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成身体一直不太好，1956年入华东医院治疗，静下来思考之后，他认为这样下去会给党群关系带来危害，会使群众远离我们党，于是在医院里写下《我们需要感情》一文。1957年1月，文章发表于《解放日报》，当时社会反响很大，特别是引起知识分子的共鸣，许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党员不应是冷冰冰的，不能老是居高临下地训人。从1月到6月，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争论非常激烈，听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拍了桌子，曾发表意见，并命人写反驳文章，包括姚文元也写过。王鼎成得知柯庆施的态度后并没有惧怕高压，又写下《再谈感情问题》，甚至把柯庆施暴跳如雷的形象也写进文章。华东医院有一些病友支持他，有的还直接对柯庆施提出批评。看到第二篇文章，柯庆施更生气了，决定处理他。1958年，王鼎成被打成“反党分子”，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苏省委常委、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认为王鼎成只是思想问题，并不是反党，也曾积极挽救，但在当时的气候下，他也无能为力。在出版社大会上，就由那位来自老区的老干部宣布对王鼎成的处理决定。其实这个领导也很可悲，他在单位里给自己设一个独立的办公室，每天独来独往，与上海人格格不入，认为上海人太“右”了。不久，他到市里参加会议，竟从锦江饭店南楼跳了下去。
七、 十年浩劫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亦简称“文革”。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爆发，当时我担任徐汇区地区办公室主任。最初还没有批斗，我们这些当权派只是“靠边站”，即从领导岗位下来。先被集中到区委的一个地下室，后来红卫兵搞大串联，听说北京来的红卫兵要打人的，区里的造反派也担心出事，就把我们分散转移到基层劳动。我被安排去嘉善路菜场担任仓库保管员，一去就是几个月，每天天不亮就要上班，但那段时间仍拿到原来的工资，那里的工人对我也蛮好的。
1966年底，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规模的批斗也开始了，我是区里第一批被批斗的人。当年坐国民党监狱在这时成为罪名，没有任何证据就说我是叛徒、特务，最令人伤心的说法是： 你既然被捕为何还能活着出来？各单位轮流在文化广场开批斗大会，记得当时用大卡车把我们这些人拉到广场，给我们挂上写有罪名的牌子，并被迫跪在地上。但最初没被隔离，只是口头批判，打人还不多见。
12月1日，我们几个人被宣布隔离，其实就是被关进部门私设的隔离室，不能回家，也不允许和家属见面。我被单独关进一个朝北的小屋，走廊对面就是开批斗会的地方。就在同一天王鼎成也被隔离了。批斗我的造反派，都是地区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和区民政局的干部，他们和我一起工作多年，好多人还是我一手提拔培养的，他们并不是不了解我，可却在这时诬陷我，这令我很痛心。抄家也是由本单位的造反派搞的，他们先把几个孩子关到厨房，然后一间间屋子翻，把所有的信件、笔记本等文字材料都拿走了，我在狱中写的信一直保存着，这时也被抄走，直到“文革”结束才还给我，所以有的还盖有“革命委员会”的印章。
那时造反派的水平是很低的，批斗也不过胡言乱语，这些知识分子讲出的话就像文盲一样。当年我出狱时黄包车把我拉到大姐所在的大通路小学，大姐还在讲课，我先去了她的寝室。在监狱两年多，我的头发已经很长了，梳着两条辫子。等了一会儿，我决定先去剪头发，又想留个纪念，剪之前先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我成年以后一直剪短发，被捕时也是短发，姐姐下课看到我，也仍是短发的模样，因此仅有难友见过我长发的样子，然后姐姐急匆匆送我到沈老师家，我也来不及跟她说剪发的事情。“文革”时审查我入狱的事情，问起这张小辫子照片的来历，我说是刚出狱时拍的，而姐姐却说从来没看到我留辫子。这下造反派以为抓到什么天大的证据，非说这张照片是特务给我拍的，目的是要我潜伏下来，所以要我改装等等。总之，围绕一张照片又造出许多无中生有的罪状。
有一次，他们要我读毛泽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极其阴险的一招，因为这两篇文章是解放战争末期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劝降书，读表示我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不读却是对抗，所以我只能说：“这两篇文章不适合我。”果然，第二天早晨到处贴满大字报和标语，历史问题变成“现行反革命”，罪名上升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当天把我弄到隔壁气象局的大礼堂进行大会批斗。那是一个全区的批斗大会，一排人挂着纸牌，被迫跪在台上，气象局党委书记刘次恭原是常熟区区委书记，我作为他的陪斗，既然说我是叛徒，那么就证明他“招降纳叛”。
