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领到司令部底层的一个大房间里。早已是晚上时分，屋里一盏孤灯照明。我们等候了许久，要塞里的自鸣钟用各种不同音调敲了两次一刻钟。门终于开了，门外响起枪托的砰砰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们互相热烈地握手。尽管他们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八个月，可是他们几乎没有改变：一个的脸上依旧是严肃而安详的神情，另一个的脸上依旧笑容可掬。他们两人都已经穿上犯人出外穿的囚衣——短皮袄，毡靴。要塞的军官知趣地坐在离门不远的椅子上，一点也不使我们感到拘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首先把自己的喜讯告诉哥哥，他并没有和别人一起吃过苦头。接着关切地询问起他的家属与孩子们，他们的身体和功课，极为详细。在我们会见期间，对家属和孩子他问了好几次。问到他们监禁在要塞里的情况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特别亲切地谈到对司令的意见，他经常关心他们，尽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两人对法庭的无情和判决的严厉都丝毫没有表示一点抱怨。未来的苦役犯生涯没有使他们感到害怕，当然，这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苦役生活对他们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
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告别，任何人都会发现，他们之中，是自由地留在彼得堡的那个更加痛苦，而不是即将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哥哥的眼里泪水汪汪，嘴唇发抖，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平静自若，反而去安慰哥哥。
“别哭了，哥哥，”他说，“你知道我的，我又不是去进棺材，你也不是送我去墓地，——服苦役的不是野兽，是人，说不定是比我优秀的人，说不定是比我更有价值的人我们还会见面的，对此我是满怀希望的，——我毫不怀疑我们还会见面您要写信给我，等我在那边安顿下来，您可要寄书给我，要些什么书，我写信告诉你，因为以后还是能够看书的等我服苦役期满——我要动手写作。这几个月我经历了许多事情，自身的体验也很多，到了那边我还会看到和经历许多——将来会有东西可写的”
我们的见面延续了半个多小时，可是我们只觉得时间很短，尽管我们说了许许多多话。要塞上的钟凄惨地敲响，少校教官进来说，时间到了，我们该分手了。我们最后一次互相拥抱，握手。
我当时并没有预感到和杜罗夫永远不会再见面了，跟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八年之后才见面。我们向马依杰勒道谢，感谢他的通情达理。他对我们说，我们的朋友一个钟头以后就要出发，或者甚至还要早些。他们在一名军官和两名押送队的士兵的押解下穿过院子走了。我们在要塞里还逗留了一会，然后我们出来，站在判了刑的人将要经过的大门旁边。夜色明亮，并不寒冷。要塞钟楼上的自鸣钟打了九点，两辆驿站的雪橇从大门里奔驰而出，雪橇里各坐着一个犯人和一个押解的宪兵。
“别了！”我们叫道。
“再见！再见！”他们回答我们。
三
现在我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被捕的事摘引在这里，这是他自己的说法，1860年流放回来后题写在我女儿的纪念册上的。这则故事逐字逐句就原样摘引在下面：（1849年）4月22日，或者最好是说23日，凌晨三点多钟，我从格里戈利耶夫处回家，上床睡觉，立即睡熟。过了不到一个钟头，我迷迷糊糊地发觉有几个形迹可疑、非同一般的人走进我的房间里来。军刀无意间碰到了什么东西，铮的一声响。奇怪，什么事情？我使劲儿睁开眼睛，听到温和的并不使人讨厌的嗓音：“起来！”
我一看，是区警察局局长或派出所所长，蓄着漂亮的络腮胡子。可是讲话的不是他；讲话的是一位先生，身穿天蓝色制服，佩中校肩章。
“什么事情？”我一边问，一边从床上欠起身子。
“奉命”
我一看：果然是“奉命”。门口站着一个士兵，也穿天蓝色制服。他的军刀也碰得铿铿地响“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请让我”我刚开口说。
“没什么，没什么！穿衣服吧。我们等您，”中校以更加讨人喜欢的声音说。
我穿衣服的时候，他们要求查看全部书籍，开始搜查；他们寻到的东西不多，但全都搜遍了。他们把我的稿纸和信件仔细地用绳子捆了起来。警察局长这时表现出许多先见之明：他爬到炉子里，用我的长杆子烟管在陈炉灰中拨弄了一番。一名军士级宪兵按他的要求站上椅子，爬到炉台上去，可是从炉台的边沿上掉下来，扑通一声摔在椅子上，再从椅子跌到地板上。这时有先见之明的先生相信炉台上是没有什么东西的了。
