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南海海洋研究，刘东生还与之有段渊源。科学研究表明，通过X－射线对珊瑚拍照，所获照片能够揭示珊瑚年际界线和生长率，可以分析其间的海洋环境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期，刘东生在澳大利亚海洋研究所考察，见到澳方学者使用了这一手段，深感值得借鉴。回国后，他专程到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找到聂宝符，建议开展这一研究。研究实施后，果见显效，聂宝符等后来不仅利用珊瑚生长率研究南海的年平均海水温度，还开展了更高分辨率的一年内各月海水温度变化的研究。
1999年初，刘东生得知他在南海所工作的学生余克服要赴南沙群岛考察，便要余克服帮助他向南海所申请一道同行。消息传出，从中科院领导到地质所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持反对态度。理由很简单，刘院士年事已高，加上南沙群岛远离大陆，一旦有个意外救援都来不及。执意要去的刘东生理由同样充分：“我的学生研究南沙群岛珊瑚礁，作为导师的我至少应该去看一看。”
在让他去与不去的关键时刻，决定的一票留给了他的夫人胡长康。同刘院士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胡长康最了解老伴的心思：“考察就是他的生命，他不晕船，可以去。”不久，南海所的“实验3号”科学考察船自广州启碇了，刘东生终于实现了赴南沙群岛的愿望，成为考察队中年龄最长者。
离开码头及欢送的人群，考察船鸣着雄浑的汽笛声驶出浑黄的珠江口，驶入白浪滚滚的南海。船体摇晃明显，为避免晕船，包括余克服在内的不少年轻队员都回到各自舱内躺在床上。刘院士与同舱的王关养高级工程师也躺下了。不知过了多久，王关养睁开眼睛，突然发现刘院士床位空了，人不知到哪儿去了，他马上报告给考察队长。大家从船舱找到船舷通道，又从通道绕到船台最高处，终于发现刘东生正在那里扛着录像机对着大海录像！他说：“我躺在床上，感觉风浪好像越来越大，便想着利用这个机会把冲起的大浪录下来，留个资料。”
登高赶浪拍摄，岂止需要胆量，更要拥有非同一般的适航能力！此情此景，让虚惊一场的队友们，笃信这位“超级老头儿”完全能够胜任这次海洋科学考察。日夜兼程的航行后，考察船于三天后到达南沙海域。随考察船巡行了太平岛、华阳礁、六门礁等岛礁后，刘东生还穿上红色救生衣，随队员下到运输艇上，从深海区驶上浅水礁盘，登上永暑礁。海底拖网、海底沉积物取样等考察项目，常常在深夜进行，刘院士也照样起来观察、录像。他还提醒学生余克服：“野外工作务必细致，尽可能多地获取第一手材料。”30多天的海上考察结束后，刘院士胜利而归。
更让他的学生为之瞠目的是，2004年，年已87岁的“超级老头儿”竟然又现身新疆罗布泊。罗布泊，这是一个谜一样的地方，一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里的传奇有许许多多。上世纪初，罗布泊还是一片水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在这里放下木船，荡舟其上。罗布泊干涸后，地貌的剧变又引来无数的考察者。上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家彭加木在此地留下“向东找水去！”几个字后便失踪了，成为永远没有谜底的自然科学之谜。1996年，上海独行侠余纯顺在这里实施穿越，魂断荒漠，再现了罗布泊的残酷。而今刘东生续写传奇，仅他那让人为之咋舌的年纪，就够让人担心的。
还在他念中学时，刘东生就知道罗布泊，并心向往之。大学毕业时，他的一位老师要到新疆搞地质调查，本来他可以随行，不巧他胃病发作错过机缘。后来他作为地质学家，天山的托木尔峰、华夏最低点艾丁湖、酷热难耐的吐鲁番等新疆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唯有罗布泊成了他的考察盲区。在他的视野里，罗布泊和楼兰地质地貌是新疆所特有的，地学研究者不可遗漏。有鉴于此，他给多次出入罗布泊考察的中科院研究员夏训诚打招呼：“一旦有机会不要忘了我。”
机会果然来了。2004年9月，夏训诚又要组队赴罗布泊考察。他首先想到刘院士的嘱托，转而又想到他的年龄，怕有闪失，又犹豫了。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从新疆把电话打到刘东生家里。电话这边的刘东生一听，不仅表示参加，态度还非常坚决。为慎重起见，夏训诚约刘东生老伴胡长康与丈夫同行，这样可以多个照应。
“都进入罗布泊了，他老伴才告诉我，他去年4月做过腹动脉瘤和肾动脉介入治疗，肚子里带着3个支架！”夏训诚不无担心地对队友说。还有，跟着来的刘夫人本身也是需要关照的老人啊！
在罗布泊，每天出门考察，刘东生总是和普通考察队员一样，收拾好跟随了他几十年的地质背包，自己拎着走。有人伸出援手，他总是说：“我自己能行！”到了考察地点，他总是争取下车察看和绘图。在罗布泊北部“龙城”，突起于地面的一个个雅丹展布开来，看上去宛若大海涌起的波涛。刘东生被它吸引住了，只见他身着黄色夹克衫，宽松的裤管里露出细细的腿骨，弓着微驼的背，拎着一把伴他多年的地质锤，向一个先缓后陡的20多米高的雅丹顶部攀去。待到了崖壁处，他敲下土块观察取样，又照例取出笔记本画素描，写下经纬方位。在场者见状，无不为他坚忍不拔的科学精神所感动。
在路上，一个钾盐矿展现在他们面前，脚下就是卤化池。刘东生用双手捧起卤水送到嘴边舔了一下，喃喃自语道：“终于尝到罗布泊的味道了。”罗布泊考察结束后，他们又去了闻名中外的楼兰古城。
此次罗布泊考察历时10天，行程3000余公里，其中有一半时间在罗布泊。刘院士对考察始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年轻人般的热情，还一再以“太不虚此行了”概述他的体会。考察队最终安全回到乌鲁木齐，夏训诚这颗悬了多日的心才算放下。
