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会小学教师倪凤仙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倪凤仙
【访谈/整理者】屠立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博士生程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访谈时间】2011年11月21日，2012年2月5日、11月25日【访谈地点】上海市诸圣堂【整理者按】倪凤仙，1922年生，上海南汇人。1947年，曾于上海磐石小学任教。1955年成为培人中学的语文教师，1977年自多稼中学退休。
我出生在上海南汇大团镇，我的父母都是上海本地人。当时的大团很繁华，因为所有进出芦潮港的船只，一定要经过大团才能往来市区。当时大团镇有两个大典当店，称南典当、北典当。
大团镇上建有基督教的教堂，叫做大团耶稣教堂。教堂在北典当那边接近农村的地方，也更靠近三墩，位于现在的永春北路。我祖父母后来都葬在那里。当时我们教会有名的牧师是朱大伟和张心田，后来张心田牧师调到虹口区的景灵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就在那里举行。赵世光牧师也很有名，教会里的老人直到现在还记得他。南汇还有一对外国牧师夫妇，他们为人很好，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叫我去教堂玩。
1929年前后，来大团教堂的人不是很多，一般只有四五十人，大部分信徒来自郊县农村，镇上的居民并不多。平时教堂没有其他聚会，只有周日做礼拜，当时的礼拜和现在也不一样，现在很多教堂一天有几场礼拜，那时一般只做一个上午，9点不到，教徒都来了，结束时合唱《三一颂》，到吃午饭时间，大家一起吃自带的食物，吃完再回去。现在金山、南汇一些郊区的教堂，还沿袭这种过去的礼拜仪式，金山的教堂礼拜结束时也仍然唱这首歌。从农村来的教友都自己带饭，他们一般也不会奉献现金，而总是带来一些自己种的粮食、蔬菜，等等，教堂附近的姊妹，也常帮他们做饭，给他们加一些菜。当时我们唱的赞美诗，有一些唱到现在，比如现行版《赞美诗》第27首、第16首等那时就经常唱了。这些歌都很简单，不复杂的。
我们家族有不少人信教，我小姑妈很早就信仰耶稣，后来她还在香港建了很多教堂。听说，我祖母病重时，说了一句话就闭上眼，大家以为她已经死了，许多人开始哭丧，大姑妈也开始烧纸钱，祖母居然又张开眼，问小姑妈：“我看见两顶轿子，一顶来接的人穿着白衣，另一顶来接的人穿着黑衣，我该上哪个轿子？”小姑妈告诉她：“你要上白轿，我们信耶稣的一定会上天堂，上了黑轿就要下地狱了。”大家认为，这也是神的见证，于是，我们家族信教的人更多了。
小时候我家挂着耶稣的画像，一出去人家的眼光有点异样，有人说：“她家是信洋教的。”其实，直到父母辈我家才开始信教。听说父亲是因为一个见证而信教的。我们那里有很多传道人，经常告诉世人：“耶稣爱你，当你陷入困苦时，他一定会救你。”父亲小时候家境艰苦，年轻时曾撑船跑运输，有一次，竹篙一下没撑住，人掉到河里去了，慌乱中父亲想到传道人的话，便在心里求神救护，这时一眼看见一根杆子在水里划，他一把抓住就得救了。当时他还没信教，但心里已有某种神圣的感觉，上岸后他说全靠耶稣救他，别人也告诉他这就是耶稣的“救恩”，他开始去教堂，然后就信教了，那时他才十几岁。父亲加入的教会隶属长老会，长老会为英国教派，当时有不少英国传道人、牧师来大团镇，所以当地这个教派的信徒比较多。长老会属于英国伦敦会，比圣公会世俗一点，圣公会的仪式和天主教很像，做礼拜都要点香，而长老会没有这种习惯。
最初我家开了一个小小的旅馆，楼上只有几间客房，我们自己住在楼下。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并不信教，她很早就因肺痨去世了，身后留下两个男孩。我母亲娘家本是开鱼行的，所以她心算很好，我的心算就是她教的。浦东的女人都要做事，所以那里没有缠小脚的习俗。外公家只有一儿一女，舅舅管鱼行忙不过来，母亲担心父母没人照顾，原本不想嫁人，所以出嫁时已经三十几岁了，只好给父亲做填房，那时我大哥哥已经结婚了。现在管年纪大的未嫁女叫“剩女”，那时叫“大娘子”，我们那里倒也不歧视“大娘子”，相反觉得娶妻就要年龄大些，“大娘子”会做事管家，家里才能“摆得平”。