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们的村子不小，也挺富裕。我们的老爷是个鳏夫，年纪还不老，人也不太凶，可就是头脑糊涂，放荡，喜欢搞女人。村里人都讨厌他。我考虑要结婚了，老婆总是要的，况且已经爱上了一个姑娘。我们情投意合，老爷也准许了，我们按教会仪式结了婚。可是我和新娘刚行了婚礼出来，回家去，走到老爷的庄园附近，一下子奔出六七个什役来，拽住我的年轻的妻子往庄园里拖。我冲上去救她，那几个人一下子朝我猛扑过来。我一边叫喊，一边跟他们搏斗，可他们拿长腰带把我的双手捆住。我没法儿挣脱。我老婆就这么给抢走了。他们把我拽到我家小屋里，就这么把手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我扔在长凳上，还派了两个放哨的守住我。我挣扎了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很晚他们才把年轻的妻子陪来，给我松了绑。我从凳子上起来，可婆娘扒在桌上哭了，伤心了。我说：“咋啦，伤心呀，又不是你自己要失身！”从这一天起我就寻思，老爷看中我的老婆，我该怎样谢谢他！我在板棚里磨快一把斧子，快得能割麦子，带在身上，不让人家看出痕迹。别的庄稼人看到我在庄园附近转悠，也许已经料到我在打什么主意，可是谁也不来干预，因为咱们村的人都很讨厌那位老爷。不过我守了很久都没有等到机会：有时候他跟客人们在一起，有时候他身边有听差小厮不便下手。可我心里好像搁了块石头，他污辱了我妻子，此仇不能不报，眼看着妻子这样伤心，我心里更加痛苦。嗯，有一天将近傍晚时，我走到老爷家的花园后面，一看：他一个人在小径上散步，没有发现我。花园的围栅不高，是一根根木棍钉成的栅栏。我让老爷稍微走过去一点，我悄悄地一下子越过栅栏。我抽出斧头，从小路走到草地上，免得他先听见脚步声。我从草地上偷偷地跟在他后面走。靠近他的身边时，我双手握住斧头。我要让老爷看到是谁要他流血送命的，所以我故意咳嗽一声。他回过头来，认出是我，这时我一步冲上去，抡起斧头对准他的脑袋砍去喀嚓一下！我说，为了爱情，给你这一下立刻，脑浆和鲜血飞迸他没喘一口气就倒下了。我就到警察局去自首，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嗯，他们把我抓起来，噼噼啪啪揍了我一顿，判我到这里关十二年。’
“‘可您编在特号呀，是无期？’
“‘这个，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为了另一起案件，他们判我无期流放，服终身苦役。’
“‘什么案件？’
“‘我把上尉干掉了。’
“‘什么上尉？’
“‘犯人宿歇站的站长。看来他这样下场也是命该如此。那是我结果了老爷的性命之后的第二年夏天，我来到一群犯人中间。那是在彼尔姆省。老大的一群人被撵着走。正好又遇到大热天，热得不得了，从一站到下一站的路又很远。大太阳底下把我们晒得都蔫了，大家都疲惫得快要死了：押送的士兵几乎迈不动腿，我们戴了镣铐不习惯，痛苦不堪。犯人的身体并不个个都壮实，有些人几乎是老头子。其他人整天没有一块面包皮到嘴：押解途中连得施舍的一片面包也不给，我们只喝了两次水。我们怎样勉勉强强地拖到宿歇站，只有上帝知道。嗯，我们走进宿歇站的院子，有的人竟然就躺下了。我不能说浑身乏力，只不过很想吃东西罢了。当时的宿歇站，只要大群的犯人一押到，就要给犯人开饭。我们一瞧，还一点动静也没有。犯人们就说开了，说这是不给我们饭吃，我们瘦得力气都没了，有的坐着，有的躺下，可是竟然连一块面包也不扔给我们。我觉着这事儿欺人太甚。我自己饿得肚子咕咕叫，那些身单力薄的老头儿更加可怜。“快开饭了吗？”我们问站里的兵。他们说：“等着吧，长官还没下命令呐。”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评评理，听见这种话是什么滋味儿：公道吗？一个文书从院子里走过，我对他说：“为什么还不吩咐给我们开饭？”他回答说：“等着吧，你不会饿死的。”我说：“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您瞧瞧，人都快累死了，您知道，这样的大热天，路上可是够呛的快开饭吧。”他说：“不行，上尉有客，正在吃早饭，待会儿吃完了，会下命令的。”“很快就会下令吗？”“等他吃饱了，剔清了牙缝，他会出来的。”我说：“这算是什么规矩：他自己慢条斯理地享口福，我们可快要饿死了！”那文书说：“你嚷嚷什么？”我说：“我没嚷嚷，我只是说我们没有力气了，连腿都提不动了。”他说：“你吵吵闹闹，煽动别人造反；我去报告上尉。”我说：“我没吵闹，你要报告上尉尽管去告。”这时，听着我们说话，有的犯人也嘀咕开了，不知是谁还骂了站长。文书火了，他冲着我说：“你个造反胚子，上尉这就来跟你算账。”说着走了。我心里好气愤，话也说不出。我感觉到，这事情不犯罪是过不去的了。当时我身上有把折刀，是在尼日尼附近用一件衬衫向一个犯人换来的。现在我记不得我是怎样从怀里摸出折刀，藏在袖子里的。我瞧见一个军官从小房间里出来，脸孔那么红，眼睛鼓得似乎要弹出来，准是酒喝多了。那小文书跟在他后面。“造反胚子在哪里？”上尉直冲着我嚷。“是你造反，咹？”我说：“我没造反，大人，我只是替大家发愁，上帝和沙皇都没说要饿死人哪。”他可吼了起来：“你这该死的东西！我让你看看，上面吩咐是怎么对付强盗的。叫士兵来！”这时我把小折刀拉开来笼在袖子里，想好办法了。他说：“我来教训教训你！”我说：“大人，用不着你来教训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用你教训也知道。”我说这话是故意气他，让他更加火冒万丈，冲到我跟前来我估计他受不了，要跳的。嗯，他果然受不了，攥紧拳头，冲到我面前，我趁势身子往下一蹲，朝前一蹦，一刀子捅进他的肚子，从下往上一挑，几乎一直划到他的喉咙。他像一段木墩子似的摔倒了。有啥办法呢？他欺压犯人，把我气疯了的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为了这个上尉，我被判了无期，列入特号。’”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都是犯人讲的，讲得那么平静、朴实，好比讲森林里砍倒一株腐烂的树。他没有夸大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为自己辩白，只当作是一件日常琐事来叙述。然而这个人又是整个监牢里最温顺的囚犯之一。《死屋手记》中有若干处地方跟杀死宿歇站上尉站长的情节相似。不过我所引述的故事是我亲耳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讲的，我转述的语言如果不完全是他的原话，无论如何也是近似的，因为当时这故事使我极为震惊，深深地印入我的记忆中。也许我们的朋友中有人会记得的。