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教授回忆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曾说：“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银元，宿费两学期30元（每年共须交费90银元），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银元相比，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元，第二学期25银元，每年共51银元；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银元，每年58银元。又，1934年制定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银元，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银元；（乙）实验费每学期5银元，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元。”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银元。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4所私立大学，复旦、光华、大同、大夏，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所收学费如下：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元；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元，每年100银元；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元，每年120银元；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元，每年90银元（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元，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元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元；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元。
20世纪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元。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元之间，平均约为22银元；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或免费的师范院校。当时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一般人家子弟确实是上不起的。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5％～10％，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1/3；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2／3。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月薪起点一般为50银元；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元。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等，月薪在100～200银元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元；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元。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
20世纪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4800元。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教育成本的问题。
教育成本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服务而耗费的资源的价值，它既包括以货币支出的教育资源的价值，也包括因资源用于教育所造成的损失，前者为实支成本，后者为机会成本。
教育成本是确定学费标准的最重要依据，学费主要考虑教育的实支成本，不考虑机会成本。教育成本的测算主要包括下列项目：工资、劳务费、业务费、修缮费、折旧费。并不是高校的所有支出都计入教育成本的，一些不是为教学而进行的支出都不应计入教育成本，如给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学生住宿方面的支出与补贴，校办企业的支出等。
学费应该是教育成本的分担和补偿。高等教育并非营利机构，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观点至少现在是不符合高等教育现实情况的。
湖南桃源一中校长王义生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提供了他相对缜密的“一个湖南桃源高中生的教育成本”：3500～4500元之间。据称这是一项非常麻烦的计算，要综合考虑教师工资、学校图书设备以及日常办公经费等因素，“最困难的是现在电脑更新太快，其成本的摊入需要特别当心”。
有了教育成本的基数，这位中学校长的推演就有了逻辑前提。
教师编制的定编方式有班额制、师生比制两种。如果取平均数，即一个高中生一年的教育成本为4000元，52个学生的成本则为20.8万元。成本与实际的收入相比，那么一个班级每年的教育缺口是6.4万元。
王校长据此提出他的问题：从办学者立场发现的事实，如果放到地方政府整体背景观察，结论却不那么令人乐观——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仅仅教师吃饭，就占了财政的60%。能够正常发放教师的工资就很不容易了。
教育乱收费的原因就不难找到：缺乏监督、经费困难、资金截留——首先是学校受利益驱动，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其次是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学校自身经费困难；第三是教育资金被有关部门截留、挪用。
中学如斯，大学亦然。高层的教育部官员与基层的实际办学者，都真诚地感叹，“中国的困难确实还是在发展中办大教育”。这层中国现实，教育专家金熙斌回顾中国教育发展历程时称，“我们60年代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后来则是以国家为主的多渠道筹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制止教育乱收费的通知措辞一年比一年严厉，查处力度也似乎一年比一年大，但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愈演愈烈？
不少专家指出，治理中小学乱收费问题不能只在每年春秋两季搞“运动”，现在很多学校甚至掌握了打击的周期，风头紧时规规矩矩，风头一过，照样变相收费。
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是各级政府对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不少地方政府只给政策不给钱，教师的政策性补贴也有相当比例需要学校自筹；而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标准普及，硬件设施更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教育经费缺口很大，不少学校连维持日常运转都困难，甚至靠借贷度日。
一方面投入不足，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也极不平衡。据介绍，目前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教育投资的9％，省级财政承担13％，合计只有22％，而国家投入的9％大部分进入国家直属大学，省级财政的13％大部分进入省属大学和部分中学，剩下的绝大部分投入需求下达到下级财政。
与中国教育经费结构构成相异的是，教育在美国州、地方政府经费支出中占绝对优先地位。即便如此，多渠道的教育投资仍然在教育总成本的1/2以上。
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拨款大多来自政府预算，即政府日常收入所依赖的各项税收，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联邦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收入的主要基础，以联邦资助的形式，提供给各州和地方。美国将4.4%的个人所得投资于教育。消费税是州政府收取的最主要税种，在美国有40个州以公共消费税为主要收入，这也是州支持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2002年，美国州征集的消费税总共1304.2亿美元，约有33.2%的税收用于投资教育。
财产税是地方政府支持教育的最主要经费来源。在美国，设有独立学区的41个州中，学校从地方税收入中获得的教育资金97.4%是由财产税提供的。
美国人拿不到人均年收入一半的钱培养一个大学生，我们则必须拿出人均年收入13倍的钱来培养一个大学生！
2003年10月1日，教育部长周济先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总政策辩论会上表示，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将继续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同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特别要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要密切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结合。
如果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收费制度不变，中国高等教育很难真正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为它对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作用束缚了人们的心智，而它的高收费制度又在某种程度上榨干了百姓的血汗钱从而使人们陷入百般不得翻身的境地。
教育乱收费作为一个“牛皮癣”，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集权。
缺乏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治权力如此，经济权力也是如此。小小一个收费权，其实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权能资源可以分立：收多少钱，怎么收钱，应该是有规则的，那么由谁来制定收费的规则呢？这是收费中的规制权；由谁来执行收费的任务呢？这是收费的执行权；最后是收费的收益权，也就是收来的钱由谁获益——这三权类似于政治体制中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收费中规制权、执行权和收益权这三权的过度集中，集中到学校这个单一的部门手中。
管理学上有著名的“分苹果的规则”：两个人分苹果，如何保证两人尽可能分得同样大的一半呢？最好的安排是让一个人切，另外一个人分。这也就是执行权和收益权的分立与制衡所带来的公正。教育收费同样如此。
诺贝尔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多世纪来的梦想，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这些问鼎过诺贝尔奖的华人，成了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然而诺贝尔年年评奖，年年花落人家，诺贝尔，几乎成了中国科学家和文学家们的心结。
说诺贝尔与中国的距离，就像说北京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一样，可谓见仁见智。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02年诺贝尔奖面世后，北京一家媒体在“诺贝尔周”走进北京的中小学校园。一所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在回答“将来是愿意当盖茨还是当牛顿”时，我们听到的是盖茨，此起彼伏骄傲的回应声。这不得不使人联想到每年地坛公园举办的高招咨询现场，咨询会上最火暴的，绝不是基础的理论学科专业，而是那些计算机、弱电和信息类应用专业的咨询台。
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清华大学，近些年全国高考最高分的理科状元几乎全部都集中在了计算机等几类应用学科专业，“神童”们对于基础理论专业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未来的比尔·盖茨身上。
美国人不必对中国教育付出的巨大代价做什么，只需在中国设置两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托福、GRE，就轻轻松松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也就是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收割走。
中国搞科研的人并不比日本差，但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却始终与之无缘的事实，的确让人深思。太强调科研“果实”而忽略“开花”的过程，是近年来我国许多科技成果虽然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基础研究始终难有重大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好像奥运会比赛，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夺取几块金牌本身，更多的意义恐怕还在于要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
教育，在其中应承担着很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