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天以港剧和游戏度日的张某在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答辩后介绍经验称，近10万字的论文从查找资料到完成，时间不足一个月，而导师也只是帮忙修改了一下他的中英文摘要、目录和参考文献，正文连看都没看。
据称，在答辩会结束之后的谢师宴上，答辩委员会的一位评议老师就拍着张某的肩膀说：“老兄，我昨晚12点才翻开你的论文，没必要写那么多吧？”
做枪手的扬扬得意，当中介的毫无畏惧，买论文的心安理得，在论文交易链条上的每个人，都深知自己的行为违背了学术道德，却又都安之若素。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拿论文当回事儿，甚至视之为“文字垃圾”。真可谓一场游戏一场梦。
论文本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其作者应该接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从事过独立的研究工作。可现如今，论文成了各行各业进行考核评价的硬性指标：拿学位、评职称、找工作、想评奖、核算岗位津贴……都要过论文关。于是，不仅科研人员、硕士博士写论文，就连党政干部、中小学教师、工程技术人员都纷纷加入到写论文、发表论文的队伍中来，颇有“全民写论文”的阵势。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大炼钢铁”：每个单位、每个村庄都架起炉灶，可最后炼出来的都是废品。
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对于中国学术界抄袭剽窃成风，许多学人痛心疾首。有的大学甚至被称为“抄袭大本营”。
官本位取向是学术腐败最大原因。 陈平原认为“学为政本”，即学术界应该是道德的最后底线，而不能解释为学术腐败起因于官场腐败。
没有信仰，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没有逻辑的一贯性，被认为是学术腐败的肇因之一。立场像陀罗一样转动，昨天讲人道主义，今天讲“内圣外王”；昨天盛赞陈独秀、胡适之，今天又痛贬陈、胡而大讲儒学“高卓的道德境界”；昨天讲马克思早期思想，大讲人的自由，今天讲“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必须在信仰儒教的前提下来加以解决”；昨天讲自由主义，今天讲道统论；昨天还在以“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贵族”自居，今天又讲要“敢于把信仰信义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功利”。
功利教育虽然能够赢得短暂的利益，却无法获得永恒的荣耀。大学的价值正是在于它的“无用”，在于对形而上的迷狂和对玄思的沉醉。学术理想具有排他性，容不得你见异思迁，斜枝旁逸。高尚学术人格的养成需要丰厚的教育土壤和坚韧的精神专注。“机械化”、“凡庸化”的教育只能出产单面的学术人。大学精神传统的演变往往是以大师的影响为界限的。亲耳聆听大师上课的一代学子和后世的校友精神气质迥异。
从接受学的意义上讲，大学之大，不仅仅在大师，更在仰慕、热爱和追随大师的弟子。大学的任务是培育学生对伟大人物身上的伟大思想的敬畏和求知兴趣。
大师所确立的不仅是一个知识高度，更是一个道德高度。大师的魅力在于建构于渊博的学识之上的精神修养。
思考4大学城：一个烫手的山芋
同全国各地大建开发区的现象如出一辙，大学城的建设也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已有50多个，而且争先恐后做“大”文章。陕西的西部大学城占地4平方公里；辽宁大学城占地5.434平方公里；已开工的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占地17平方公里，二期规划43平方公里；南京宣布投入50亿元巨资，打造全国最大的仙林大学城，其规划面积达70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
上海淞江大学城、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面积在几平方公里，后来发展到面积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如湖南长沙市“岳麓山大学城”是44平方公里，河南“郑州大学城”和湖北武汉“黄家湖大学城”都是50平方公里等。
大学城，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教育地产”与知识经济时代的黄金组合。在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改革背景下，各地对兴建大学城热情高涨。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在兴建或拟建大学城项目，少则一两个，多则八九个，这些“大学城”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等于一体，设施标准一个比一个高。而且占地多是耕地良田，用地基本是行政划拨。
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经济开发区的东方大学城，穿过那座著名的“凯旋门”，感觉像走进了一座新兴城市。道路整齐，建筑簇新，漂亮的游览车坐满了游人，往来穿梭，商业区和竖满了各高校牌子的教学区位于其中。
这座于1999年开工建设的国内第一座大学城，是大学城建设的“试验田”。短短的5年时间，东方大学城平地而起成为一个占地7.337平方公里，建筑面积达到165万平方米的宏大建筑群。
