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南极冰川，还是中国西部高山冰川，冰川都有一个特性，即受坡降影响，每年总是以几十米或数百米速度流动着。托木尔峰下有一条呈“U”字形的木札尔特冰川古道，考察队业务秘书程彤事先初步考察了这条古道，认为很有科研价值。因此，当1978年7月刘东生带领考察队来到托木尔峰北坡夏特营地时，他便特意向刘东生作了介绍。不过他也说道，从夏特营地南下到那里，必须经过三个冰达坂（山口），即海拔3155.1米的木孜达坂、海拔3500.8米的哈达木孜达坂、海拔3582.0米的木札尔特达坂。这三个达坂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险，是南北水系的分水岭。冰达坂上裂缝纵横，峭壁千仞，行走十分艰难。不仅如此，一路上还要涉过激流滚滚的冰川河。刘东生此时已是六旬老人了，但他听了介绍后，很感兴趣，决心不顾险阻去木札尔特冰川古道考察。他们从夏特营地骑马出发，沿着北木札尔特河左岸前进，一直到达托木尔峰南坡科考队最后一个登山营地、海拔3508米的汗亚依拉克。同行的除了程彤外，还有队员陈福明、万国江等。
7月28日这天，艳阳高照，晴朗无风，是个利于出行的日子。早晨8时，刘东生、程彤等分别骑马离开汗亚依拉克营地，前往木札尔特冰川古道。他们先后经过阿尔恰勒特冰川西口和图拉苏冰川东口，来到必须涉过的特克斯河。程彤看到河水流速很急，便拣起一块石头投向河中试试深度，发现河水只有一米多深，可以骑马过河，于是他一马当先下水引路，刘东生骑着温顺的枣红马走在中间，后面由陈福明殿后。一行人顺利到了河对岸，然后又连续翻越了木孜达坂和哈达木孜达坂。
一路上，刘东生给队员们讲解所经地区的地质构造、岩性，采集了标本。他还不时停下来翻开地图查阅，间或画一画地质素描。抵达木札尔特冰达坂时，已是午餐时间。队员们把马放开，任其啃食青草，然后围着刘东生，边吃午餐边请教一些地质问题。
返程是快意的。一路下山，马跑得很快。从高山冰雪带，到玲珑剔透的冰塔区，再穿过高山草甸和茂密森林。当夕阳西下，烧红了天边云霞时，他们已来到早晨涉过的特克斯河。
“今天考察很有意义，可以对托木尔峰的南、北坡做些对比研究，不虚此行啊！”刘东生露出微笑的同时，向队友表达了他满意的心情。
置身特克斯河畔，眼前的河流与早上相比仿佛换了一副面孔。河水翻卷着白色浪花发出震耳的涛声，以至于感到大地都因之而震颤。程彤又投石试水，发现河水已有约两米深。河水明显暴涨！
队员们都知道个中原因。特克斯河像中国西部很多高山河流一样，由冰川融水补给。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后，冰川随之消融，融水从四面八方汇入河流，河流加大流量，到了下午就会暴涨。随着太阳西下，气温下降，冰川融解又会减少或暂停，到了午夜以后，河水水位自然又会下降。按照这个规律，要等到水位下降，就必须等到后半夜。
“如果等到午夜以后过河，虽然安全些，但夜里行军危险性加大，还是马上过河为好。”他们商定。
“陈福明先过河。刘队长在中间，我们几人在后面保护。各位把马肚带勒紧，东西拴好，准备过河！”程彤大声下达命令。
陈福明率先骑马试水。因河水冰凉刺骨，马入水后裹步不前。他吆喝着，扬鞭策马。刚走几步，水就淹没到马肚子。下泄的急流，险些把马冲倒，马挣扎着总算涉过了20多米宽的河流。
轮到刘队长过河了。他的坐骑因为胆小怎么也不肯下水，在岸边打着转转。大家见状强行哄赶，它才勉强踏入水中。一入水，马又向后退，程彤赶紧用鞭子抽打。马只好下到河中。不知是马行无力，还是水流过急，一个大浪打来，马竟然被冲倒了，刘东生坠入河中。马的四蹄朝上一晃，又慌乱地挣扎站起，受惊后的马跑上了岸。湍急的水流则把刘东生冲出20多米远，靠近了对岸不远的一个巨石。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险情惊呆了，几乎同时屏住了呼吸！程彤急忙高喊：“抓住石头！抓住石头！”刘东生听到喊声，顺势抓住石头。队友们不顾一切地扬鞭催马冲向对岸，扔了一条长绳给他，把他从水中拽了上来。
“急流中他没有下沉，是那略有防水功能的羽绒服遇水瞬间蓬松胀大，增加了浮力，如同穿了件救生衣。加上他在水中时间短，羽绒服还未来得及吸水瘪塌。否则，他被激流吞噬，卷入河底，上哪儿去找他？又上哪儿去救他！急也没用，真是天大的幸运啊！”程彤后来回忆说。
被冰冷河水浸透的刘东生，全身颤抖。队友们赶紧将他护送回营地，扒下湿衣，用酒擦身，让他恢复体温。炊事员也为他端来了暖身的红糖姜茶和羊肉汤。
当队友们担心刘东生会不会因此而感冒患病时，他却为落入河中的野外地质记录簿是否还在而忧心，为照相胶卷被水浸泡作废而惋惜。队友们告诉他，落水的行李未丢，记录簿因被塞进飞机上发的防水清洁袋中也完好无损。他拍摄的胶卷虽然作废，但其他队员所摄的胶卷可以替代，无碍工作。听了这些刘东生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次托木尔峰考察，刘东生又有了新发现。他在海拔3000～4000米的冰川前方看到了黄土层，而在这以前，青藏高原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同样海拔高度上，欧洲、美洲也都没有类似的黄土发现。他认为这里黄土的原始物质是由冰川从山上带下来的，而非来自沙漠。
