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尼·尼·斯特拉霍夫我认为，把我记忆中保存的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多少是有趣的和重要的事情写下来，这是我的责任。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跟他很接近，尤其是在办杂志那个时期，他是杂志的领导人。因此，最有可能要求和期待我来叙述他在从事这一公共事业期间的见解和情绪。我们关系密切，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他的思想和感情，我将尽我所能，根据我所记得的，我所能够理解的，努力加以叙述。这几个杂志的命运，波折和变化的历史，现在别人未必见得能像我一样说得那么详细；而这段历史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中却有着重要意义，又构成他的写作生涯中的重要方面。我也将努力以全部的真诚和准确指出我所能够了解的他个人的特点与态度。不过，我叙述的主要对象毕竟还是我们作家的文学活动。不仅作为一个艺术家，长篇小说的作者，而且作为一个办杂志的报人，他在文学史上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人物。我还是从叙述他办杂志业务开始我的回忆录，这样最为合适。
尼·斯特拉霍夫一初期会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办杂志工作，如果统统加在一起，恐怕有相当大的分量。他对这种工作怀着极大的兴趣，他的绝笔之作恰恰是他的最末一期《日记》即《作家日记》。中的几篇文章。
他作为办杂志的人，也就是作为编辑、政论家和评论家办过的刊物有如下几种：其一，《当代》（《Время》），大型月刊，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自1861年1月至1863年4月底出版。
其二，《时代》（《Эпоха》），同样的大型月刊，从1864年初至1865年2月底出版，起先也由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他死后，1864年6月起由亚·乌·波列茨基主编（波列茨基如今已作古）。
其三，《公民》，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于1872年创办的周报。第一年的编辑是格·康·格拉多夫斯基，后来，1873年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在这里开始写作标题为《作家日记》的小品文；这是下一个刊物的胚胎。
其四，《作家日记》，月刊。1876年与1877年出版。1880年出了一期八月号；1881年的一月号出版时编者已去世。
这些杂志的精神和方针在彼得堡的期刊中构成完全别具一格的版面，大家知道，彼得堡的期刊的特点是意图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缘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活动与彼得堡的这种普遍的情绪截然相反，他多半以其强有力的才能和热情的宣传，使另一种情绪，比较广阔的——俄罗斯的情绪而不是彼得堡的情绪，受到很大的重视。
我试着合情合理地指出这件事的过程。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是在办刊物生涯中开始相识的，还要早一些，是在《当代》出版之前。1859年底就宣布第二年有新的月刊《火炬》出版，由德·伊·卡林诺夫斯基主编。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是亚·彼·米柳科夫，当时是我同一个学校的同事。我把我的作品交给他供杂志创刊号用，这是我的第一篇大块文章，我是以这篇文章开始彼得堡的报人生涯的。1860年第1期《火炬》上刊登了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令人十分高兴的是文章得到赞扬，米柳科夫请我去参加他的文学小组，每星期二例会，地点在军官街的雅科勃斯家。从我去参加这个小组的第一个星期二起，我认为自己仿佛终于被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团体所接纳了，对一切都很感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兄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原来是米柳科夫的主要客人，又是房东的老朋友，互相很要好的，所以经常在一起。除去他们之外，经常来的有阿·尼·迈科夫、符·弗·克列斯托夫斯基、德·德·米纳耶夫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纳耶夫（1835—1889），讽刺诗人。、斯·德·亚诺夫斯基医生、亚·亚·楚米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楚米科夫（1819—1902），作家。、弗·德·雅科夫列夫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817—1905），作家。