母的羽翼下长大的小鸟，比在生活的磨炼中长大的璩秀秀幼稚得多。
应该承认，宋人话本小说中使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并不太多，具有典型性的则更少。这既与话本小说的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有关，也与话本小说受“说话”影响，过于重视故事情节的弊病有关，有些篇目中的人物简直是湮没到曲折情节中去了。即使像《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这样较有影响的作品，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宋人话本小说显得较粗疏的主要表现之一。但是，宋人话本小说的人物描写所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是值得称道的，其描写的真实生动、人物形象的浮雕式的清晰，都达到了中国小说史上的新高度。
3.语言特色
宋人话本小说作为“说话”的底本，是通过说话人的口头讲述而与听众直接交流的。这样诉诸听觉的直接结果，是它只能使用通俗的白话，而不再使用艰深的文言。宋人话本小说是最早的纯粹的白话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白话来描叙社会的日常生活”。到了宋人话本小说，真正的白话小说才算是出现了，这是凡读过宋人话本小说的人都可感受到的。如《错斩崔宁》中的这段文字：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那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你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决，只得再问道：“
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吧，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
这是何等成熟优美的白话文！生动的叙述，复杂矛盾心理的描绘，都称得上是细致入微。前引描写璩秀秀逼崔宁一起逃走的话，其朴实流畅、生动细致也是令人赞叹的，而且是声口毕肖、极富个性色彩。
又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写张员外的四大愿：
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
虽然夸张得可笑，但却非常准确简练地刻画出一个吝啬刻薄的富翁的嘴脸。
宋代话本小说的语言以市民大众的口语为基础，经过说话人和加工者的提炼，一般具有通俗、生动、朴素的特点，而且生活气息浓厚，很富有表现力。
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中王婆向吴洪说媒的一段：
（吴教授）当日正在学堂里教书，只听得青布帘儿上铃声响，走将一个人入来。吴教授看那入来的人，不是别人，却是半年前搬去的邻舍王婆。元来那婆子是个撮合山，专靠做媒为生。吴教授相揖罢，道：“多时不见，而今婆婆在那里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妇，如今老媳妇在钱塘门里沿城住。”教授问：“婆婆高寿？”婆子道：“老媳妇犬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才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价费多少心神！据老媳妇愚见，也少不得一个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这里也几次问人来，却没这般头脑。”婆子道：“这个‘不是冤家不聚会’。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头好亲在这里。一千贯钱房卧，带一个从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乐器都会；又写得，算得，又是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个读书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教授听得说罢，喜从天降，笑逐颜开，道：“若还真个有这人时，可知好哩！只是这个小娘子如今在那里？”
这里刻画出了一个能说会道、善于迎逢周旋的市井媒婆的形象。她专程来给吴洪说媒，但并不开门见山，而是先拉闲话、见机行事。当吴洪讲到自己才二十二岁的时候，她先是同情和逢迎：“教授方才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的人。想教授每日价费多少心神！”接着就是试探：“据老媳妇愚见，也少不得一个小娘子相伴。”当探得吴洪很想成家时，她即把她那“一头好亲”抛了出来。她的语言是生动的市井语言，而且富有个性。像老媳妇长、老媳妇短、“不是冤家不聚会”这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都非常符合她的身份，非常个性化。吴洪的话虽然不多，但也都很符合身份，富有个性，特别是后来听了王婆的夸张介绍之后，他“喜从天降，笑逐颜开”，并急切问道：“只是这个小娘子如今在那里？”把他迫不及待地想找老婆的情态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两个人的音容笑貌、神情变化都写得惟妙惟肖，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至于《小夫人金钱赠少年》中的媒婆，则是为了金银不惜慌骗害人，但她们的话却说得十分俏皮：
张媒在路上与李媒商议道：“若说得这头亲事成，也有百十贯钱撰，只是员外说的话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个年少郎君，却肯随你这老头子？偏你这几根白胡须是沙糖拌的？”
从生动的口语、有趣的比喻中，可以听出鄙夷嘲笑之意。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们帮张员外把小夫人骗到手。
宋代话本小说还经常运用俗语、谚语和比喻，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使读者对其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形象深刻而鲜明。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对“禁魂张”张富的描写：
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作张员外。
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罄（磬）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
三言两语，将一个爱财如命的吝啬鬼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纯熟通俗的语言，流畅生动的叙述，大量民间口语、谚语的运用，标志着白话小说的成熟。不过，以泼辣俚俗为特色的宋人话本小说的语言也并非都提炼得很精粹，也时也有含糊、粗疏的毛病。但总的来看，中国小说从文言到白话的伟大转变，到宋人话本小说就已经完成了。而通俗、生动、朴素的语言风格，不但为明清的拟话本小说所继承、发展，而且为明清的章回小说所吸收、发展，并成为我国古代白话小说语言运用上的主要特色。
总之，从宋人话本小说的思想和艺术，可以看出它确实是市民的文学，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意识，从宋人话本小说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文学终于真正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