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时候，纺织行业也受到当时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一度片面地追求速度。原来正常开机为三百多转，而当时我们厂和别的纺织厂普遍把机器开到四百转，机器开得太快就来不及接头，或者一接就断，会纺出许多废棉花，造成很大浪费。可能后来有人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了，中央察觉到这个情况，开会时碰到周总理，记得他只说了一句话：“裔式娟，你回去要做做工作。”以后才逐渐把机器速度放慢了。
国家还是挺照顾劳模的，1952年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造好，我分到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卫生间与灶间公用，卧室还铺着地板，居住条件一下改善了。不久，妹妹来上海照顾我的生活，我工作太忙，家务几乎都由她做。那时，外地人落户到上海还不像现在那么难，所以她的户口也落下来了。1954年，党号召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街道来人动员，我想自己是组织培养的，也不好拖后腿，妹妹就到郊区插队去了。好在妹妹以后有机会参军，复员后在上海结了婚。她现在过得蛮好的，我们还时常碰头。
后来妈妈住了过来，并带来了二弟的一个女儿。由于妹妹已去农村，她们也就可以落户在我家。1960年我国经济困难，厂里工资照发，但买不到什么东西，食堂菜很少，常做卷心菜酱油汤。那时家里只有我和母亲及侄女三个人，母亲也是苦日子过惯的人，所以日子还过得去。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我的定额是二十九斤，平时能节约就节约点，省下粮票还上交给国家。二姐在乡下结婚，她生了三个小孩，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跃进”时乡下搞“极左”，老百姓都必须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后来办不下去了，就重开小灶，分给每人二十斤稻子。二姐家小孩多，粮食更不够，二姐总是把稠稀饭留给孩子吃，自己吃点清水米汤，身体慢慢垮了，她患上肺病，又怀上葡萄胎，不久就大出血死了。二姐的大女儿生病，来上海看病后没有回去，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后来户口也落在我家。没结婚时我的负担不算重的，因为那时纺织女工的待遇都挺不错，一般工作都是五六十块一个月，而纺织女工可拿到七十几块，50年代我的工资是七十七元四角，后来进修纺机维修回来，我当上副工长，工资涨到九十几块，因此可以帮帮家里，有时还可拿点钱接济一下弟弟。
口述者在工作中
为了工作，我直到三十四岁才结婚，那么晚结婚是因为想到纺织厂女工多，结婚对工作有影响。我的丈夫是亲戚介绍认识的，他有文化，读过业余大学，还当过兵，在轻工企业工作。我们工作都很忙，就写写信交流一下。他工资不高，我们结婚很简单，买了点床上用品和生活用品，既没有请客，也没有拍照片，就直接去登记，婚事都是丈夫一手操办的，我连婚假都没请。本来喜糖也不准备发，因为那时糖太贵，后来大家说糖一定要发，才临时去买来发发。结婚后，家里的事情丈夫管得多，他样样都会做，“买汰烧”全是他来，我的心思仍然主要放在工作上，他一直很理解和支持我，也没什么意见。直到38岁我才生下第一个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不仅丈夫照顾我，母亲也帮过很多忙。我们育有两个女儿，她们现在都很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就被批斗了，厂里贴出许多大字报，给我加的罪名是“黑劳模”。他们在我的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然后把我带到会场，逼我跪在台上，还有人揿我的头。当时积极造反的人其实不少是原来工作表现不好的人，他们认为党委干部都是不好的，都走资本主义路线。而我没有起来造反，他们就批斗我说：“毛主席要搞文化大革命，你为什么不投入？为什么不起来造反？你对得起毛主席吗！”我心里想： 在厂里见过毛主席次数最多的人是我，我多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劳模大会，中央的许多会议也都参加过，这些荣誉都是来之不易的，这么多年我一心想把工作做好，我哪里对不起毛主席呢？我实在想不通。我不是掌权的人，群众关系也很好，所以在被批斗时吃的苦头少一些，总算没挨打。有一位工友还对我说：“侬要经得起一点！”意思是要我坚持住，不要走绝路。后来厂里两派斗争很激烈，国棉十四厂的人也到我们厂参加武斗，听说把人拖到地下室殴打，打死人也没人管，当时曾看到有人拖着铁棍从我的面前走过，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白天被批斗，晚上还要上晚班，我不会搞阶级斗争，就一门心思放在生产上。有人来问我参加什么组织，我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只有一个组织，就是党组织。”