母亲生了两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哥哥，比我大四岁，我生于1922年，今年已满九十岁，因为同父异母的大哥哥比我大很多，所以我的侄女也只比我小十岁。娶我母亲时，父亲提出信教的要求，于是我母亲也皈依基督，所以我一出生便接受“洗礼”洗礼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表示洗净原有的罪恶，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分为全身浸入水中的浸礼及以洒水、抹水和倒水方式所行的点水礼。，从小就信仰耶稣。记得大团的牧师都很喜欢我，叫我“小妹妹”，还常让我一个人唱赞美诗。当时南汇的教堂并没有主日学主日学是基督教教会于星期日早上在教堂内进行的宗教教育，1780年由英国雷克斯（Robert Raikes）创办。主日学的形式因教堂而异，内容多为传授《圣经》知识。，来上海以后我才开始参加主日学的。
七岁时，我和母亲跟父亲来到上海。父亲先在钱庄做学徒，后来又去花号学生意。所谓花号就是棉花店，当时上海周边如金山、青浦、南汇都有很多地方产棉，他们去棉花产地收集棉花，再卖给纺纱厂，纱纺得好坏与棉花的质量直接相关，所以店里的老师傅要会开“丝头”，丝扯得长才是好棉花。
从此，我们生活在上海。一开始我家住在南市区的老北门一带，那边的房子都是石库门结构的，我家所在的石库门房子还算大的，有客堂间和东西厢房，楼上楼下一共住了六家，我家住在一楼东厢房。在那一带我们的住房已经算不错了，有些石库门里住的人家还要多，就像《七十二家房客》《七十二家房客》为沪语四幕滑稽戏，描写1949年上海弄堂里的平民生活场景： 一幢石库门房子内住着从事各种职业的七十二家房客，所谓“房间小得像白鸽笼，房客都像进牢笼”。描写的那样。那一带开有不少钱庄当铺，老板都是有钱人，他们开的学校就叫典质业小学，就在我家旁边，我正好到读小学的年龄，顺理成章就入学了，在里面读了两三年书。做礼拜在锡安堂，位于现在的仁济医院附近，在那里我还成为唱诗班的成员。
父亲为人认真，做事勤勤恳恳，老板看中他，三年满师后就把一部分股份让给他。在那家花号做了几年掌柜后，他和两个朋友合股开了自己的花号，位于爱多亚路，靠近今天的延安东路河南南路路口。店名“茂丰花号”，店面在弄堂里的一幢房子，楼下是作坊，楼上住着来学生意的学徒。另外两个股东，一个姓章，一个姓严，严家后来很有钱，在洞庭山即苏州东山有严家花园，严老板的一个侄子就是在台湾很有名的严家凎。
后来父亲生意做得好赚了钱，便在杨树浦那里造了房子，就在今天的杭州路松潘路附近，前面三上三下，主要是客堂间和东西厢房，后面也有三上三下，只是比前面小些，浴室、厨房都在后面，房子前面还有一个花园。这幢房子现在还在，已改作小学了。家里经济宽裕了，也没有用佣人，大嫂和我们住在一起，有时乡下的表兄、表姐也会来借住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帮忙，七手八脚就把家事料理了。家里没有买车，父亲长期在祥生汽车行定车，有一张用车卡，记得电话是4000，有需要打电话过去，他们就派车来。
搬家时我大概十岁，以后就转到沪江大学的附属小学念书。那个小学是个教会学校，和教堂造在一起，当中就隔了一个大草坪，名叫沪东公社。我们都在沪东公社的礼拜堂做礼拜，我仍旧是唱诗班成员。当时唱诗班组织就像一个歌舞团，又唱又跳，但不像现在唱诗班这样有统一服装，我们一般都穿沪东公社的校服。圣诞夜从晚上七点开始，孩子们一起去“报喜信”，也就是去牧师、院长、长老家里报“耶稣降生了”，牧师、长老们都准备好糖果迎接我们。复活节前大人备好复活节蛋、巧克力，用好看的彩纸包装，然后把它们藏在草地里，节日那天大家一起去找，找得多的孩子意味着好运气。那时抗战还没爆发，回想起来，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沪东公社校长兼职沪江大学的教授，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她们都有英文名，Helen、Mary、Rose、Joy，其中两个女儿和我关系很好。Joy后来成为电影明星，艺名慕容婉儿，她先生也是演员，就是《兵临城下》中演军官的舒适。我和她的关系最好，一打电话可以聊一个上午。后来他们住在南昌大楼，Joy去世后，舒适又娶了一个小明星凤凰，后来才慢慢断了联络。