等等。在小组中占首位的自然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是大家公认的大作家，他的首席地位不仅因为他有名，还因为他有丰富的思想和他表达它们时的热情。小组不大，成员之间很亲密，因而所有俄国人团体中司空见惯的拘束气氛这里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不过就是在那时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平常说话的习惯也是颇惹人注目的。他常常轻声和人谈话，几乎耳语一般，直到有什么事情特别刺激了他，这时他精神来了，才骤然提高声音。不过，这种时候以他通常的情绪而论可说是相当快活了。他身上原本还有许多温柔的地方，到后来几年，他经受了无数艰难和焦虑以后，全变了。他的外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他只蓄着小胡子，尽管他脑门大，眼睛很美，却完全是一副当兵的面孔，也就是一副平民百姓的相貌。我也记得，我初次看见他的前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几乎是匆匆的一瞥；她的苍白而柔美的面容给我十分愉快的印象，尽管这面容显得纤细，也不规则；看得出患病的迹象，这病引她走向坟墓。
小组里的谈话使我极其感兴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我有机会得以毕业于这个学校，这一派人在许多方面跟我已经形成的见解与趣味都是相左的。在这之前，我也参加过—个小组，不过是自己的小组，不是公开的文学小组，纯粹是私人性质的小组。这样的小组在彼得堡一向是很多的，往往是读书小组，求知识，好学习，养成自己的好恶，但是根本不打算公开活动。
我相识的这一类朋友尽是些年纪比我轻的人；我报出名字来：在世的人当中有德·瓦·阿韦尔基耶夫德·瓦·阿韦尔基耶夫（1836—1905），作家。；去世的有米·巴·波克罗夫斯基、尼·尼·沃斯科鲍依尼科夫、伊利英、伊·格·陀尔戈莫斯季耶夫及费·伊·陀谢这些人*后来都属于文学界，尽管有些人很少参加，甚至根本不为人所注意。——斯特拉霍夫注*米·巴·波克罗夫斯基是1861年“大学生风潮”的参加者，大学生组织领导人之一。
尼·尼·沃斯科鲍依尼科夫（1838—1882），政论家，《读书文库》及《莫斯科电讯》的撰稿人。
伊·格·陀尔戈莫斯季耶夫，新闻记者，翻译家。
费·伊·陀谢（1831—1876），作家，1863年“大学生风潮”的参加者…这些人非常崇拜科学、诗、音乐、普希金与格林卡；他们态度严肃，情绪很高。我参加纯文学小组时所抱的那些观点也是在这里形成的。
那时我研究动物学和哲学，因而我自然勤奋地阅读德国人的著作，把他们看作启蒙教育的领袖。文学家们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都十分热心地阅读法国人的著作，对德国人的却颇为冷淡。不过大家都知道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例外，他懂德文，能看书和翻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则尽管学过德文，可是和其他人一样，全荒废了，一辈子只看法文书。在流放中，看来，他原本打算认真学习一番的，曾请他的哥哥把黑格尔的哲学史的原著寄给他见《书信集》，第1卷，页138—139。，然而书寄来后没有看过，跟我认识之后立即把书送给了我。
小组的趋向自然也是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组里占主要地位，往往超过对纯艺术的兴趣。按照这个观点，艺术家应当关心社会的发展，引导人们认清社会上所产生的善与恶，因而要做引导者、揭露者和领导者；这样一来，无异直截了当地声称永恒的、共同的利益应当服从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充满了这种政论式的倾向，并且保持终身。
文学艺术家的活动主要应当是观察和描写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大部分是卑贱、可怜的人，把他们在环境的影响下，在周围情况的影响下是怎样定型的表现出来。文学家往往有这样的习惯：有机会时常到最肮脏的下等地方去走走，和一些为商人和官吏所厌恶的人作友好的谈话，又满怀同情地看待各种最粗野的现象。小组里谈话的话题总是落到这种人的各种类型上，从这种生理学的见解中透露出许多机智和细致的观察。开头一个时期，对人的特性和行为，不是从道德要求的高度，不是按照理性、崇高和美的标准来判断，而是从各种影响的无法避免的威力，从人的不可避免要顺从的本性的观点出发来作判断，这种方法着实使我吃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独特的思想情绪，比这种生理学高出一筹，我是在后来才恍然大悟的，起初在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对我来说是新鲜的见解中，我并没有发现他的独特之处。
