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生活照常进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勤奋地草拟新作品的提纲（拟提纲始终是他文学写作中的主要工作，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因为有些长篇小说的提纲，比如《群魔》的提纲，常常要改写好几次）。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1878年12月，除了拟出提纲之外，还写了将近十印张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发表在《俄国导报》1879年一月号上。
1878年12月（14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参加为赞助别斯图热夫讲习班而在贵族俱乐部大厅举行的文学音乐晚会。他朗诵了长篇小说《被侮辱的》中“涅丽的故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朗诵使全体听众感到震惊的是什么呢？是非凡的朴实，感情的真挚，仿佛那不是作者在朗诵，而是一位少女在诉说她的痛苦的生活。以如此简单的朗诵而给予听众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特殊的艺术。学员们极其热烈地对待朗诵的人，我记得，丈夫非常愉快地置身在这一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中间，他们对待他的态度是那么真诚。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别乐意接受为青年学员们作朗诵的邀请。
来临的[1879］年的头两个月，对于我们来说是平静地过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努力写作长篇，工作进展顺利。三月初，丈夫必须去参加几个文学晚会。3月9日丈夫为文学基金会筹款在贵族俱乐部大厅作了朗诵。这个晚会我国最优秀的作家如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波捷欣及其他人都参加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选了《秘密的故事》来朗诵，他朗诵得很出色，引起热烈的欢呼。文学晚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们决定在3月16日再举行一次，几乎是原班人马，除了萨尔蒂科夫之外。3月16日朗诵时，一位女听众代表高等妇女讲习班向丈夫献了一束鲜花。缎带上绣了俄国风格的花，写了颂扬朗诵者的题词。
复活节（4月3日）在沙梁城为赞助福禄培尔协会福禄培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协会成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彼得堡及基辅，该会的宗旨是推广福禄培尔的学前儿童的教学方法。举行文学朗诵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会上朗诵了《在耶稣的新年枞树游园会上的孩子》。由于那是个孩子的节日，丈夫打算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去，让他们也能听听他在舞台上朗诵得怎么样，看看听众以怎样的热爱来欢迎他。这一回反响也是热烈的，一群小听众向朗诵者献了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直待到节日过完，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在大厅里走走，欣赏着孩子们的游戏，孩子们为直到现在未曾见识过的场面而欢呼雀跃，他为孩子们的高兴而欣喜不已。
复活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亚历山大女子寄宿中学内为赞助别斯图热夫讲习班而朗诵。他从《罪与罚》中选了一段，通过自己的朗诵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学员们不仅热烈地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鼓掌，中间休息时还围住他，和他聊天，要求他就他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等到晚会结束，他准备离去，一大群人，约两百人或两百以上，跟着他下楼梯，一直送到前厅，动手帮他穿衣服。
1879至1880年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经常为赞助各种慈善机关、文学基金会等团体作朗诵。由于丈夫身体羸弱，我经常陪他出席这些文学晚会，再说我自己也非常想听一听他的真正富有艺术魅力的朗诵，感受一下热烈欢呼的场面，景仰他的彼得堡的听众经常为他热烈欢呼。
文学晚会大部分在亚历山大戏院对面的市信贷会大厅里举行，或者在警察桥畔的贵族俱乐部大厅。