1999年以来实行的高校扩招政策，降低了大学门槛，让更多的人圆了大学梦。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些趋于饱和状态的高校面临教室、宿舍、食堂等教育资源的超负荷运转，部分学生开始被安排在校外租住。扩建校园、建设第二校区成为大多数高校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多数地方建设大学城模式有3种：一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当地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建设，然后交由入住的高校管理使用，如深圳大学城、珠海大学城；二是以社会投入为主，当地政府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提供土地，由企业投资兴建，教育集团或教育投资公司参与，学校长期租赁，园区拥有所有权与办学权，如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上海淞江大学城；三是多元化投入，政府除政策支持外，另投入部分启动资金，承担共建部分设施建设、将部分教育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利息补助，学校主要通过土地置换、银行贷款和后勤社会化等多种措施筹集资金，如浙江省的5大高教园区的建设。
东方大学城的开发者——东方大学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已面临严重债务危机。大学城投资已达50亿元人民币。初步估算，东方大学城总负债约为22亿元（其中工程欠款约13亿元，银行贷款6.6亿元，其他欠款2.1亿元）。一些专家担忧，东方大学城暴露出来的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会不会在其他大学城重演？
一些专家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城，不是一个大学集中场，更不是简单的圈地扩建。如果国内大多数大学城按现在这种态势建设下去的话，不但埋下了违规圈地等隐患，而且也偏离了高等院校自身建设发展的规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只要打上“浮躁”的烙印，做任何事难免不急功近利。中国高校的“大跃进”现象更说明了这一点，而因为高校是终端人才的摇篮，它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来“拨乱反正”。
商业时代，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时代。商业侵扰激活了学术霉菌的繁衍。
大学是讲究精神立场的，无论是坚持还是否定都是精神力量的一种展示。爱德华·W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总要有所选择：不是站在较弱势、代表不足、被遗忘或忽视的一边，就是站在较强势的一边。”大学的人文关怀和立场选择是基于自我良知和学术人格，而非趋利避害的算计。在公理和正义面前，大学拒绝暧昧，拒绝沉默，拒绝献媚。
要讲大学的精神和传统，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悠久的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大学就是中央办的，那是汉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办的大学，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早的，而且规模很大。在汉武帝办的时候，只有5个教授，就是博士，然后每个博士带博士生，一共是50人，汉武帝创立大学以后，发展是非常快的，到了100多年后的王莽的时候，已经有上万人了，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到公元2世纪汉朝末年的时候，大学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了。
可中国大学传统是断断续续，南北朝时代的大学比较衰弱，唐朝又复新了，宋朝时更兴旺。宋朝的大学是汉以后的最好的一个时代。王安石改革以后，把大学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
在欧洲有一千年以上的大学、八九百年的大学。这就是西方在近二三百年领导世界的重要原因。知识是现代社会的中心，离开知识以后，你是不可能变成一个先进社会的。建立一个最现代化的大学，对中国而言是非常需要的，但培养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大跃进”的手段无疑杀鸡取卵之举。
燕园惊问：谁能站上北大讲台
2003年。癸未初春。新学年还没开始，燕园里一片宁静。湖畔的柳枝还未吐新绿，未名湖已露出一片春意。刚刚上任两个月的校长助理张维迎赶着去参加学校寒假例行的战略研讨会。这位近年来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将在会上就北大改革抛出两个论点：一是“引入竞争”，二是“不升即离”。他盘算着，学校会对他的论点有怎样的反应。
86年前，也是在这片校园，人称“北大之父”的蔡元培曾振臂高呼：“北大应该是整个国家最高尚、最纯洁的学术圣地，是培养具有人类优秀品质和完美个性的‘思想库’和‘实验室’。应该有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学术气度，我们的北大，也应该把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批判者作为奋斗目标。”而现在的北大，离蔡先生的理想甚远。
张维迎的观点引起了校长许智宏的共鸣。他想起自己当校长以来，每年都会收到不少同学的来信，说有些老师上课不行。实际上，北大有些教授在国内学术界也就是二三流的水平。在北大不少院系，80％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是由20％的优秀教员创造的。
这个言辞激昂的张维迎，不活脱脱像当年高举文化革命大旗的陈独秀吗？与会的学校领导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会议酝酿了一场后来被认为是86年来最激进的变革。