这种挑战生命的精神难道仅仅是对他学生的激励吗？不！那是对所有人的激励，因为这是生命的绝唱。
多年来，刘东生众多学生从他身上汲取的，不仅仅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还有尊重科学、严谨治学、不慕虚名的优良学风。当年他师从杨钟健，悟到“同一流科学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十分利于提高研究水平，现在又轮到他的众多学生“同他在一个锅里吃饭”，那同样是让他们受益一辈子的经历。
1987年，聂高众与其他师兄弟一道随老师刘东生到甘肃白草塬黄土上打钻。刘东生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做记录，并包装好样品。学生们却随便将黄土样品包成一坨，用细绳扎上，看起来像个中药包。刘东生看到他们如此马虎，便教他们将样品切成方方正正的块儿，然后包装整齐，再在包装上标明方向。他对学生们讲，这样做有助于在实验室对样品黄土岩性、物理性状、磁学测量进行测定。学生们懂得了道理，从此不再草率从事。
“一支铅笔到了他手中赛过数码相机。”刘院士的学生靳春胜，用饱含崇拜的语句如此形容老师的素描能力。2005年夏初，靳春胜等随刘东生赴甘肃省秦安县进行晚新生代黄土－古土壤考察。车每到一处停下，老师都会下车尽可能地接近剖面，并扬起冰镐刨下土块细致观察。看到刘院士一丝不苟地做记录、画剖面素描图、观察黄土成分和结构，靳春胜感慨地说，真真领略到了大学问家的深厚功底，特别是老师画的剖面素描图，有时还着上颜色，又逼真，又漂亮。
对于实验室工作，吕厚远留下了让他永生难忘的一段记忆。一天中午，他同老师刘东生一道吃盒饭，刘院士边吃边提示他：“实验室的基本训练是做研究的根本，有人做化学分析实验，不知道分析结果1和1.00的差别，别人做出1.00的数据还笑话人家，这怎么能行呢！”“研究工作要有自己的体系，这是最重要的，就怕不成体系。没有体系就没有特点，一个单位没有特点这个单位就失去了价值，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研究体系，他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科学实验要精益求精，科学研究要有独到的学科特点，可以说，这些叮嘱对于任何科研人员来说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前进在科学道路上的年轻学者需要点拨，对此，谭明体会尤深。一次，他在北京石花洞石笋中找到发育很好的微生长层，向老师刘东生报喜。“那好哇！影响石笋层厚变化可能因素是什么？”刘东生问道。“是降水。”谭明肯定地回答。“先不要这么早下结论，温度影响也要考虑。”这话当时谭明并没有听进去。事后证明，刘东生的意见是对的，这给谭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博士后期间，肖举乐一直琢磨着做点有特点的题目，但不知做什么好。他想从事湖泊环境研究，但又觉得费时、费力，难度较大；他想做全新世黄土，又觉得找到好的黄土剖面远非易事。正当他拿捏不准之际，1996年3月的一天，刘东生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话题是湖泊。刘东生从青藏高原的湖泊谈到内蒙古和华南的湖泊，又论及我国湖泊沉积和环境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等等。接着他真诚地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黄土，通过黄土对环境变化有了一些认识，说老实话还不够。黄土区周围有很多湖，像青海湖、三门湖，内蒙古也有湖，就不知道这些湖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与黄土一模一样还是有所区别？”一席话激发了肖举乐一辈子从事湖泊环境研究的决心。它让肖举乐难忘的是，尽管老师知道他在日本琵琶湖做了一点研究工作，可并没有以指令式语气要他继续从事湖泊环境研究，而是通过轻松愉快的交流和谈心，让他自己领悟到做湖泊研究势在必行并且责无旁贷。他觉得“这也许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
科学需要严谨，对于任何有违这一精神的人与事，刘东生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说发生在他的学生身上。他有位学生写了篇论文，刘东生认为应该先寄到国外征询某科学家意见后再行发表。这位学生觉得反正是文责自负，所以没有必要征询意见。刘东生听后非常生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他从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到虚心求教如何有益，一直讲到为人处世应该谦恭等，从中午到傍晚足足训了好几个小时。在场的学生们找到了招惹老师生气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做学问应该严谨的道理。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不能随意抛出来，应当在扎扎实实的工作之后，再多方请教，务求严谨求真……我们惭愧自己年少轻狂。”
