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父亲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恩怨，也许是从他们生下来那天起就注定了的，就像一棵树那样，一旦落地生根，谁也没法改变，包括他们自己。只可惜，父亲和舅舅始终不明白，仿佛两个演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舞台上，起劲地扮演着他们也许自己都不大喜欢的角色，争执了一辈子，直到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撒手西去，也没分出孰胜孰负来。
很长一段时间，沈如月都在为参透这两个谜一般的人物而绞尽脑汁，总是一无所获。如果这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她也犯不着去操这份闲心，可偏偏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人，用一句俗话说，是撑不开的船头，是命定了今生今世要和她纠缠不清的人。更何况，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左右和影响了自己的大半个人生呢！
意识到这一点，沈如月不知应该感到庆幸还是不幸。
这也许正是她一直都想读懂沈福天和甄垠年的真正原因。可从小跟舅舅形影不离，同父亲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甄可昕，自始至终也没读懂这两个人，何况她一个晚辈？
每念至此，沈如月便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受挫感。但她性格里的那份固执，使她不甘心放弃这种努力。这同样是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情结，别人无法理解，她自己也无法理解。有时候，她觉得自己都有点着魔了。就像邱少白曾经连嘲弄带规劝地对她说过的那句话：“他们那一代人是清醒和糊涂、骄傲和自卑的混合体，我们呢，糊涂倒是不糊涂了，可半点儿也骄傲不起来。如果他们是傻子和疯子，我们就是残疾。我们比他们聪明的是，年轻时疯过一场醒过来了，他们却到老也不愿意醒过来。和两个又疯又傻的老头较真，犯得着么？”
那是在从西雅图到纽约的班机上。那时沈如月和邱少白还没有分手，在许多人眼里，还算得上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妻。但对于邱少白将父亲和舅舅这样刻薄地比做“傻子”和“疯子”，她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苏格拉底和哥白尼也曾经被人当做疯子呢，你知道他们是真疯还是假疯？”她不软不硬地回应了一句，算是给了脸上挂着那种仿佛“一不小心说出了真理”的得意表情的邱少白一点颜色，以免他又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话来。同在国内时相比，邱少白不管写文章还是说话，都刻薄了许多，还常常为此自鸣得意，像国内的一些愤青那样，活脱脱一副玩世不恭的嘴脸。
然而，沈如月对父亲和舅舅的探究兴趣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增强了。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冒出一个念头：想写一本关于他们俩的书，不是那篇曾经给她带来不小名声的报告文学，而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
这个念头在心里一经产生，沈如月就不会轻易放弃，仿佛一颗种子那样，在心底生根发芽，直到顽强地生长起来。这种固执并带点儿虚妄的性格是否也有点像舅舅甄垠年？沈如月说不上来。连母亲甄可昕大概也说不清楚。甄可昕对自己一对儿女的性格从来没有表示满意过，她有一次对如月这么叹息道：“你们兄妹俩要是有半点地方像我就好了，哪怕像你们的外公呢！”
那是哥哥沈秋池自杀后不久，母亲终于从悲伤中挺过来，头一次提起哥哥，竟是用这样的语气。
这让沈如月惶惑不已，仿佛真的为自己的性格而愧对母亲。
母亲说这话时，父亲不在场，舅舅也不在场，外公更不在场，那时外公甄超然已经去世好些年了。
父亲，舅舅，她和哥哥，都同外公甄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母亲的话让沈如月多年后明白的又一个道理。
§§§第二节
沈如月第一次到武汉时，对这座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内陆城市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她不是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而是早就来过无数次了。从它的两江合流与三镇鼎立，横穿大半个中国的京广铁路所形成的宏伟气势，到狭窄拥挤的马路、江面上装满各种货物排成长队的驳船、江边密密麻麻的船舶和歪歪倒倒的木板房，以及像黄蜂那样四处乱穿的麻木、街头随处可见的垃圾和油烟滚滚的小吃摊子。各种喧嚣的声浪和灰尘味混杂在一起，仿佛要把整个人都淹没了。包括当地人开口就骂“婊子养”之类的粗话，还有那又辣又涩、味道怪得有点不可思议的热干面，她也觉得以前好像在哪儿吃过似的，觉得格外亲切。以至到了美国以后，当她第一次去芝加哥，听到有人说武汉就是中国的芝加哥时，会心地一笑，连连表示赞同。好像武汉是她的故乡，或者至少是她的第二故乡。
