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国高校主旋律
何为大学？大学者，大爱也。即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只有这样才能请得来并且留得住大师。
清华大学曾任校长梅贻琦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业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并非物质上的简单堆砌，并非几幢高楼所能承载的，大学更需要的是一种内涵和精神。
这种精神是宽松自由的、开放的，是一种拥有深厚积淀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学校和老师不再只注重于成果的量化考核，而是一种能够对老师学术的充分容忍，正如普林斯顿大学能够30年如一日容忍经济学家纳什一样；在这种氛围中学生和老师是一种融洽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充满了人性的关怀，不再是冷漠的机械式的知识“输出”与“输入”的关系。
今天的大学似乎已经进入了“大跃进”时代，不断攀比的大学城、几所大学的大合并、一位教授带几十名研究生的大讲堂、最后酿成高校内部的偌大黑洞……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学的特有景观，也引来了种种冷思考——
思考1大合并：“本”不变何来“质”变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做大”已经成为中国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的头等目标。在这种旗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出现了高校学校改名热、学科和专业设置求全趋同、纷纷占地建设第二校园等现象，实际上已形成一股愈演愈烈的高校重复建设风。业内人士甚至将它比喻成高教领域的一次“大跃进”。
新华社《焦点网谈》记者对高校大省陕西调查表明，“随着高校学科、专业及学生人数大量增加，许多原来在校生规模只有3000人左右的高校，普遍增到13万左右，于是西安的高校中出现了一股征地扩建新校区热潮”。“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向南延伸到秦岭北麓的土地，已被高校征完。”“有的学校还没有建设计划，便先将征地圈起来。”
整合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社会整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断的和有效的动力机制和活力表现。没有整合，就没有任何活力和动力，社会各子系统就不可能运动，社会就谈不上发展。因为，社会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有机体，它需要不断地运动、更新、调整，才能够适应大自然体系的客观发展规律，借以发展、壮大。社会整合后的成功与否，必须要在整合的实践中去检验。也正是这种不断的整合、检验、识别、协调、认同，融合，最后融为一个运动发展着的、具有强烈生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实体，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中国建国以来的两次高校整合，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1952年—1960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共和国诞生以后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建国后百废待兴的建设需要，针对专门建设人才的匮乏，相继建立了一批专业分工较细的理工学院和文理大学。高等学校的数量由建国时的几十所，发展到400多所；1952年的大学调整，按照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的话说是利大于弊，因为经过那次调整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这种整合模式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办学模式。这些专业学院的建立，客观地说，为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符合国情国力的。
1992年—2000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教育界第2次大的整合，就是曾经流行的“并校运动”，这次大规模的并校，它的利弊如何，目前，还很难下结论。就其并校的总体指导思想，是针对人才培养的模式单一、忽视学生个性发展、人文教育偏弱、知识结构贫乏、不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等弊病而采取的并校模式。
我国目前共有1000多所普通高校。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苏联模式，国家把大学分成教育部直属、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所属院校三大类，许多部委属大学基本上都是以行业为特色，设置学科和专业。类似像石油、纺织、轻工业、统计、邮电、农业、林业、矿业、冶金、建筑等院校，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大区设立。
高等院校一哄而起，都在向多学科发展，都在向大而全迈进，无疑是出现在教育界的一次大跃进。这不仅违反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而且也会导致我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
