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年，学者们分别从不同方面，站在各种角度进行了认真深入地分析，笔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也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观点。
一、 对“三大块”划分的追思
推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不管是正规学校还是对干部培训，人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连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都描写了刚刚恢复高考时，对政治理论试卷中的一道填空题，一位角色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写成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人都知道这出名的“老三篇”是当时人们精神家园的标准文本，这个讽刺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在当时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对它的无知，一是个人的荒废，二是社会的悲哀。作为一个调侃的元素，这真有那么好笑么？我们现在觉得，对这个元素的运用反而有些可笑。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其根据无非是两个，一是列宁有文章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二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其论述结构也分为三个部分。笔者认为，列宁的提法是为满足当时马克思主义刚刚在新建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宣传的需要，这有利于学习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ABC阶段的必然过程。他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进行定义性的判断。至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就不同类别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辩驳，这样做的效果就是问题集中，观点突出。正是由于杜林本人有三部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恩格斯明确表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们往往只是注意到了这个转折句式的后半部分，即“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三部分”划分的雏型，但是前半部分的立足点与后半部分的内容显然不是并列关系。在谈到杜林先生的体系时用了引号，这就是说，一种“高超”的胡说是无所谓体系的，对它的批判要随之走下来，自然也不是用“相反数”的方法建立一个新体系。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内在联系”，就是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为突出特征的新世界观这个整体。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说这是新世界观的萌芽，它绝不仅指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来描述这个新世界观的话，那一定是以《提纲》为基础的具有丰富内容的体系。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这不仅是因为它占据了作者40年的宝贵时光，而更重要的是它囊括了马克思的一个整体观念——实践唯物主义。如果说这个名称更像是单纯地指哲学派别，那也是为方便于哲学历史的延续性记载，它有别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问，马克思用什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它绝不同于费尔巴哈对18世纪法国哲学的超越。对科学成果的反思以及关注对象的变化也已经使这种超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与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超越力度和性质相比，那也是不及万一的。
我们经常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照逻辑推断，立场是只有选择而谈不上学习的，这就出现了矛盾，而正是在这个看似矛盾的入口，却大有说法。如果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们只要跟着站也就等于学会了，这么简单的过程也谈不上学习了。但是深入地看，我们就有学的理由了。马克思如何选择自己的立足点，这就大有文章可作做了。我们又经常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显著特点是阶级性和实践性，实际上阶级性是一个必然结果，而实践性则包含了这个理论的全部秘密。
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运动，也正是马克思所处的日常生活状态，在复杂多变的生活现象面前，什么是人们最在乎，也是对他们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结果看到的是“只要不涉及人家的经济利益，哪怕去宣传无神论，也是很轻的罪”。经济利益取决于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又是不能主观选择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为什么选择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理论的物质武器？因为马克思看到，各个历史时期，所有权是不断更迭的，唯有劳动者的活动是冲破一切权限的永恒力量，而这种活动的最理想状态的最后一个限制性堡垒，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那么，对于既得利益以及它的存在条件的挽留，不管怎样努力也是徒劳的，它最终的结局也是被带入新世界，朝阳总是比夕阳更可爱！
马克思对立场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探索过程，这种实践性首先是关注实际生活的本质，然后是关注实际运动以及它的发展趋势，这不是三五年时间就能做到的，也是“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学习他这种俯身实际，不怕艰苦，敢说实话，勇于献身的态度和精神，这同样也不是三五年能做到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认真领会他所得出的一般结论。在这里，不能不说列宁和毛泽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特别是列宁所告诫我们的“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来考察”并“在联系中来把握，而不是随便挑出来的”这样的起点，用毛泽东的话来总结也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凭着这样的理论原则，列宁做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并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毛泽东凭着这样的理论原则，得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革命道路是可行的结论，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不能平移到今天，而是需要消化和再生才能起作用的。我们按照三块划分法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平移现象，起码是从列宁那种语境下平移过来的。列宁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不够大，为了宣传它，从ABC开始也是必须的，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学习他分析问题、解剖各种社会现象所运用的思维逻辑。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直接来源于黑格尔，但我们也可以转换一个角度，辩证法也并不是专属于黑格尔，他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一个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运用了人类文明的一般成果，也可以认为是民族的智慧给了他思考的利刃。我们学习他这种被他自己称为“抽象力”的思想加工的技术，也同样离不开自己民族所积淀的思维的智慧。这就会关系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它的中国化的目标，这又另当别论。
《资本论》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表述，仅凭这一点也已经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或者说也已经证明了把它机械地分为三部分是何等地牵强。据了解，全国《资本论》研讨会曾专门对其中的美学进行讨论，有时也讨论其中的逻辑或资本主义历史。当然，最突出的，按照以往的分法，把政治经济学这条主线先放下的话，那就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了。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整体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里也关系到另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不等于马克思学说，也不等于马克思学，或者问题简化一下，就是“主义”不等于“学说”，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期待对既有的思维框架进行清算。
二、硬性“三分”的弊端
（一）目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出现了否定的趋势。这一结果，除了以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现象为因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领域、高等教育在理论结构上的硬性划分。在哲学领域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经济学领域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后者，让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与其他学说并立的一家之言，已经很顽固了。本来，西方经济学或者主流经济学，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的辅助内容，为的是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经济理论，而这样的经济理论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还有什么意义呢？可现在的情况是，学习了西方经济学，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忘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甚至有人可耻地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流氓理论。用“财富”这个概念来代替价值这个概念，用高科技成就来抵消剩余价值论，以资源的稀缺性来建立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从而否定“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理论等等。
据了解，在美国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里，学生们也学习《资本论》，如果仅仅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经济学的一个派别，那我们学习马克思和西方人学习马克思就没有区别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经济过程和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能更改，但是在它们面前，我们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如若不然，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让我头脑中闪现一个强烈的信号：消极地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可以说是矫枉过正。随着《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的出版也就会有“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思想”，进而也就有“走下神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里的“走下”也只是说恢复本来面目，而不是降低政治地位，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与机械地分割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1975年，国家搞了个“马恩列斯”三十三条语录，尽管分别来看，它们都是经典论断，是就某个方面的真理性认识所进行的选择，但是学习是为了运用，运用理论时就一定是在不同时空和不同条件下对现实工作的理性把握。而所谓语录，就是将上下文以及背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都做了舍弃，不同的主体对这种挑出来的片断自然也会有偏执型的理解，叫作为我所用。这正像《毛主席语录》的效果是一样的，难怪武斗的两派会各拿一本语录，让毛泽东来对付毛泽东。推想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也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误解问题。一是毛泽东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作“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早提出来的。马克思指出：“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认为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呢，或者具有可能导致资产阶级剥削的任何属性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分阶段，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和阶级差别，既然这样，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也就不可能是资产者或其他剥削者的权利。而正因为它既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也默认了劳动者的不同等的社会负担。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避免的，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的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但毛泽东却指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这里，他虽然也说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但是他却忽视了所有制的变化对分配关系性质会发生决定性影响，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这是对“资产阶级权利”最明显的误解。这种误解还引申出两点，一是把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看作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二是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动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
毛泽东对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论断的误解，也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列宁在1920年四、五月间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