这都是因为当年父亲沈福天和母亲甄可昕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几年，在沈如月心里产生的一种错觉。
哥哥沈秋池就是在武汉出生的。他在这儿长到两岁才离开，其时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武汉话，有时他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妹妹如月跟胡同里的小子在一起玩，发生了争执，还会用武汉话脱口骂出一句“个板妈的”，对方一愣，听不懂他骂的是什么。趁人家愣神的工夫，哥哥便像占了大便宜一样，拉着她得意洋洋地溜走了。而且哥哥特别喜欢吃热干面。后来到了北京，好几年都对热干面念念不忘，吃不惯北京胡同里的油条和面饼。每次早上起床就嚷嚷着要热干面吃，弄得母亲甄可昕毫无办法，只好用炸酱面来搪塞他，但哥哥只尝了一口，就扔掉筷子，一屁股坐到地上，把一碗香喷喷的炸酱面撒得满地都是。很少发脾气的妈妈这次真生气了，厉声喝道：“大头，起来！等你爸爸回来，我让他把你一个人送到武汉去！”大头是哥哥的小名。一个人被送回武汉是什么情形？他被妈妈的威胁吓住了，顿时停止哭闹，并且以后再也不敢嚷着要热干面吃了。
后来，当沈如月在武汉满怀好奇地吃了一碗热干面之后，觉得哥哥当初纯粹是瞎胡闹，这样难吃的东西也值得他念念不忘？
其实，不仅仅是哥哥，父亲沈福天对热干面也是情有独钟，所以才对儿子的任性和胡闹一直很宽容。沈如月始终对父亲和哥哥的这种“热干面情结”感到匪夷所思。她不知道这种吃起来黏黏糊糊的热干面曾经是父亲和哥哥每天早上的主食，他们在武汉的那几年生活，跟热干面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只有妈妈甄可昕的胃口始终没有适应这种刺激的面食，就像她从来没有对武汉表示过任何好感一样。
这使沈如月意识到，爸爸和哥哥心目中的武汉跟妈妈心目中的武汉，一直就存在天壤之别。
沈福天和甄可昕从重庆刚迁到武汉时，住在武昌司门口一套临时租赁的房子里。
这一带离江边不远，沈福天上班比较方便。每天早晨，穿过几条曲里拐弯的巷子，就到了汉阳门，搭乘过江渡轮，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江对面，上岸后再步行十多分钟，就是洞庭街。当时，“长总”的办公地点就在洞庭街12号。与武汉的标志性建筑江汉关隔街相望。城防司令部就在江汉关斜对面的沿江路上。所以，沈福天每天上班都能见到城防司令部门口进进出出的军车和士兵，有时候碰上某个军界要人，马路上戒严，他还得被耽搁一些时间，延误了上班。
好在那时在“长总”，沈福天的工作颇为轻松消停，基本上没有什么紧迫的任务。国军和共军在西北、华北打了好几场大仗，不久前，胡宗南的军队就占领了中共首脑机关延安。大概受此喜讯鼓舞，刚刚就任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委员长公开宣称三个月内消灭解放军。可时隔不到半年，国军在华东战场便遭到了重创，国军第一个美式机械化部队、号称王牌主力的七十四师，在沂蒙山区孟良崮战役中被共军全歼，蒋委员长的爱将、中将师长张灵甫也当场毙命。这一系列战况从报章上传来，搞得人心浮动、七上八下的，谁还有心思筹划建设？再加上资源委员会已经冻结了所有需要财政投入的建设计划，整个“长总”都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休眠状态。但身为规划处的工程师，沈福天也不想领着薪水混日子，没有新的工程规划，旧的工程规划总还是可以温习一下的吧，所以那段时间，沈福天每天都在资料室里翻阅那些已经存档的三峡工程勘测资料，包括切瑞尔的那份《扬子江水电开发计划》，他也重新找了出来，那副认真的劲头，仿佛工程很快就要上马了似的。
回家后，沈福天一边坐在煤炉子旁给可昕煨筒子骨汤，一边还抱着那些资料看个不停，不时用铅笔在上面做个记号，或者写几行字。甄可昕见此情景，很是不解，挺着大肚子在他身边走来走去，想有意分散他的注意力，但沈福天始终无动于衷。可昕忍不住说，国军正跟共军打得不可开交，谁赢谁负还不清楚呢，说不定哪天就打到家门口来了，咱们又得搬家，你还捧着那些废纸当宝贝有什么用？沈福天嘿嘿一笑，说仗总不能永远打下去，不管谁胜谁负，国家将来还是要搞建设的嘛。
甄可昕见丈夫那种痴迷的神情，有些无可奈何，却又找不出理由来反对，只好由着他去了。反正现在沈福天每天下了班之后都在家里，自从结婚以后，他们还是第一次这样朝夕相处呢。甄可昕想到自己不用再像以前在重庆那样独守空房，担惊受怕了，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在这种情形下降生了。