刘东生院士有相当一部分科学考察工作是在青藏高原完成的。他看重青藏高原，是因为它的神圣与重要。正如他所说的：“按照地球板块理论，世界几大洲分处于几个板块之中，青藏高原这个地方，恰好处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的汇合处，因此成为科学家们了解和认识地球内部结构非常关键的地区之一。由于印度板块的楔进，亚欧板块被挤压，促使青藏高原逐年抬升，成为世界屋脊。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动物、植物、气候、人文等方面都出现了特殊性。因此说，这里又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曾提出一个从猿变人的假说。他认为，人类进化同青藏高原有着密切关系。猿人或者说人类的祖先，最早栖息于树上。在板块的作用下，地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诸如青藏高原逐步隆起、古特提斯海消失、大气和大洋环流发生重大改变、极地出现巨大冰盖等。随之而来的是地表植物的改变，猿人得以栖息的森林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大范围的干草原。为了生存，猿人必须走向地面，因此才有了直立行走与工具的使用，才促进了脑的发达，从而加速向人类的转化。刘东生院士认为，虽然这一假说尚未被科学界所证实，但并非没有道理。可以说，青藏高原是至今许多科学家思想的发源地，特别是在地球环境科学上，青藏高原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从青藏高原向外延展，也有很多需要探索的问题。刘东生说，一位英国昆虫学家曾发现他们那里有生活在距今一万年前的间冰期的昆虫化石，它的形体竟然同西藏一些活着的昆虫形体一样；还有的科学家发现，日本列岛和台湾岛的一些植物，同青藏高原的一些植物属种相同。这就引发人们的思考：在相距遥远的年代、遥远的地域，为什么会出现相同的昆虫？日本列岛、台湾岛与青藏高原之间，有滔滔的大海相隔，这些植物又是怎样“漂洋过海”的呢？
青藏高原，雪峰连绵，刘东生对之寄予了深情。每临大山，都让他想起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罗庸教授讲过的李白诗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罗教授认为，这首诗反映了李白的气魄，面对敬亭山，他看山不厌，山看他也不厌。刘东生谦逊地说：“我达不到李白那样的浩然境界，但我总能做到看山不厌。”
（八）
地球是个整体，致力于地质环境科学研究的刘东生十分清楚，仅熟悉地球的第三极——青藏高原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地球的其他两极——南极与北极。
1990年冬，74岁的刘东生经智利来到南设得兰群岛中乔治王岛的中国南极长城站，为主持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南极更新世晚期环境演变”做准备。
也许是青藏高原的重峦叠嶂，常常阻碍他的视野；也许是郁闭的密林，让他只能仰首透过缝隙看到蓝天。当他来到天高地阔、冰原无际的南极时，顿时感到宇宙从未有过的浩大。他伫立在海边，看浮冰躺在蔚蓝色的海面上，在海流的作用下，静静地飘移着。小的碎冰时聚时散，大的冰山姿态万千，随着潮汐变化时远时近，还不时变换着角度。在他看来，南极玄妙极了。降雪、凝冰、冰山崩溃，最后融于大海。不管人们认识它也罢，不认识它也好，这种进程永不休止地循环着。
这里让他感到新奇的东西太多了：由于病菌与病毒少，置身南极基本不会感冒，连苹果都很少腐烂。南极暖季的早期与晚期，夜很短，仅有两三个小时。由于太阳光的散射作用，这夜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夜，照常可以自由行动。遇上暴风雪，特别是那可怕的“白毛风”时，一片迷茫，极易迷路。钓上来的鳕鱼可当做餐桌上的美味，奇怪的是，鳕鱼胃中竟然含有镍币大小的贝壳，实在猜不出鳕鱼怎样去消化它。刘东生在长城站工作了两个多月，完成了对这里的第四纪地质考察工作。1997年，他荣获中国南极探险研究特别奖。
踏访了南极乔治王岛，感受了冈瓦纳古陆分解漂移后形成的南极大陆后，经不住诱惑，他又要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此行除了野外考察外，他还负有一项特殊的使命——促成中国在北极创建科学考察站。
在北极创建中国的科学考察站，是刘东生多年前就提出来的想法。1991年，时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主席的高登义从北极考察归来，向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刘东生汇报情况，说这次考察看到了《斯瓦尔巴条约》的原文，这为中国人建立北极站提供了法律根据。《斯瓦尔巴条约》是1920年签订的一项条约，中国于1925年成为该条约签字国，根据该条约，中国有权进入北极的斯岛进行考察、开矿、旅游和经商。刘东生认为，既然如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条约到北极创建科学考察站，强化中国的北极考察。他的主张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1996年8月18日，年届79岁高龄的刘东生在高登义陪同下到达斯岛。由于他在国际第四纪科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当地的州长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并希望中国尽快来这个群岛建站。