遗憾的是我出去参加这些社交活动常常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醋性发作弄得大煞风景，他的吃醋是毫没来由的，常常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我举这么一桩事情为例。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参加类似的一个文学晚会，我们到得稍迟，其他出席晚会的人都已经到齐了。我们进去时，他们友好地欢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男人们吻我的手。上流社会的这种风习（吻手），显然给我的丈夫以不愉快的印象。他冷淡地和所有的人打过招呼，走到一边去。我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和在场的人匆匆寒暄了几句，便去坐在丈夫的身旁，目的在于驱散他的恶劣的心绪。可是我没能做到：我问了两三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回答我，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白了我一眼，说：“你到他那里去！！”
我感到奇怪。问：
“到他那里去，他是谁呀？”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我该到谁那里去呀？”我笑了。
“到刚才那么热情地吻你的手的人那里去！”
因为所有在休息室里的男人出于礼节都吻过我的手，所以我自然无法确定在丈夫所举的我的罪孽中，谁是行为不端者。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番话说得声音很轻，但是坐在近边的人还是很清楚地听到了。我很窘，怕闹出家庭丑剧，就说：“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知道你心绪不好，不想跟我说话。那么我最好还是到大厅里去找个座位。再见！”
说完，我走了。不到五分钟，帕·亚·盖杰布罗夫帕·亚·盖杰布罗夫（1841—1893），《周刊》的编辑与出版人。来到我身边，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叫我去。我以为丈夫找不到书里做了记号要朗诵的片断，所以立即去休息室。丈夫怀着敌意迎接我。
“熬不住了？来看看他？”他说。
“嗯，是的，当然啦，”我笑着，“不过也来看看你。你需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需要。”
“你不是叫我吗？”
“我连想都没想到叫你。请别想当然啦！”
“唔，既然没叫我，那么再见，我走了。”
过了十分钟光景，一个主持人走来对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打听，我坐在哪里，所以他想，大概是我丈夫想见我。我回答说，我刚去过休息室，快要轮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他全神贯注在准备，我可不想打扰他。所以我就没去。但是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晚会主持人又来找我，带来我丈夫的坚持请求，要我去他那里。我赶紧去到休息室，走到我亲爱的丈夫身边，看到他一脸惶愧、内疚的神色。他向我俯下身子，声音很轻地说：“原谅我，安涅奇卡，把手给我，祝我成功：我马上要登台朗诵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安定下来了，我满意得无以复加，只是我很困惑，在场的人当中（全都是清一色的年纪比较大的人），他怀疑谁对我蓦然间产生了爱情呢？只有一句轻蔑的话：“瞧，法国佬才这样使劲巴结讨好，”让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一回怀疑妒忌的对象是德·瓦·格里戈罗维奇老头（他的母亲是法国人）。
从晚会归来，我为了丈夫的毫没来由的吃醋，很是埋怨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照例请求原谅，承认他自己不对，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真诚地感到后悔的痛苦，但是他言之凿凿地说，他无法克制这种突然发作的醋性，而且整整一个钟头，他疯狂似的妒忌我，他极为不快。
这种场面几乎每个文学晚会上都重复发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次必定派晚会的主持人或熟人来看看，我坐在哪里，跟什么人在说话。他常常走到休息室半开半掩的门边，远远地在我指定的地方寻找我（通常在右边靠墙离第一排几步路的地方给朗诵者的亲属留着位子）。
走上舞台，向鼓掌的听众行过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先不开始朗诵，却留神张望右边靠墙壁坐着的所有女眷。为了让丈夫尽快看见我，我或者是用白手帕擦擦脑门，或者从座位上微微欠一欠身子。只有确信我在大厅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开始朗诵。我的一些熟人，同样还有晚会主持人，自然也觉察我丈夫对我的暗中觑看和打听，略微取笑了他和我，有时搞得我很恼火。这种情况使我很厌烦，有一回，去文学晚会的路上，我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我的亲爱的，你记住，今天你如果这样查看我，在听众中间寻找我，那么，我保证从座位上站起来，经过舞台，走出大厅去。”
“那我就从舞台上跳下来，跟着你跑，了解一下你是否出了什么事，你到哪里去。”
此话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极认真的口吻说的，我相信，如果我突然离开会场的话，他真的会做出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情来的。