这一思潮显然是在法国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是富有成果的四十年代的思潮之一，那时，欧洲的精神生活格外蓬蓬勃勃，对我们俄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撒下种子，后来终于长期地蓬勃生长起来。至于我，在文学方面我也是属于四十年代的一个流派的，不过比文学小组还要资格老一些；说到这个流派，它认为了解黑格尔、熟读歌德就是文明的顶峰。因此，又由于其他导致不一致的原因，文学小组的情绪十分引起我的注意。
这种情绪的基础自然是在于美好的感情，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处于困难境地的人的同情以及对他们的弱点的谅解。其实，我们在指出别人不能实现的要求——哪怕是道德上的要求时，很容易犯硬心肠的毛病。因此，我所参加的文学小组，对于我，在许多方面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校。不过这里的另外一个特点，极为错误，使我颇感吃惊。我惊奇地发现，这里对任何一种肉体上的放纵和违反常规看得毫不重要。在道德方面极为敏感的人，具有最高的思想方式，大部分人自己甚至没有什么肉体上的放纵，可是看待这种混乱却全然无动于衷，谈到这种混乱情况好像谈什么有趣的小事，空闲时逢场作戏也是完全可以的。精神上的丑陋会遭到严厉而细致的谴责，而肉欲上的丑事却不会被当作一回事。这种古怪的性的解放起着诱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引起的后果，回想起来是既可怕又痛苦的。
这里顺便概括地说一说，读者不应当把这几则笔记和下述笔记看作是企图完整地反映已故的作家的；我直截了当地、断然地否认这一点。他对于我是太亲密而又太不了解了。当我回想起他来，使我吃惊的正是他的才智的无限敏捷，心灵的永不枯竭的丰美。他身上似乎一点也没有定型的东西，思想感情如潮涌般地产生，在来得及表达的思想感情之下隐藏着如许没有表现出来的、人家无从知道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文学活动也像某种热情迸发一般在开展，扩大，不符合一般的发展形式。在文学活动的平稳的进行中，甚至仿佛是在松弛之后，他突然显示出新的力量，从新的方面出来亮相。这样的高潮算来有四个： 第一，《穷人》；第二，《死屋》；第三，《罪与罚》；第四，《作家日记》。当然，这四本书里到处都是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怎么也不能说，他充分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死亡使他没有能够达到新的高潮，使我们看不到也许是更加和谐、明朗的作品。
一个人非常强烈地沉浸在某种思想感情中，可是心里却保存着不屈不挠、不可动摇的观点（他以这样的观点看待自己，又用来看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独特的两重性在他身上流露得极其明显。他本人有时也谈到这一特点，称之为反射。这样的内心结构，结果往往是一个人始终有可能去判断他的内心充满了什么，不同的感情和情绪往往能够传入内心而无法彻底控制它；从这样深刻的内心中往往会产生—种能量，使思想和创作的全部活动和整个内容得以活跃和改观。
无论如何，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丰富的同情心，善于了解各种不同的乃至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本领，总是使我颇为惊讶。初次认识他时，他是果戈理和普希金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在艺术方面对他们无限钦佩。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听他朗诵普希金的诗歌的情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分明很钦佩他的弟弟，要他朗诵，兴致勃勃地听他朗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了绝妙的两个片断：“春雪消融的地方”指1828年的《寒风还在吹》一诗的草稿，第一次由安年科夫在《普希金的生平传记的材料》（1855）中发表。和“春暖时节”指《大狗熊的故事》草稿的开头部分，属于1830年前后的作品，第一次由安年科夫在《普希金的生平传记的材料》（1855）中发表。，他对这两节诗评价很高，后来挑选后一片断在普希金纪念会上诵读。我初次听他朗诵是在这个纪念会之前的二十年，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失望心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朗诵得很好，不过是用稍稍克制的、压低的声音念的，是那种没有经验的人朗诵诗歌时通常所用的声音。我还记得他朗诵过其他的诗歌和散文：当时他确实不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朗诵者。我顺便提到此事是因为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朗诵得好极了，确确实实以自己的艺术使听的人赞赏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