在这里，刘东生看到了南、北两极的明显差异。地处南纬62度12分的南极乔治王岛，尽管他去的时候是暖季，却仍然是冰封一片，山岩上仅有耐寒的苔藓生长。而地处北纬78度的斯瓦尔巴群岛，地面上却长着茵茵茂草，艳丽的野花在微风中摇曳。究其原因，是因为斯岛的夏季受到了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才温暖如春。
如果不是置身这里，他决然不会想到，地处北冰洋中的斯瓦尔巴群岛居然早就同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一个多世纪前，一些挪威人、荷兰人出于钦慕中国，又不愿意沿着哥伦布寻找新大陆的航线行进，便试图越过北极另辟新路赴中国。结果愿望没有实现，却在进军北极时意外地发现了斯瓦尔巴群岛，即当时所称的斯卑次卑尔根群岛。巧合的是，刘东生到达这个岛上时，岛上一所学校正举办发现斯瓦尔巴群岛150周年图展。他饶有兴趣地看了展览，不禁感慨万千，觉得今日中国人在重振中华大国雄风上，应该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其中包括强化北极考察。
2001年10月，以高登义为队长的一支科学探险队前往斯瓦尔巴群岛考察，刘东生为高登义送行。有记者问刘东生，中国派队赴北极考察意义何在？他回答：“北极作为距离中国更近的极地，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资源，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人不能漠视。”让刘东生欣慰的是，2004年，中国终于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中国首个北极考察站——黄河站。
74岁去南极，79岁赴北极，84岁他还拎着地质锤在海拔5000余米的空气稀薄的西藏米拉山口敲打山岩。年龄，没有让他在艰险面前却步；科学，却引导他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于是，同事们送他一个绰号——“超级老头儿”。
（九）
德高望重的刘东生，桃李满天下。“师高弟子强”，一批学生在他悉心培养下茁壮成长，其中安芷生、刘嘉麒、朱日祥和丁仲礼四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令人赞叹的是，在他的鼓励和主导下，他的学生的研究方向，绝大多数都没有承袭或“克隆”刘东生擅长的古生物学，而是各自开拓出了新领域：丁仲礼从事古土壤和天文轨道研究，刘嘉麒从事火山岩研究，韩家懋和刘秀铭从事黄土磁学研究，郭正堂从事土壤微形态学研究，顾兆炎从事地球化学研究，肖举乐从事湖泊环境研究，谭明从事石笋古气候研究，储国强从事湖泊古气候研究等等。刘东生不仅着意将自己的学生安排到各不相同的研究方向上，还尽其可能委托国内该方面最负盛名的专家予以指导，以博采众长。这有效地避免了由于“近亲结婚”而导致的学科研究退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杂交优势”。
高瞻远瞩、循循善诱、严格要求、言传身教，是刘东生把学生引向科研正路的最根本手段。
“中国文人难以摆脱对美的偏见，因而成为进步的障碍。在他们的眼里，步行是低下的。地质工作就等于直接放弃了做人的所有尊严……”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说过的这段话，刘东生认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警示。在地质学界，如果不摆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偏见，那将是致命的。
不过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例外，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丁文江就说过：“徐霞客究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国络也。此种‘求知’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徐霞客）已得之280年前。”他认为，徐霞客作为中国地理与地质考察的先驱，大大超前于欧美人士。丁文江本人亦曾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
刘东生有机会就向学生们灌输徐霞客精神。他还亲力亲为，做出榜样。黄土高原、地球三极考察后，82岁的他又于1999年乘考察船远征南沙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