桌上有一枚十五戈比的银币，旧而翘曲。警察局长注意地打量了一会，最后对中校点了点头。
“是不是假的？”我问。
“唔这要查起来看”局长嘟囔一声，结果把这枚银币也牵到案情中去了。
我们出来。惊慌的女房东和她的佣人伊万送我们出门。伊万虽然也很惊慌，可是看上去有一种迟钝的庄重的神气，只不过这是由眼前事情所引起的并非快乐的庄重神气。大门口停着一辆马车，士兵、我、警察局长和中校坐上马车。我们朝丰坦卡，朝夏园旁边的链子桥驶去。
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遇到许多熟人。大家都睡意未消，默默无言。有一位文官先生，官衔很大，接待来人穿天蓝色制服的先生们押着形形色色的受害者不断地进来。
“这下子真是到了尤里耶夫节了！”尤里耶夫节是俄历11月26日。旧俗在这节日前后一周，农奴可以换东家。后来这一权利取消了，于是这句俗话便成了“这下子糟了”、“没指望了”的意思。不知是谁附在我耳朵边说。
4月23日果然是尤里耶夫节。
我们逐渐围住了文官先生，他手里拿一份名单。名单上面在安东涅里先生的姓名之前用铅笔写着：“发现本案的谍报员”。
“原来是安东涅里！”我们心里想。
他们让我们分散坐在各个角落里，等待最后决定把谁关在哪里。他们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叫作白厅的大厅里，一共十七个人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杜贝尔特）走了进来我的故事在这儿打住，因为否则说来话长了。不过我相信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5月24日
四
想到不得不长时间丢下文学工作，是十分令人痛苦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哥哥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思想。信是12月22日他从刑场回去之后在彼得保罗要塞写的。谈到面临的苦役时，他写道：“宁愿手里拿笔关在单人牢房里十五年，”同时又添加说，“我身上的这颗脑袋生来是搞创作的，它的唯一的兴趣在于研究最高深的艺术生活，它习惯于崇高的精神要求，可是已经被人给砍掉了。”
杜罗夫熬不住囚犯生活的艰苦。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幸亏有毅力，对美好的未来从来不曾放弃过信念，所以比较顺利地经受了苦役生活的艰苦考验，虽然苦役生活也影响到他的健康。倘若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在流放之前就有癫痫，那么，病的发作无疑是轻微的，次数也是不多的。至少在他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前，我是没有料到的。可是他到了彼得堡，他的病对于所有与他接近的人来说已不是秘密了。他说，有一次，秋天里，人家派他们到河里去拆一条旧的木船，同时其他囚犯站在齐膝盖深的河水中，杜罗夫的健康，自从那次以后特别受到损害。很可能，这一趟苦差事也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加快了病的发展，达到后来所暴露出来的那种程度。
赦免以后开头一个时期只准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外省，因而他住在特维尔，这样离亲属们可以近一些。他的亲属一部分住在彼得堡，一部分住在莫斯科。他哥哥接到信后立即赶去与他会面。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是个有家眷的人：他在西伯利亚与寡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结了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1863年因痨病去世的。这次结婚他们没有生过孩子，不过遗下一个他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归他照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特维尔住了几个月。他准备恢复因服苦役而中断的文学活动，读了许多书。我们都寄杂志和书籍给他。同时，根据他的要求，我把斯拉夫文的《赞美诗集》和卡齐米尔斯基翻译的法文的《可兰经》寄给他，还有《Les romans de Voltaire》法语：《伏尔泰长篇小说集》…他后来说他曾构思一部哲学著作，可是仔细斟酌后又打消了这一念头。