直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上台，原来的老劳模才抬起头。“文革”时，工厂被搞得乱七八糟，那些掌权的人既不为国家做事，也不为老百姓谋利益。文革结束后中央直接派人到上海恢复总工会，组织上到各厂挑人，被选中的不少是原来的劳模，还把“文革”期间爬上去的造反派弄下来，这就是所谓“拨乱反正”，关键是要将权力还到工人的手里。我在国棉二厂做了三十年，1978年起，担任了十年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分管职工生活和女工事宜。
重新开始正常工作之后，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搞好生产和关心工人生活，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生产方面，总工会分部门组织生产技术交流，以求提高产品质量。我主要负责生活方面，想要生产好，一定要做好后勤工作，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在市总工会的领导和工会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生活后勤工作搞得很有起色。我们首先关心工人的吃饭问题，工人劳动是很辛苦的，如果吃不好，大家心里有气就没劲头干活了，所以办好食堂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求食堂的饭菜必须是热的，并尽量使饭菜可口，倡导食堂做点心，还组织各个食堂进行“操作比武”，也就是比赛谁做得好吃。记得上海自行车三厂的食堂漏水没钱修，我向上级反映请求解决，最后拨下一笔改造设施的费用，然后派厨艺最好的工人到食堂工作，结果这个厂的食堂办得很好。除此之外，还要帮助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设立厂办托儿所和幼儿园，等等，总之要关心群众生活。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市总工会牵头创办了上海市总工会幼儿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女职工，想办法维护女职工的权益。当时全市有两百多万女职工，我常去家访了解女职工的情况，搞调查研究，然后写报告向领导汇报，建议市政府讨论制定一些对女工有利的条例。比如说关心经期、孕期的女职工，让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调工种，让她们多休息或减轻工作，产假原来只有五十几天，也在这时增加到九十天。
1989年，我办了退休手续，以后又被总工会返聘为市退工会顾问。返聘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关心退休工人和退休的劳动模范，了解他们的生活，做一点调查。在上海仅全国劳模就有一千多人，还有更多的上海市劳模，那些劳模为国家作了贡献，但现在生活确实有了困难，于是总工会牵头将情况向市政府反映，最后由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我在厂里就常去工人家家访，这时也仍然常去下面调查。有一次，居委向我反映，机电局的老劳模周国发特别困难，他搞技术革新，工作特别努力，两个儿子发高烧都没顾上带去看医生，以致落下聋哑残疾。我去他家一看，境况真是很糟糕。二十年过去，两个儿子都长大了，他把一间房子拦成两半给两个儿子结婚，老两口没地方住，只好在窗户前搭出一个几平方米的违章建筑，这个危房连门都没有，老夫妻就每天从窗户爬出爬进，冬天极冷，他就把破麻袋铺在地上。我觉得很辛酸，当即叫来记者采访，不久，照片和报道在《劳动报》上登出。这个报道反响极大，引起了总工会和机电局领导的关注，后来市长也去他家慰问，了解情况后，给他分了一间房子。
幸福的晚年
工会不断向各部门领导呼吁关心劳模，请求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有一年，我和部分劳模在市总工会的支持下，给市领导写信反映退休劳模的困难。市里挺重视的，把我们叫去开座谈会，干部们都说：“老劳模都是苦出来的，不关心说不过去。”后来，市政府批转了市总工会、财政局等部门写的有关意见，解决了上海退休劳模的生活津贴问题。
1999年，我正式退休，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我和小组的姐妹及上海的老劳模还保持着联系，相互打打电话。现在我每天都锻炼身体，做点家务，看看报纸，有时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生活很规律，也很充实。看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年轻一辈，我有很高的期望。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将由你们年轻人继承和发展，希望你们能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取得新的成绩。你们不要认为现在的幸福是理所当然的，还要继续奋斗，踏踏实实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