刚上高一的口述者
小学毕业时两个朋友叫我一起去中西女中就读，但由于哥哥在民立中学，我也就在民立女中读书了。民立女中离杨树浦很远，校址就在现在的文庙附近，因此我要住校，但我实在不喜欢住校，因为学校宿舍不好，食堂也吃得很糟糕。女中的课程大多用英文讲授，高中时除语文、历史、地理之外，其他课程如物理、化学等全都用英文讲授，即使教书的老师是中国人，也都用英文教课，那时我的英语作文写得很好。教我们化学的田和卿老师，课余一直在研究，后来研制出自己的味精，佛手牌就是他创立的。
父亲后来开了玻璃厂，而他不改农民的意识，有了钱就喜欢买地买房，后来在杨树浦路上买了两条弄堂。在南市区也买了一套房子，大小品质和杨树浦的家差不多，最初在那里开了一家博爱医院，小时候我还去收过房租，解放后成为南市区政协机关。父亲在南汇也买了地，造起一个园林，种花种草，当中还挖了一个荷花池，夏天我们有时到那里避避暑。里面还造有倪家祠堂，当地人把它叫作倪家花园。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那时日本人还不能进入英法租界，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抗战以后虹口那边就不安全了，于是我家从杨树浦搬到霞飞路（今淮海路）。当时定房要押金，一幢就要十根大金条。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乡下的亲戚也来上海逃难，住的人多了，又在现在南昌路口的淮海坊定了几栋房子，那条弄堂的“过街楼”都是我家的，一共花了二十根大金条，记得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电风琴，其中两间直到现在仍属于我家。我现在住的南昌路花园别墅是那以后定的，当时我和父母及兄嫂都住一起，那房子外面看上去很小，但进去之后却很大，记得当时吃饭的桌子非常长，就像外国人的西式大餐桌一样，吃饭的时候，父母要分别坐在两头。但我并不喜欢这房子，我对爸爸说：“这房子虽大，但不如原来的房子正气。”父亲说以后再回到南市区去，但战争期间南市区始终没有法租界安全，所以就一直住在这里了。这时，民立女中也搬到淮海路东湖路口一带，到学校去反而近一些了。
日本人不在租界杀人，可管制大米的买卖，看见米袋之类会用刺刀戳破，食物成了大问题。当时只能买到“洋籼米”，不仅贵得要命，有时有钱也买不到，而肉就更少了，我们家给商人多一些钱，希望他们送好一点的米来。货币急剧贬值，几万元法币才当战前的一元用，买东西甚至要用麻袋装钱，所以常用金条买东西，一两的小金条差不多只能用半个月，以致大家都到外滩银行抢买金子。当时教堂里的牧师也不富裕，一个住在淡水路的张牧师，家里孩子很多，生活拮据，我们就常送点吃的给他们。
口述者高中毕业时
有个小姐妹本是大团镇上我家的邻居，她家就在我家隔壁开浴室，我俩关系一直很好。抗战时的一天，我和她一起去国际礼拜堂做礼拜，然后坐黄包车回家。路上遇到越南巡捕，他们拦住我们说：“女孩子那么晚回家究竟在做什么？” 如果遇到法国巡捕还客气点，而那些越南人极其可恶，当地居民买酱油、醋经过雁荡路，若被越南巡捕看见，往往被敲掉瓶子扔掉东西，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就是不让你好过，所以当时上海人一看见这些越南人就躲开。这些越南人坏得很，也不懂什么是做礼拜，我们很害怕，只好向耶稣祈祷。正巧这时有两个法国兵从建国路上的军营里出来，他们走过来询问，我们一说是去做礼拜，法国人懂得是怎么回事，马上就放我们走了。我高中那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上海参军的人很少，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大部分是山东人。我们浦东的芦潮港对面就是宁波四鸣山，那里是新四军根据地，所以浦东那边也有人参加新四军。我姨妈的小孩也参加了新四军，后来被抓到要关进江西的集中营，幸好他跳车逃了出来，躲在了泥城老港。
高中毕业时，哥哥已在沪江大学就读，他想叫我也去读大学，但父亲觉得女孩子读到高中就很好了。就在那时，我和哥哥的朋友认识了，他比哥哥小两届，但他读书早，其实和我同岁，哥哥觉得他人不错才介绍给我的。
民国年间的结婚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