这期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办了一家烟厂，营业不错：他的纸烟附有赠品，行销全国。可是烟厂的业务并没有使他放弃文学。而且，他应我的要求，为《火炬》杂志翻译了雨果的《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é》法语：《死囚末日》。，这份杂志当时是我和出版人卡林诺夫斯基共同编辑的。有一天上午，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到我处，带来了好消息，说他的弟弟获准在彼得堡居住了，他当天就来。我们匆匆赶到尼古拉耶夫火车站，在那里我终于拥抱了我们的被放逐者，分别了将近十年的朋友。我们一起度过晚上。根据我的感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身体方面没有变化，看上去甚至似乎比过去精力充沛，丝毫没有失去他一向的劲头。我想不起那天晚上我们共同的友人中还有谁在场，我的印象中只记得这次久别后的初次见面，我们只是交换消息和感想，回忆过去的年代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从此之后，我们几乎每星期会面。我们在一群为数不多的新朋友中闲聊，内容和从前杜罗夫小组所谈的大不相同。有可能相同吗？西欧与俄国在这十年间似乎互换了角色：在那边，从前吸引过我们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业已烟消云散，反动势力在各方面都趾高气扬；在这里，我们幻想过的许多东西却开始付诸实现，我们准备改革，改革更新俄国的生活，孕育着新的希望。很明显，我们的闲谈中已没有从前的悲观主义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渐渐地开始谈起他在西伯利亚生活的详细情况以及那些被社会唾弃的人的习气，他在服苦役的监牢里不得不和这些人一起生活了四年。这些故事后来大部分写入他的《死屋手记》。这部作品问世时情况十分有利：书报检查机关当时已充满了容忍的气氛，文学界出现了一些作品，不久以前这些作品要出版还是无法想象的。这本书的新鲜之处是专写苦役犯的生活，全部故事都是描写可怕的凶犯，基调暗淡，最后，作者本人又是刚释放回来的政治犯，尽管这些情况搞得书报检查机关有几分为难，但是并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回避真实。《死屋手记》果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影响：人们把作者看成是新的但丁，他下到地狱中去过，更可怕的是这地狱不是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中。指屠格涅夫与赫尔岑对《死屋手记》的意见。1861年12月底，屠格涅夫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十分感激您寄我两期《当代》月刊，我正以极大的兴趣在看，尤其是您的《死屋手记》。浴室那个场面简直是但丁式的。”（《屠格涅夫书信集》，第4卷，苏联科学院，196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页320）赫尔岑在《俄国文学中的新时期》一文中写道，尼古拉一世死后的觉醒时代留给我们一本可怕的书，一首独特的carmen horrendum（吓人的歌），它将永远高挂在尼古拉的阴暗王国的出口处，犹如但丁在地狱的入口处的题词，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是一则可怕的故事，大概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在他用戴镣铐的手给苦役犯难友画像时，他竟由描绘西伯利亚监狱的风习而创作了一幅布纳罗蒂*式的湿壁画。（《赫尔岑》，第18卷，页219）
*即米开朗琪罗。按照当时书报检查的条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从作品中删去关于被流放的波兰人和政治犯的插曲。关于这一对象，他告诉我们不少有趣的细节。除此之外，我还想起他的一个故事，大概也是按照那个书报检查机关的意见而没有放进《死屋手记》里，因为这个故事触及当时颇为棘手的滥用农奴法的问题。我现在想起，有一天晚上，在他哥哥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自己的牢狱生活时讲了这则故事，他讲得非常真实，非常有力，使人永远不会忘记。应当在他讲故事的时候听一听他的富有表情的嗓音，看一看他的生动的面部表情，就可以明白他给我们以什么印象了。现在我尽我所能，尽我所记得的来转述这个故事：“我们牢房里有个年轻的囚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道，“沉默寡言，安分守己，不爱说三道四。我很久都没有跟他交往，不知道他服苦役是否很久了，为什么落入特号，只有犯了重罪的人才编入特号。为人小心的监狱长对他的品行有好感，犯人们也喜欢他，因为他性情温和，乐于助人。我们逐渐和他接近，有一天收工回来，他给我讲了他被流放的原因。他是莫斯科附近省份里的一个农奴，是这样到西伯利亚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