就中国目前合并的高等学校的层次来看，教育专家分析存在着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全国部属的重点大学，如60年代国家重点建设的60多所重点大学和90年代初实施的“211工程”和通过“211工程”评估的全国百所重点大学，被称之为“强强合并”；第二个层面省属或地方学院，由于过去的投入条件所限，只能在某些学科、某些领域有了较大的突破，被称之为“强弱合并”；第三个层面是系统内的地方学院和业余大学，被称之为“弱弱合并”。
人们担心的是，各高校的征地建设热会不会形成半拉子工程，重蹈20世纪60年代高校热的覆辙。
整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高校整合为学科建设的相互渗透、互补、交叉、融合提供了一个机会。目的是营造一个具有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工商法律共生、医学生物互补、文化资源共享的学术生态环境，这就是整合后的理想的综合大学模式。目前的高校整合中距离这个理想的环境还有一定的过程。
人们对于大学的概念已经逐渐锁定到一种共识上，那就是大学者，大规模也。这种扩张无异于企业的粗放式经营，只能带来短期的效益，付出的却是沉重的代价。
北大 “建世界一流大学”改革方案告诉我们，体制不动，一切都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你甚至可以认为你在建设“宇宙一流大学”也没有多少人去反驳你。高校的官本位体制甚嚣尘上、教授在学校被奴役地位、学校官员的管理低素质、党务人员的横加干预、外行领导内行等状况不改变，任你怎么合并，任你出台再合理可行的改革方案，要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思考2大讲堂：一个茶壶能敌几十个杯
薄薄一纸“研究生转导师申请表”，在上海交通大学9名博士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看来，却是如此沉重。一年前，上海交大电子信息技术学院9名博士生先后向学校要求更换导师王永成，到2003年7月，他们全部转到其他导师名下，但是“申请表”排在第一位的“转出导师意见”一栏，始终是一片空白。
王永成，66岁，信息处理专家，是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国防预研及一项国家863计划的负责人。离开王永成前，9名博士生都在上海交大纳讯高科技应用有限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正是王永成的教学办公室，而王永成的妻子陈祖申是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法人。
“我们决定更换导师，不是因为他让我们给他的公司干活，现在开公司的导师很多；也不是因为他给我们报酬太低，我们有些人并不缺钱；我们要走，是学术心态问题——对我们来说，他不是疏于指导，而是误人子弟！” 一位博士生如是说，“反过来是学生在不断开题答辩、毕业答辩时‘培训’了他……”王永成也承认自己“已不能编任何程序了，甚至不会打字了”。
通过由北师大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王建民组织的对北京20余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研究生培养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热门专业导师每人带20名以上的在校研究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而带研究生最多的一位教授所带学生人数达到47人。
200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硝烟刚刚淡去，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将达到33万，比2003年增长22%。连年大幅度的研究生扩招，已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随之而来的教师负担过重、研究生质量下滑等一系列“副作用”，也成为高校和教育部门苦苦求解的难题。
事实上，一些热门专业的热门导师带二三十个研究生根本不足为奇，有的导师甚至一届就带十几个。有人将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比喻为茶杯和茶壶，那么当30个茶杯围绕着1个茶壶的时候，茶壶有能力将他们都灌满水吗？
……近年来，有关博士生、硕士生与导师之间的新闻不断。
一位博士生导师对此颇有微词：“现在有些导师简直是胡搞！某些文科专业甚至出现了一个导师带三四十个博士(包括在职博士生)的现象。按规定博士论文字数不得少于10万字，而每个学生的论文在答辩前老师至少也应该看二三遍。”
种种现象我们不难看出，博士生教育体制多年来积弊颇深。相当一部分人评上博导后，就离开了科研第一线，利用自己掌握的学生、学术资源，把争取到的课题，全部转移到自己带的学生头上，自己则忙着继续跑项目、要经费，成了包工头。
“王永成们”也有苦衷：“现在学校没有下达的科研项目，主要靠教授从外面争取。学生总以为老师搞了许多项目，很有钱，他们哪里知道项目太难争取了！钱太难到位了！”
中国的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大跃进”。
20年前，中国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老一代的博导退休了，去世了，他的博士授予权就转移到了本校本系本所本室的新一代人手里。如果新一代的导师也是国内公认的名家，博士点还算名副其实。但人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青胜于蓝，而是二世而衰，乃至二世而亡。