癫痫一次次发作造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记忆力极度衰退，主要是对人的名字和脸孔记不住。他认不出别人的脸，人家向他报了名字后，不经过详细的询问，他完全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跟他讲活，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惹得那些忘记了他的病或者不知道他有病的人很生气，认为他傲慢，他的健忘是故意装出来的，目的是要侮弄人家。我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们去拜访迈科夫兄弟，在他们家的楼梯上和作家费·尼·别尔格相遇，他过去在《当代》工作过，但我丈夫已把他忘记了。别尔格非常亲切地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表示敬意，看到人家认不出他，便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不认识我啦？”
“对不起，我认不出。”
“我是别尔格。”
“别尔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疑问地看看他（用费奥多尔的话来说，这时他想到“别尔格”是个典型的德国人，《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家的女婿）。
“诗人别尔格，”那人解释道，“难道您不记得我了？”
“诗人别尔格？”我丈夫跟着说了一句，“幸会，幸会！”
可是被迫费了好大劲儿说明自己身份的别尔格却依旧深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不认识他是故意的，所以一辈子也不忘记这一次侮辱。由于自己的健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树了多少敌人，尤其是文学界的敌人。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时候连得他的最寻常的亲友的姓名也会忘记，这常常使他处于尴尬境地。我回想起，有一次我丈夫到我国驻德累斯顿的使馆去，以便证明我在某一委托书上的签字（我自己因病不能去）。我从窗子里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急煎煎地奔回家来，我迎了上去。他激动地走进来，愤愤地问我：“安尼娅，你叫什么？你姓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呀，”我对这一古怪的问题感到纳闷，困惑地问答。
“我知道姓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但是你做姑娘的时候姓什么？使馆里人家问我，你娘家姓什么，我忘记了，只好再去一次啦。官员们似乎在讥笑我连自己妻子的姓也忘记了。你给我写在你的名片上，否则我在路上可能又会忘记！”
类似的情况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一生中是屡见不鲜的，遗憾的是这种事情给他树了许多敌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赫·达·亚尔切夫斯卡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给我深刻的印象。但是等到他的《作家日记》问世，不知怎么他一下子变得格外亲近和亲切了。除了文艺作品的才气横溢的作者之外，还以一个具有敏感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出现在我面前，对当前大家最关注的事件作出热烈的反应，我写了一封感情冲动的信给他。下面是1876年3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为真诚的、殷勤的问候”表示谢意（《书信集》，第3卷，页204），这里删去。
但是，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通信没有仅止于此，对我的第二封信他写了如下的回信：1876年4月9日彼得堡深可尊敬的赫里斯季娜·达尼洛夫娜！
没有立即回信，恳请您原谅。接到您3月9日的来信，我已经埋头工作了。您的信使我极为愉快，尤其是附来的您的日记数篇；这很美，但我得出结论，您是这样的人之一，他们具有“只看见美好的东西”的才能。此外，我看出，您本人就是一位新人（就这个词的褒义而言），就是个活动家，而且您想行动。我很高兴能与您相识，哪怕只是书信交往。我不知道夏天医生们会叫我到哪里去；我以为去埃姆斯，我去那里消夏已经有两年了，但是也可能去高加索的叶琛图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会在回来的路上去哈尔科夫，虽然这样可能要绕道而行。我早就准备到我国南方去，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到那时，如果上帝引路，如果您给我这份荣幸，我们亲自见见面吧。
您把您的想法告诉了我，认为我在《日记》中是“把精力花费在小事情上”。我在这里也听到此种说法。但是，顺便说说，我要告诉您的是：我得出一个无法辩驳的结论，文艺作家（除了诗歌之外），对于所反映的现实应当确切了解（历史的和现状的），达到精细入微的程度。在我国，据我的看法，只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一个人在了解现实方面是出众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准备写一部篇幅浩大的长篇小说时，我专门埋头于研究工作——说实话不是研究现实，我不研究对现实也很了解，而是研究当前的详细情况。对于我，比如，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研究青年一代，同时还研究现代的俄国家庭，我预感到它远远不是二十年前那个样子了。但是除此以外也还有许多事情。到了五十三岁的年纪，稍一疏忽就可能很容易落后于一代人。不知为什么，我还向往着很熟练地再写些什么，正因为这样，我在若干时间内将仔细进行研究，同时主持《作家日记》，免得许多感想白白放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