北大领导层决定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并确定了几个基本的原则：一要摒弃进入北大就得到终身制铁饭碗；二要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三要控制编制。并成立以校长许智宏为首的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和人事改革工作小组，以张维迎为首的工作小组受命起草方案草案。
2003年5月4日，在105周年校庆时，北京大学提出争当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一周后，燕园“地震”。5月12日，北大的张老师得到通知：学校有一项改革将涉及自己。“我当时想，会是什么改革？是分房子？从筒子楼搬出来换大房子？不可能，哪有那么好的事！”
张老师打开电子邮件，是北大校长、校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许智宏发出的，里面有一份WORD附件，标题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文件要求老师们赶紧提意见，由系里将意见汇总给学校。
九易其稿的《方案》明确暗示：身为副教授的张老师如果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晋升为教授，那么就将离开北大。
一石激起千层浪。晚上，夜色很美，月亮不识愁滋味，还把清辉轻轻洒在校园里。静谧之中，和张老师一样，大部分老师都失眠了：这个方案一旦实行，意味着他们的端得稳当当的铁饭碗保不住了。辗转反侧中，仿佛月光也变了盐霜，涩得人心头直哆嗦。
不同的声音在燕园激荡，利益各方在方案背后暗暗博弈。
年轻的副教授和讲师们成了第一批跳起来的反对者。历史系副教授蒋非非给年轻教师们算了一笔账：他们大都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们在6年时间里作出一流的学术成绩；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天16小时，但现在，这一切要一笔勾销——在一个新体制中拉平到一条起跑线，在1/3的流动比例下竞争。
年轻教师愤愤地说，改革方案是典型的“专拣软柿子捏”。有教师哀叹：“这种改革将北大青年教师彻底地变成弱势群体。”
他们先是说出自己心中的郁闷，却立即在别的老师那里得到强烈的共鸣。各种嗓门的声音像波浪一样响遍了北大的每个角落。
改革方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的一条规定：“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看来，这就是说没有留过洋的不能当北大的教授。“如果我现在还是副教授的话，按我的脾气，我马上就走人。我相信，我走了是你北大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已退休的钱理群愤愤地说，“要是闻一多看到这样的规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于是，“海归派”与“本土派”开始争吵。“本土派”尖刻地指责，改革是“海归派”企图抢占地盘的发令枪。
北大校园网上的一个帖子说：“为了去掉近亲繁殖的虚名，而把自己辛苦培养出来的大量优秀学生推到外面，这无异于是对北大的犯罪。”
马上就有人出来反驳：“所谓拒绝本校毕业生留校会导致师资水平下降，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假设是：高考优秀＝本科优秀＝研究生优秀＝博士生优秀。”
就在这个时候，张维迎发表了他著名的广场演说。他动情地说，北大的学生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而北大的老师却不是。张的演讲得到了部分学生的共鸣，而他个人却成众矢之的。
网上的一些文章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张大教授”。有人说，对张大教授实在不敢恭维，就因为从牛津得了个博士，就牛皮得一塌糊涂，实际上就是一个“死读书的货”。
连校长许智宏也被这些言论吓了一跳，“没有料到，各方面的反响这么大”！
“有的兄弟大学的校长跟我开玩笑说‘人家正要逃出火海，你怎么反要跳进来呢？’”许智宏回忆起刚刚当北大校长时的情形，现在才深切感受到了何为“火海”。
以许智宏的性格，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副院长，就已经很知足了。但是机缘巧合，1999年，中科院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考虑是否愿意出任北大校长，朋友和妻子都力劝他“不要往火坑里跳”，原本就只想从事研究工作的他却书生意气地被两个理由说动了：报答母校对自己的培育之恩；利用北大和中科院，尝试着把科教结合在一起，试图改变他眼中中国科教体制上教育与科研彼此脱节的弊病。
在他刚刚过完57岁生日后，北京大学校长名录第30任的位子上写下了“许智宏”三个字，与严复、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等名字排在一起。
许智宏的办公室是在北大赫赫有名的“贝公楼”。楼前的草坪上立着两个据传有300多年历史的华表。这栋北大主楼一反传统建筑中主建筑坐北面南的圭臬，直对西面的玉泉山。据称当初的设计者特意让未名湖边的博雅塔与玉泉山上的玉泉塔东西相望，“贝公楼”就在这条独特的东西向的“北大中轴线”上。
在北京城四方为形、南北为轴的城市布局中，坐落西北郊的北大似乎极力显示出自己的不同。曾有学者说过，北大尽管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但是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却远非世界第一流大学所能比拟。
就在北大校园吵成一片之时，未名湖边，林荫深处，蔡元培先生的铜像静静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