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已发现扩大化的严重问题，指出大量轻率地开除党员的问题是错误的。1月26日《真理报》专门就此发表题为《为被错误地开除的人平反，严厉制裁诬告者》的社论，特别指出，有一批谋取私利和向上爬的人参与到了党内清洗的工作中，这些人为表现自己和求得升迁以及表明自己是警惕性高的党员，干得很卖力气，而隐蔽的敌人与他们配合行动，高喊提高警惕性和要求开除毫无过错的党员，以掩盖自己的罪行。社论要求对这样的人进行严惩。1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正式决议，开始纠正“简单化的做法”，特别指出有“人民的敌人”和“外国情报机关的特务”打入中央和地方各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有意歪曲苏联法律和制造混乱，毫无根据地进行大逮捕等等。决议禁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要求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并警告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如对苏联法律和党的指示稍有违反，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在这之后，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被解除职务，纠偏工作全面展开，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仅1939年一年，就释放了三十三万人，在整个纠偏过程中总共有八十万人恢复了名誉。于是这场大清洗运动基本上告一段落。
有人认为，斯大林搞大清洗只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和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这未免把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三十年代下半期，苏联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比较复杂。就国内来说，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敌对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还在进行反抗，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党内斗争并没有停止，反对派还在进行活动，而且苏联当局根据所获得的情报发现，他们正在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而从国际方面来说，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处境比较困难。***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得势，使得苏联开始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这种情况下，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无论对保持国内稳定还是对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搞垮苏联来说，都有其必要性。可以说，这也是“备战”的一部分。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苏联国内没有发生里应外合的叛变活动，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曾在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1941年战争爆发后说：“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认为1935年～1939年对叛徒的审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气愤的和忘恩负义的行为，是歇斯底里的表现。然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做法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具有惊人的远见。”
当然，这次肃反运动犯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斯大林作为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对此负有主要责任。首先，他没有对当时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没有能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至于夸大了敌情，扩大了打击面，没有把本来可以争取的人争取过来，而且伤及无辜。其次，没有严格依法行事。当时曾出台了一系列违背通常的法律程序的临时性的法规和决定，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把生杀大权交给所谓的“三人小组”，听任他们草菅人命。再就是重用了一些投机分子，这些人为了取得信任和求得升迁，或者为了掩盖自己的劣迹和罪行，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积极，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同时没有对执法机关的干部进行严格的审查，结果混进了一些异己分子，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大搞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主要由于这些原因，这次大清洗运动在相当彻底地肃清反革命的同时，冤枉了不少好人，造成了许许多人间悲剧。尽管不久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大力纠偏，但是大错已经铸成，而且很难弥补。这场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有很大一部分是党政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和骨干以及知识界各个方面的精英，因此它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后果难以估量。而且各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胡作非为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这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产生恐惧心理，变得谨小慎微，人人自危，丧失了刚刚形成的主人翁感，结果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还有人因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不是更加巩固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削弱。
还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这场大清洗被西方人士以及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紧紧抓住，将其作为反苏反共的重要筹码。他们将其称为“大恐怖”（“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任意夸大、歪曲和捏造事实，制造种种谎言，将其描绘成一场残杀无辜的闻所未闻的人间惨剧。他们进一步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直到五十年代宣判的各种政治案件与所谓的“大恐怖”同等看待，如同俄罗斯着名历史学家佩哈洛夫所说的那样，这些“谎言的制造者”在受害者的人数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竞赛”。有人提出创纪录的几千万到上亿人，而不想一想当年苏联的人口总数只有一亿七八千万人。有人别出心裁，把未能正常养儿育女的受惩治者的未出生的子女也计算在内。他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制度，把斯大林说成是残暴的专制君主，甚至是杀人魔王。