大会就这么一次，其他都是小会型的批斗。造反派逼我承认在国民党监狱里做了叛徒，我始终给予否定，于是他们分早中晚三班来批斗，几十个小时不让睡觉，最久的一次长达九十六个小时，我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想尽办法折磨人，打耳光是常事，或者把人拎起来再丢下去。侮辱人的花样也很多，记得有一次我想去厕所，看管人员捉弄人，要我双手捏着筷子两端举在头顶走过去。这些做法和国民党特务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想想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看管除干部之外，还有两个市二女中的女红卫兵，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女生比较文雅，而另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就粗暴一些了。有一次批斗会，那些造反派又集体围殴，那个女孩也趁势挤上来打我，混乱中她的手也被别人击中，当时就恼羞成怒，但一时也不好发作。批斗会结束回到隔离室，她又用扫帚对着我劈头盖脸地一顿打。当然，有的看管干部还是有良心的，一段批斗结束，有人叫我快点休息，晚上他们吃宵夜，也有人送来给我吃，对我说：“斗归斗，批归批，吃归吃。” 在“文革”中，这段日子是最难熬的。后来我们被送到上海交通大学，表面说是学习班，实际上仍是隔离交代，每天写材料、学习，反而安静一些了。
我们夫妻被隔离之后，工资被停发，只是按每人十五元的标准发一点生活费，当然无法支付保姆工资。当时家里最小的孩子不满十岁，而这时庄阿姨并没有离开，她看管着孩子，支撑着我的家。大姐是小学校长，所在小学的红小兵也造反了，要打倒所有的老师，他们为贴大字报把糨糊弄得满地，大姐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眼睛又高度近视，她孤身一人，无人照顾，所以也住到我们家来了。后来一群无法无天的红小兵又来揪大姐去开斗争会，阿姨恐怕出事，一直陪着大姐到学校，帮她度过最艰难的时光。
“文革”武斗闹得最凶时，婆婆患胆囊炎，在中山医院开刀，那时医院秩序大乱，手术后婆婆的刀口一直不能愈合，到最后肠子都露出来了。我也去陪了六个晚上，临终那晚却没在她身边，第二天早上听同房的病友说，婆婆叫了一宿的“向顷”。我父亲本人虽然没受到什么冲击，但总有不少人找他调查儿女，令他十分忧虑。一天，他接到来自江西的信，说我大哥也被隔离了，他哆哆嗦嗦地拿着信，嘴里嘀咕着：“好人也要被隔离吗？”一着急患了脑溢血，几天后就不行了，逝世于1969年6月9日。1971年清明，母亲也走了。
1968年10月28日，我们被送到崇明前进农场，这个农场划出一片给徐汇区办“五七干校”。干校的学员分作两等，大部分学员要参加劳动但不关禁闭，每月可以回家一次。而我们六个包括原区委书记、区长、卫生局长等，则作为被机关清理出来的对象，另外被铁丝网圈起来，每天有人押着我们出去劳动，当时叫“监督劳动改造”。在干校我从事过多种体力劳动，插秧收稻、养猪种菜，我都干过。开河时我去挑泥，铲泥的人故意多铲几锹，让我几乎挑不起来。早春站到齐膝的水田里插秧，老是弯着腰，冷风直接吹入肚子。在田里也走不稳，常常滚得一身黑泥，旁人讥笑说：“再敷上点稻糠，你就完全像个皮蛋。”后来落下慢性病，一到冬天肚子就冰冷难受，这时才知道农民腰里系根稻草绳是很有道理的。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才让我们与一般学员一起学习劳动。那时劳动强度比较大，时间一长许多人的衣服裤子都磨坏了，干校安排一批女学员缝补衣服，一般在裤子的屁股和膝盖部位打上两个大补丁。我也参加这个工作，刚上缝纫机时难免轧断针，而这种小事也被扣上“反党”、“有意破坏公物”等罪名。
1970年孩子才被允许来看我。他们在工地等了半天也没看到我，就问人家：“我妈妈怎么没来？”那人问：“你妈妈是谁？”孩子说：“向顷。”那人抬手一指，说：“那不是吗？” 我被关进去时他们还小，几年不见，妈妈的形象已模糊了，另一方面我改变也太大，那时头上包着毛巾，腰里系根草绳，又黑又瘦，他们都不认识我了。其实看到小儿子，我也不认识了。1969年1月和3月大女儿和小儿子先后赴安徽和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也不能相送，只能由庄阿姨为他们操办衣被行囊，送两个孩子踏上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