回想起他在苦役监牢里不得不与之待在一起的罪犯们，他并不以按教育而论不可估量地高出于他们之上的人那种厌恶与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们，而是努力在最残酷的心灵中发掘某种人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他从来不抱怨自己的遭遇，既不埋怨法庭判决的严峻，也不为断送了青春年华而嘀咕。诚然，我从其他服苦役回来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嘴里也没有听到过强烈的埋怨，然而那在他们似乎是由于俄国人固有的不念旧恶的本性。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似乎还跟对命运的感激结合起来，命运给了他机会，使他在流放中深入了解了俄国人民，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监狱中长期的艰苦生活他不愿讲，只是热烈地回忆起自己脱离文学创作，不过他总是立即又说，他在出于无奈只好看看一本《圣经》时，他倒是能够更清楚、更深刻地了解基督教的思想了。
题解：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米柳科夫（1817—1897），作家，教育家，文学史家，评论家。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团体有接触，出席过杜罗夫的小组，醉心于傅立叶主义思想，用教会斯拉夫语翻译了拉门奈弗里西特·罗伯尔·德·拉门奈（1782—1854），法国政论家，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教徒故事》中的一章。《俄国诗史纲要》（1848）一书使他成名，书中反映了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1858年，由于该书第二版问世，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米柳科夫和弗·科斯托马罗夫一起写作并出版了《古代世界与新世界文学史》（1862）。他的《俄国诗歌的珍宝》一书出版于1874年。一年后，《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反响》问世。1890年，他的《文学界的会见与交往》一书出版，这里刊登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即摘自该书。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密交往——米柳科夫很乐意强调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友谊关系——应当认为是在1848年，当时米柳科夫因《俄国诗史纲要》一书逐渐成名。他在杜罗夫处遇到巴尔姆、普列谢耶夫、菲利波夫以及毛姆贝利，这些人不久就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米柳科夫本人则竟未受到法庭的传讯。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回来后（1859年底），他们先前的友好关系得到恢复，并且几乎一直维持到作家出国（186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1860年9月10日、1863年1月7日致米柳科夫的信，尤其是1866年7月中旬的一封详细的长信上的语气和内容，证明了这一点。这封长信谈到由于长篇小说《罪与罚》遭到《俄国导报》编辑部方面的检查而造成的痛苦。（见《书信集》，第1卷，页299、313、442—444）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日常生活上的亲密朋友，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地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米柳科夫有时甚至带几分讥讽味道：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引用费·米议论报上一则简讯的话说：“根据叙事有点庸俗的语调来看，这件事倒是不会没有米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7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期间（1867—1871）没有给米柳科夫写过一封信，为了米柳科夫待女儿的态度不好，他倒是几次表示过严厉的看法。例如，1867年10月23日他写信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说：“米柳科夫的情况我早有所闻。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个可笑的人！既可笑又愚蠢的人！”（《书信集》，第2卷，页53—54；又见《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日记》，页107）
从可靠性的观点来评价米柳科夫的回忆录时，应当估计到这些情况。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集会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地方，尤其应当批判地对待。米柳科夫的有意无意地歪曲真相，还因为他撰写回忆录时距离他所写的那个时代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他记忆中的许多久远的往事因为受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政府里的和社会上的反动派猖獗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与歪曲了。
米柳科夫的回忆录性质的随笔发表在《俄国旧事》1881年第3至5期上，这里以及下面“走向第一高峰”部分（页267—270）所载是根据米柳科夫的《文学界的会见与交往》一书经过删节而来的。（圣彼得堡，1890年，页169—203，207—222）
《回忆录》选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摘自第一卷《童年时代与青年时代（1827—1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