那天，沈福天把甄可昕送到了辅仁医院。这是一家由基督教武昌堂主办的教会医院，离住地很近。孩子出生时还算顺利，只是临盆时，由于孩子的头颅过大，而可昕的盆骨又偏小，发生了一点小周折，但好在接生医生经验丰富，很快将孩子顺利地导出了产道。当孩子落地时发出一声响亮的啼哭，护士从产房里出来，告诉守在门外的沈福天说：“感谢主，赐给了你一个儿子！”他高兴得差点儿跳了起来，如果不是护士阻拦，他就直接闯进产房里去了。
按照教会医院的规矩，教堂要派牧师给每个新生儿做祷告；如果新生儿的父母是基督徒，孩子满月后还要受洗礼。给孩子做祷告的是一位年长的奥地利牧师。他来到甄可昕的产床前，神情庄重地念了一大串祷告词，末了，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挂到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胸前，面露慈祥之色，俄顷，转脸对沈福天和甄可昕说：“感谢主的恩典，通过你们将这个孩子带到人世，你们会爱他，一如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主是爱所有人的。你们有福了。阿门！”
那一刻，沈福天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母亲田桂芝。母亲是信奉基督的。她的孙子是不是也该皈依基督呢？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孩子突然爆发的啼哭声淹没了。
由于孩子的头比一般婴儿都要大，沈福天就给他取名叫“大头”。甄可昕不喜欢这个名字，说是像武汉小巷子里出生的那些小伢儿，市井味儿太重，也太俗气了。两人还为此争执了一会儿。可昕说，大巴山不是你老家么？李商隐有一句诗“巴山夜雨涨秋池”，还不如叫“秋池”呢！沈福天笑道，你的古诗算是没白读，现在派上用场了，不过，听倒是好听，可叫起来不顺口，要不先叫“大头”，等他上学时再叫“秋池”吧。
这倒是两全其美。甄可昕同意了。
§§§第三节
沈福天的父亲沈厚德是万县地区远近闻名的盐商。其实，沈厚德并非万县本地人氏，他原籍湖南华容县，本名曹厚德，七岁时，荆江和洞庭湖涨大水，远近村镇，一夜之间沦为汪洋，曹厚德的父亲拼力将妻儿俩刚托上屋顶，转眼就被一排巨浪冲得无影无踪了。娘带着他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一路乞讨，几经辗转来到万县，被一个老家在湖北宣恩、名叫沈老幺的船工收留，曹厚德从此就跟着沈老幺姓沈，在峡江地区安顿了下来。
十二岁时，沈厚德就跟着继父沈老幺上船当水手。一开始，他还只是在船上打杂，做饭、洗碗、洗船、劈柴，什么都干。船过险段时，还要跟着继父上岸去帮手拉纤。大人们拉纤都要把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只在两跨间缠一条布片儿，背着纤绳，在江边乱石滩和陡峭的栈道上匍匐前行。沈厚德人小，用不着小布片儿，赤条条混在一帮纤夫中间，他脚杆子还没长稳当，总是摇摇晃晃的，不断地摔跤，一趟下来，浑身上下被石头碰得青一块红一块，纤夫们见了，对老实巴交的继父说，沈老幺，你还是给你儿子弄条布片儿裹上噻，要是划破了卵子和小鸡巴，可就连媳妇都娶不上啦。在众人的一阵哄笑声中，沈老幺不声不响地从头上取下汗津津的头帕，给他系上了。
对于这位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祖父，沈福天长大后曾听父亲沈厚德用感慨的语气说，你爷爷……那真是个好人哪！沈如月小时候听父亲沈福天提起这位曾祖父时，用的也是跟沈厚德几乎一模一样的口气“我爷爷”，她并不明白父亲说的“我爷爷”究竟是为了救曾祖母和沈厚德命丧洪水的曹姓“爷爷”，还是后来的那个峡江船工沈老幺。但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现在并非血缘所赐的这个姓氏之所以沿用至今，纯系沈厚德或许还有那个曾祖母主观选择的结果，类似于文革当中的那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道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出自某种朴素的情感需要，后者则缘于一种狂热的革命冲动。两者都并非不可以理喻。
遗憾的是，始终把沈厚德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船工沈老幺不久便死于非命了。他的死亡结局跟沈厚德的亲生父亲一样，都是被大水吞噬的。但沈老幺并没有像许多峡江水手那样，死于船只触礁沉没的常见灾祸，他死得很奇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儿说不出口。
沈老幺是夜里起来在船舷边解手时，掉进江里淹死的。
那一次，他们的船帮从宜昌往重庆运一批洋布。以往需要花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把货运到，可那趟行船出奇的顺利，连带卸货只用了十一天，不到两个礼拜。船帮老板高兴得脸上笑开了花，不仅许诺给每位水手加一成工钱，船打回转到丰都时，还破天荒地让大伙上岸去打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