东南大学有1445名博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却不到200名。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该校每个博导平均要带十多个博士生，根本带不过来。
更为离奇的是，已经去世的某位百岁教授，在病中还指导12位博士生，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指导的。而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博导或外聘博导，博士生一年都难见他们一面。
一位教授形象地举例称，现在的博士论文甚至出现《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这样不入流的论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蕴藏的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深刻危机。
以至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导发出“博士硕士生源不如本科生”的慨叹。更麻烦的是官员们也看上了博士、硕士头衔的好处，于是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博士、硕士，他们入学考试和普通考生就不是公平竞争。有人入了校，不上课，还有官员的毕业论文是秘书捉刀代笔。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
本来，考察一个大学，特别是综合性研究性的大学，首先是衡量学术水平，学术思想活跃，能够在国际国内居于领先地位，有一批名教授，能够培养出好学生，就是好大学。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同行自有公论，社会自有公论。现在，博士点硕士点的多少，就成了衡量大学地位的硬指标。一个大学，一个院系，一个学科，如果拿不下博士点，教学质量再高，学术成果再多，也是白搭。在这种气氛里，人们的兴奋点便从学术创新转向学术包装，转向争取什么级别的课题项目，拿到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用什么公关方式达到这个目的，而学术问题本身，却被冷落到一边。
学习动机一旦偏离了求知的目的，学习态度随之变化。代上课、代考试、代做论文比比皆是。
思考3大黑洞：象牙塔里的“学术蝗祸”
2003年初，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寝食难安，因为他的名字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1月8日，著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网站发表一篇网文，揭露一篇署名“李仕峰、顾冠群”的论文剽窃了国外论文。李仕峰是顾冠群的博士生。很快，东南大学作出反应：李仕峰私自署上了顾冠群为第二作者，完全是“李个人行为”。因此，顾校长暂时从此事中摆脱出来。
不料，一波未平，数波又起。新语丝网站又连续发表文章称，另两篇署名李仕峰、顾冠群的论文同样是剽窃之作。紧接着，第四篇被认为有问题的论文又亮相新语丝。
在新语丝这个以学术打假著称的舞台上，聚光灯无情地照在了顾冠群身上。
据悉，事发当天，李仕峰电话告知在北京开会的顾院士后，顾彻夜未眠。
顾冠群院士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事中国早期网络研究的权威，1965年研究出中国第一台晶体管积分机，1988年他开发出X25通信控制器，打破了国外的垄断，参与主持中国科研网与中国教育科研网的建立，在学术界有威望，是江苏高校第一位民选校长。
顾冠群2002年9月23日在东南大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笃守诚信，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讲话时特别强调，“丑话说在前，经评审和核实后，学位论文确有抄袭和剽窃的，不仅要处理研究生，也要处理指导教师”。
非常不幸的是，这个“丑话”几个月后落到了他本人的身上。
“一方在真诚劳动，一方在假冒伪劣，这就是当前学术界的现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直指学术腐败。
连象牙之塔里学术界也不干净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上至名牌大学校长、院士，下至一般研究生，造假者越来越多，胆气越来越足，社会上鲜活的这全有，论文敢抄，数据敢伪造，假论文敢发，整本书都敢掠为己有，名家的敢偷，洋人的敢剽，评奖方面更是乌烟瘴气，裙带关系，收贿送礼，近水楼台先得月，评奖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自己的著作评头奖……这一切使中国学术界在全世界面前黯然失色。”
北师大教授美国史和世界史的杨玉圣和新语丝网站“站长”方舟子博士以“学术打假”为已任，成果显赫。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算是被折腾得最多的一个，他的“青年才俊”、“语言学家”的光环在杨玉圣的网上和笔下被揭，由此引发更多的学者揭批打假，申小龙也因而被揭得精光，连博导和教授的帽子也弄丢了。
2004年6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李纬娜《网上论文交易内幕调查》，文章披露了大量的大学生论文寻“枪手”触目惊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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