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1954年2月1日，当时的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和司法部长格尔舍宁联名给赫鲁晓夫呈送了一份报告，其中说道，从1921年到1954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处死刑的为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改革”年代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平反委员会根据档案材料研究和核实，得出的的数字为：从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受到惩办的三百八十五万三千九百人，其中处死刑的为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五人。后来不少学者根据档案材料反复研究和核实，列出了从1921年到1953年因政治原因受到惩办的人的人数，累计起来，总共为四百零六万零三百零六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为七十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五人。总的说来，上述三组数字尽管时限有所不同，差别并不很大，比较可信。而那些“谎言的制造者”写文章写书和利用其他方式广泛宣传这些谎言，其目的是为搞垮苏联造舆论，对后来苏联解体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下面具体讲一下文学界的情况。大清洗并不肇始于文学界，文学界也不像军界那样，进行了专门的清查，而只是受到这场运动的浪潮的冲击，然而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根据统计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零一名理事会成员中有三十三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而在出席大会的五百九十七名代表中，则有一百八十七人遭到惩办。上面说过，这场运动重点是清查“托洛茨基分子和特务间谍”，因此文学界过去曾经跟随过托洛茨基、赞成过他的观点、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一些活动以及与这个派别有过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人首当其冲。上面提到过，拉普的一些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曾经一度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有人甚至参加过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尽管他们早已公开声明与托洛茨基派断绝任何联系，但是这时翻出他们的老账，进行了惩治。这些人当中有拉普前后的领导人罗多夫、列列维奇、阿维尔巴赫、基尔顺、谢利瓦诺夫斯基、佐宁、阿菲诺盖诺夫等等。文学团体“山隘”的一些主要成员曾一度赞成过托洛茨基的某些文学观点，这次也成为“整肃”的对象，其中包括列日涅夫、维肖雷、伊万·卡达耶夫、扎鲁金等人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沃隆斯基。此外，受惩治的还有“列夫”成员特列季亚科夫，诗人克留奇科夫和帕维尔·瓦西里耶夫，小说家皮利尼亚克和巴别尔，新闻记者兼作家科利佐夫等等。其中皮利尼亚克被指控为日本情报机关的特务，巴别尔也被加上了为法国情报机关收集情报的罪名。
科利佐夫的情况富于戏剧性，需要专门讲一讲。他曾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被派到正在进行内战的西班牙采访，写成和出版了《西班牙日记》一书，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以及法捷耶夫和A.托尔斯泰的赞扬。这位新闻记者一时声名大噪，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可是几天后他突然被捕，不久被判处死刑。后来才知道，他被捕是由于当时担任西班牙国际旅总政委的安德莱·马蒂的告密。马蒂给斯大林写信说，科利佐夫曾与西班牙的托洛茨基组织有过接触，他的妻子是德国情报机关的特务。被捕后，科利佐夫供认不讳。据西蒙诺夫回忆，他1949年与法捷耶夫一起访问中国时，闲谈中说起了科利佐夫，说直到现在也不相信此人真正有罪。法捷耶夫说他在科利佐夫被捕后一两个星期曾给斯大林写过一个简短的报告，说许多作家和他自己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并要求见斯大林，以便向他汇报文学界对此事普遍的反应。不久斯大林接见了他，问他：“这么说，您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法捷耶夫回答说，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于是斯大林反问他：“那么您认为我相信，您认为我愿意相信？我也不愿意，却不得不相信。”说罢，叫来了波斯克廖贝舍夫，吩咐他把材料让法捷耶夫读一读。这材料是科利佐夫的供词，其中什么都写了，包括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等等。读的时候法捷耶夫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读完后他又回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问他：“怎么样，现在不得不相信了吧？”法捷耶夫回答说：“不得不相信。”最后斯大林说，如果有人问，又必须回答时，可以把自己读到的告诉他们。科利佐夫的案件说明，文学界着名人士被整是经斯大林同意的，同时他在对他曾经信任过的人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时也曾表现出无奈。
在这场运动中受到牵连的作家是相当多的。据统计，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零一名理事会成员中有三十三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而出席大会的五百九十七名代表中，有一百八十人遭到惩办。大清洗中究竟有多少作家受到惩治，至今未见有具体数字。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编辑部的一位名叫别尔托夫的工作人员多年来根据各种出版物的材料建立了一套卡片，根据他到1988年底收集到的材料，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牺牲的作家（包括被处死的和死在劳改营的）为一千二百人，幸存者为六百人。应该说，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在大清洗中受到惩治的。这对当时只有两千五百多名会员的作协来说，比例是相当大的。
在大清洗中，并不是所有要逮捕的人的名单都呈交斯大林签署，在清洗作家队伍时，也是如此。不过在惩办着名人士时，需要取得他的同意和许可。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有些大作家之所以免遭厄运，是因为他事先有过关照。例如布尔加科夫、A.托尔斯泰等人大概因此而安然无恙。斯大林并不十分看重阿赫马托娃的诗作，大概因为考虑到她的名望，对她采取宽容态度。大清洗前，她曾因第二个丈夫普宁（艺术科学院教授）和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莫斯科大学学生）被捕而写信向斯大林求情，请求“还她丈夫和儿子”，同时由于帕斯捷尔纳克为她求情，斯大林批示释放了两人。在大清洗时，没有触动这位女诗人。
再说诗人曼德尔什塔姆，他在1933年11月写了一首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诗，而于1934年5月因此而被捕。布哈林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替他说话，于是他被从轻发落被流放到沃罗涅日。在流放期间他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写了颂扬斯大林的诗。1937年他流放期满，回到了莫斯科。后因作协领导人告他的状，再次被捕，被流放到远东，1938年12月死在那里。另一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大清洗中被人揭发有问题，而且他拒绝在作家协会起草的一封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的信上签名，因而很有可能被捕，由于斯大林说了话才没有动他。得到斯大林保护的还有肖洛霍夫。这三人的具体情况将在后面讲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时再作详细介绍。顺便说一下，斯大林还保护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女友莉丽娅·勃里克。1937年军队大清洗时，勃里克后来的丈夫被判处死刑，她作为家属也将受到惩处。斯大林知道后，把她的名字从逮捕的名单上勾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