作为科学家，仅自身获得重要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能培养和打造出一支精干的队伍，做到后继有人。刘东生以其严谨的科学精神和高尚的师德，两者均做到了。对于后一点，中国科学院广州地化所陈毓蔚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在1956年兰州地质所建立时，我们的前辈侯德封老所长说过，地质所似一只老母鸡，兰州地质所是它下的一只蛋，他感到很欣慰。刘东生先生又何尝不是将我国第四纪学科下了五个蛋（研究基地），从北京两个延伸到贵阳、广州、西安，并培育出多名院士及一支强有力的学术队伍，这是刘先生对我国第四纪科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十）
刘东生最喜欢马克思的一句话：“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有幸能够致力科学研究的人，应该首先拿他们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刘东生的一生正是这样做的。
有的年轻研究人员问他为什么能够多年情系黄土地？他的回答朴实而又真切：“我们吃了农民的馒头，我们就应该为他们做工作。”知道感恩才会知道回报。
一位记者问他：“你几十年来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国家需求是支持我研究的最大动力。”“我觉得，只要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吃亏的感觉。这是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难道不是吗？从1954年开始的三门峡水土保持调查到1957年的黄土大面积网络状路线调查直到希夏邦马峰和托木尔峰的科学考察，刘东生总是在国家下达的项目中投入全部的真诚，并借机寻求新的学科突破点与生长点。
正因为他将祖国至上，人民至上，一生倾注于科研，才取得了一系列为国内外公认的科学成就。他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二等奖、中国绿色科技奖特别金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陈嘉庚奖、何梁何利奖、洪堡奖章等，还获得了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
2002年4月12日，刘东生偕同夫人胡长康，出席了在美国洛杉矶四季宾馆大厅举行的2002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颁奖典礼。评审委员会成员科恩教授在会上阐述颁奖理由时，明确而又富于诗意：“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另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书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是谁识就了黄土这本大书，并将其‘写出’，为国际同行所赏识，以至让中国科学界为之骄傲？是位于主席台旁，准备领奖的刘东生院士，当然也包括他领导的黄土研究团队。获得这一殊荣者，在中国他是第一人，在亚洲他是第二人。”
此时此刻，刘东生并没有把这无上的荣光归于自己。他对同事回忆说：“在获奖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没有他们的传道、授业与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大路上走得这么远。”
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感激，刘东生领奖回国后，特意来到自己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王恒升院士家里报喜。王院士的女儿王莹棣说：“那年父亲102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刘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大概仅有父亲健在了。难得刘先生耄耋之年大喜之时，还惦念着60多年前的老师！如此人品风范，怎么不让人敬佩。”几句肺腑之言说出，王莹棣已是泪光盈盈。
两年后，更为辉煌的时刻来临。200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为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王永志颁奖，并与之合影。
为分享这一幸福时刻，来自南开大学的20多位老同学与刘东生夫妇聚首庆祝。那醒目的横幅，那热情洋溢的氛围，让南开人再一次品味出“允公，允能”校训的丰富内涵。
仰望夜空，银河中群星璀璨，那颗以刘东生院士名字命名的58605号小行星显得格外明亮。它承载着刘东生丰厚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不仅永存宇宙，还时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科研人员将之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参考文献］
[1] 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编. 纪念刘东生院士[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2] 潘云唐. 刘东生——揭开黄土的奥秘[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